第十九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13）
竹幕之后[94]
1.吵醒真正意识到灾难开始，是在我被吵醒的那一刻。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后，并没有遭遇任何实质性的抵抗，4月23日清晨，共产党军队进入了南京城。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在这之前不久乘飞机离开了南京。第二天清晨6点半以后，我在卧室被吵醒。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了进来，我惊呼，并且高声质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退了出去，一两个口中还嘟囔着似乎很不满。等他们一离开，我马上起床，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大概有十一二个人又冲了进来，他们正是刚才闯进来的那些士兵。其中一位代表走了过来，礼貌地和我解释：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好玩到处转转，希望我可以理解。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理解。这个人说士兵绝对不会伤害到我，如果觉得他们烦人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无须对他们客气。
艾德·安德堡是我的家庭事务总管，他也在这阵吵闹声中醒了。他向我的房间跑过来，却被他们又赶回了自己的房间。最终，这些不速之客被受了惊吓的服务人员引了出去。
其实，这件事的答案很简单。入伍之前，那些士兵都是山野村夫。他们的胜利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轻而易举地闯入中国的首都，由于好奇想看看周围的风景。来到我家门前时，值夜班的人吓傻了，按照规矩他应该回屋报告，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顺从地给他们打开了门。对于外交豁免权这些农民出身的军人知之甚少，而共产党灌输给他们的思想他们也尚未吃透。比如，一个士兵告诉使馆的服务员，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归中国人民所有，将来都要归还给他们。这件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此事，国务院的态度很强硬，他们命令我到南京和北京组织抗议活动。实话实说，这个任务有些艰难，要知道我们和中共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因此没有机会和共产党高层会晤。我得到了一些非正式渠道的消息：对于士兵如此的行径，北京和南京的领导层十分恼怒，这些事被视为为共产党丢了脸。而这件事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美国国内，甚至好几天的广播里都有相关的报道。而后，我听说共产党对肇事的士兵进行了拘留的惩罚，并对其进行了深入教育。同样受到干扰的还有英国和法国使馆。
2.工作打折
由于未来情况尚未明确，在天下大变的前一天，我被国务院召唤回华盛顿。而那个时候，南京政府已经转移，在广州的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公使的身份执掌使馆。可是包括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使团在内，诸多在华使团却达成共识，建议自己的政府不承认广州政权[95]，并允许外交人员留在南京，尽管那时南京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至于需要停留多久，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不久后，我也被国务院授权留守南京，这样做为的是确保在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内，美国的官员和公民可以得到庇护和照顾。
在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后，我要求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代表会议。通常，这类会议都是在法国大使家举行，他是我们这些驻华使团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军队士兵闯入我卧室的行为非常可笑，对此他们表示同情。但是同时大家也都忧心忡忡，没人知道中共除了对苏联友好外，对其他国家的仇视会到什么程度，而那些无知的下级军官还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大家也不得而知。事实上，之前就有过摩擦。之所以召开这种会议，是因为现在已经无法逃脱。国民政府曾经督促在华外交团在他们败退之前离开中国，他们很希望我尽快撤离。而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从国民党和我的同僚们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端倪。而此刻，我们被围困在南京，只有等到上海被“解放”以后，我们能与上海通信后才能判断出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参加会议的途中，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几天，而后，中共限制了所有外国人的出行。据说，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警告。我的一举一动备受中共关注，所以，我并不打算冒险离开住处。而我的自由受限的问题也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虽然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要知道我曾经有长达3年半被日本人关押的经历。幸好，我还能收到最新的消息，那是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向我传递的广播信息和其他消息。大概在一周之后，我的行动限制解除了，而我平时的工作量也随之大幅度削减。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处理，也不需要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和中共建立外交往来。而信件方面我只收到过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件，其他的信件根本无法收到。可就是这样的一封信，也是在抵达南京的两周后才辗转送到我手中的。所有南京当地的中文报纸大洗牌，成了共产党的喉舌。普通新闻几乎在报纸上绝迹，所有的报道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旧可以使用大使馆的广播网收听到时事广播。
3.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比和反思
我心里一种长期积压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变得尖锐起来，这个矛盾就是我对于中国两大党派的情感问题。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他们那卓越的协作精神、公共意识，都让我深感佩服。可是，从获得政权的那天开始，国民党内部的坏现象就没有停止过，比如贪污受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乱搞裙带关系等等。要知道国民党统一了全国，推翻了腐朽的军阀政权，可与此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军阀留下的恶劣行径。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军队为了击垮共产主义，运用了集合军队力量、派遣秘密警察等方式，可同时又必须忍受腐败的困扰。民众对于国民党日渐失望。当共产党军队向长江进军时，国民党宏伟的防御计划迅速流产了，这计划是死在无谓的政治纠纷、遗弃和背叛中的。可是，就是这样的政府，美国曾大力支持、援助过。最初制定的规划和目标是好的，从很多他们内部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我们也相信他们。
在渎职方面，共产党与国民党有着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努力致力于官员与群众能够和睦相处，该党的党纪、军纪十分简单且务实，他们有着良好的贯彻力。这一点在中共进入南京市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占领时非常平静，士兵也没有骚扰平民。虽然共产党债台高筑，但他们会按时偿还，就算有些账目不能立即偿还，他们也会在其他方面做出补偿。而他们南下途中如何顺利，这种消息都会出现在他们的广播节目里。简单地说，共产党成功实现了后勤工作的最优化，这也让士兵们斗志昂扬。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就在使馆区演练、讲演，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太多太多。共产党给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将会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要知道，以前基督教会和其他文化势力也都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但得到的效果实在不佳。这些成绩为共产党带来了很多好处，这让组织和发动群众更加容易，他们的支持者也乐于自我约束。共产党成了典范，他们不顾身家性命而拯救劳苦大众。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爱国青年也支持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共产党非常不简单。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大的失败。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经历过苦难折磨的平民，并不关注背后发生的事，只要有变化他们就会觉得满足。联想到可能发生的结果，我感到十分担忧。如燕大还有那些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起来的文化亲缘，它们会有怎样的前途？它们为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它们都是基督教机构。
众多的中国青年男女是我最同情的对象。如果他们能够加入国民党，那么他们将会对国家效忠，因为在他们眼中为国家效力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其他方式都无法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自我表现和认可的机会自然无法获得。促进改革进程、致力于实现公共意识，这些都是他们所应期盼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加入了小党派或者不加入任何党派。现在，他们需要面对理想破灭，需要面对社会瓦解、家庭破裂，必须忍受肉体和经济上的折磨，他们四处寻找庇佑以逃过灾难。就在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时，中国丢失了最宝贵的资产——这些年轻人对于国家建设的创造力。
我也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美国政策中最令我担心的地方还是出现了。就像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之前，在我和他的对话中说的那样：要么给予国民政府充分的援助、建议和控制，令其击垮共产党；要么完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无论这两个方案他们选择哪个，都比现在这种犹豫不决、三心二意要好得多。一直以来，第三种方案只会引发不幸的结果，果然这种做法引起了反美浪潮，而我也成了众矢之的。随着共产党的胜利，反美情绪愈演愈烈。
1948年春季，国会通过的“拨款1.25亿美元由国民政府随意支配”的法案引来了最多的抨击。拿到这笔钱的中国政府立即将其投入到了购买陆海空三军的物资和装备上，而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美国官员有意拖延，也许是制造商订货的顺序，这批物资的运输过程极为缓慢，我们因此成了中国各阶层批评的对象。我们被国民政府批评为“掏钱又少又迟”。我则被蒋介石和李宗仁催着发货。
经合署拨发的2.75亿美元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一点值得探究。赖朴翰及其属下在这一问题上理所应当受到表扬。他们的精力充沛和高效率体现了美国传统的高尚精神。这笔拨款虽然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可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去看，想要客观地评估这笔款项所发挥的作用，就必须注意到它实际引起的“政治病”。中国经济过于悲惨，这种改善根本无法起到多大的作用。
唯一没有受到谴责的政策是农村重建计划。我曾经在这项计划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可是，构想提出的两年内，由于各种原因，这项计划并没有发挥作用。而共产党占领了东部和南部后，最早收成的区域落在了他们的手中，我们为他人做了嫁衣，这与国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个计划是个美好的理想，3名中国人和2名美国人负责该计划，他们十分称职。可要知道这很讽刺，我们将政治和慈善事业融为一体，最终也只是胡闹罢了。
最讽刺和好笑的是我当下的处境，我曾经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而如今，我则被丑化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我不能再担任燕大的校长，各行各业的燕大毕业生对此表示沮丧。其实，这样的沮丧是有理由的。这是我外交官生涯中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我深深地懂得了言多必失这个道理。我只想告诉所有人，我始终都是我自己，从未改变。
4.黄华
黄华[96]在南京被接管不久后接管了外事局，他原来的名字是王汝梅，他是燕大毕业生，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像其他人一样改了名字，于是他被人们称为黄华。马歇尔将军在北京建立执行司令部，黄华是活跃分子，同时也是将军特使团的成员。我和他的接触就在那时，他对我很友善，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黄华的言行中，我注意到共产党对于美国的反对。共产党反复声明外交官只代表本人不代表国家，这也让我很想知道黄华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傅泾波接到了黄华的电话，他约他见面，那时黄华刚刚走马上任，而后的两个小时两人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傅泾波在与黄华告别时，建议黄华去探望他的老校务长。黄华则回答傅泾波，如果想见我，还真的只能用“学生拜访校长”这个名义了，但是，他还需要和别人商量一下后再通知傅泾波。果然，黄华在几天后来拜访我，我与他畅谈了两个小时，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共产党有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紧密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规矩，于是，我见他的身份只能是美国公民，而并非外交官。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安排了我们这次会面。黄华在这次谈话中提起了共产党的这条规矩，于是，我和他辩解：在共产党大器未成之前，西方国家依旧只承认国民党政权。可是，如果有一天人民承认、接纳了新政府，至少中国人民要接纳它，并且该政权向其他国家表示了往来的诚意，相信它自然会被大家重视，这也是国际惯例。而在新政权未被人民承认前，消极等待只能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的态度。换句话说，外国并没有站在审讯台上，站在审讯台上的是共产党自己。当然，北平方面事先知道我和黄华的会面，而黄华也需要上报会晤的内容。
这件事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预示着被意识形态屏障区隔在两端的、均自诩为民主与自由表率并指称对方为敌人和侵略者的双方，若想彼此渗透，就不应该计较过去。
5.上海的情况
共产党军队很快拿下了南京，他们乘胜追击进军上海。共产党知道，上海存在着不少国际性问题和经济行政管理上的漏洞。我以为他们会绕开上海，等以后再做政权的交接。蒋介石先生下令长江撤军，守卫上海，并在上海地区做了部署。可是，实际上的防御效果却愚蠢之极。部署的过程极为铺张，上海居民的遭遇则更为严重，并且留下了心灵上的创伤。左翼嫌疑分子被到处追捕，谍报机构还向准备和共产党谈判的重要人物下了通牒，使得那些人不得已要么去了香港，要么自谋生路去了。国民政府还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做“贡献”，这简直就是对老百姓的压榨勒索。船只、车辆几乎都被征用。“焦土政策”[97]在抗日战争时适用，而此时只能让百姓增加仇恨罢了。街头上张贴了大量海报，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砍伐、道路设障，国民党军队甚至举办阅兵仪式，这一切都是为了广泛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则得到了银元、电影票，被许下了种种特权和美丽的诺言。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时活跃异常。委员长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十分强硬，正是由于他强硬的态度，使得全体军官士气高涨、众志成城、斗志昂扬。然而，几周以后，还是共产党军队赢取了最后的胜利。
解放军骑兵部队进入上海市
6.书之静美
我那些滞留在南京的外交官同僚被禁闭在城中，他们甚至不能用电报和本国联系，因此他们变得焦躁不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都有自己的无线电器材，尽管法国人的差一些。但是，只有在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被允许用来发信息，这也说明了当时反常的形势。当局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他们眼中的普通外国公民，我们其中的一些人被允许像往常一样工作。面对那些来我这里探听消息的小国公使，我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他们还真的踏破了我的门槛。从这些人的话里，我也可以了解到他们被隔离得多么彻底。对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来说，普通的社会生活和消遣娱乐也都成了奢侈。而最为讽刺的是，亚洲国家的公使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我呢，不忙，可也不至于无所事事。对日常讯息的阅读和处理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一个大家庭，这里可以有外交事宜发生，也可以有传教士和中国人往来其中，还可以提供充足的社会娱乐。朗费罗[98]有一句著名的短句“书之静美”，用来形容这样的生活再好不过了。我具有双重“性质”：我是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代表，可也是常年生活在中国的老头子，就算是行动受到限制，我也能紧跟时局。
7.体验上海
我想去上海，想看看新政权是如何控制它的，也想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上海沦陷后，交通系统陷入了混乱。这次为了去上海，我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并请黄华告知我去上海所需准备的手续。黄华告诉我，我现在只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我的事情可以被“特殊”处理。摆正我“特殊公民”的位置后，黄华帮我安排了上海之行，除了我之外，同行的还有使馆护卫、傅泾波、使馆工作人员和黄华的三位特别助理。抵达上海后，黄华派代理人接待了我，不管我走在上海的哪条街上，身边都有两卡车的便衣护卫跟着。据说原因是：上海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担心国民党会在我身上制造骇人听闻的事件，这样会让新政权难堪。于是，事情就演变成了这样：我无法自由行动，整天躲在总领事的官邸内，没有社交活动，只能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来看我。由于我过于引人注目，很有可能引来其他特务机构的拜访者，特别是中国的拜访者。上海刚刚被接管，精力旺盛、高效率和廉政是新政府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帝国主义成了他们政治宣传的新矛头，他们维护底层大众的利益。另外，这个城市里还有个巨大的冲击，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市民？这一切都让上海成了一座“城市实验室”。
我抵达上海的经历为外交同僚所效仿。为了躲避行李搜检程序，我决定在外交豁免权上大做文章。但共产党明确表明，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只是普通的外国公民，毫无疑问这又成了观念冲突的一大证明。还好，事态并未扩大。可我的特别通行证上却印着“美国前大使”，我若是想引起哄堂大笑，只需要将这通行证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就可以达到效果。我的一位欧洲同行也得到了这样的通行证，这让他勃然大怒。
我在上海时，明显地体会到，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这也是因为英美国际地位变化所引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它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它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下试运行。《字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对于最早来华的英国“先锋队”来说，上海是非常靠北的地方。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们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这份报纸的编辑部在外滩滨水区，那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英国企业与它相伴。这些年来，它被人戏谑地称为“外滩老妪”，那是因为它的编辑方针受到英国国内保守的限制。
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字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字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一封用英文书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了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字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中国当局随时都有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不过这倒是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而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报纸的这种做法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高尔德是《大美晚报》的编辑，他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业务经理的电话。业务经理告诉高尔德，他被关押了，关押他的是要求涨工资的员工。这种事情已经在中外雇主身上屡见不鲜了，都是拜激进宣传所赐。高尔德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也会遭受这样对待的情况下，他还是赶回了办公室。争论告一段落，是因为工会代表赶赴了现场，提出了更加合理的方案。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建议政府进行干预，而中国人却怎么也不肯。直到午夜，才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人发现高尔德写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真实报道后，罢工又开始了。对于高尔德来说，工人这样的行为干涉了自己的编辑权，他无法忍受，宁可关门大吉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对于那些身份卑微的工人来说，高尔德这样的态度没给他们脸面。所以，从那开始，《大美晚报》虽然还保持着友善的态度，但是内容却不再自由和诚实。于是，高尔德决定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固执，正如《字林西报》所体现的英国人的现实一样。
上海被一则“长三角布满水雷”的谣言击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了关闭共产党控制的所有港口的决定。他们没有使用“封锁”这类字眼，要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哪里还能理会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此的抗议呢？关闭港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它扼杀了城市的经济动脉。
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务，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棘手。有时候是外国人无意间触犯了新的法律法规，通常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劳工中的不安情绪所引起的。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社会学家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将这件事当作案例来研究。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吉卜林[99]提出的传统和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而“上海思维”早已经臭名远扬。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傲慢自大进行反抗，是随着港口发展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出现的，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大肆声张。上海在经历了日本人的占领、投降后，总算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虽然如此，外滩上还是弥漫着民族主义仇恨，并且这种情绪逐渐恶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国民政府对美国的援助等得望眼欲穿，这使得高层领导多次指示要优待在中国的美国人，这也使得很多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种族歧视的思想。
8.等候撤离
6月底，我开始为自己的撤离做准备，当时有一些事情还没能得到顺利解决，比如，如何安排奉天的同事先撤退。另外，我还得等一位高官回来，他去了北平与共产党谈判，他认为两党应该以国际大局为重，进行合作。而在这之前，毛泽东及其幕僚盛情邀请他到北平去访问。我知道，他一定能带回第一手资料，并且能够知晓中共的真实意图。因为通信条件差，我定在7月18日再见他一面后离开中国。飞机进行了修缮和试飞，这一切都非常顺利。而当局对我不理不睬，说明他们也希望我早点离开。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局势有所好转，当地公安局（警察局）为了防止那些尚未偿还完在华债务或者未了结官司而逃跑的外国人离境，在“出国许可表”后面附上了一个“商号担保”条款，想要离境的外国人必须有两家商铺做担保。也正是因为这样，冲突又一次爆发了。既然，共产党声称对所有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一视同仁”，那么就应该让所有人都去填写这个表格，而并不应该只对外交官豁免。当然，“豁免权”这个词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存在过。规矩制定了就不能反悔，否则就丢了颜面。共产党凭借他们的教条鼓舞士气，并且不容许任何人怀疑他们的教条。他们不会认错的。
美国政府决定严肃对待这件事，免得开了不良的先河。黄华[100]和章汉夫[101]与北平上司保持着联系，并试图对当地同僚们施加影响。因为我是黄华的老校务长，所以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免得有人说他因为感情而牺牲党性原则。在他的帮忙下，我成功逃脱了“担保”和“行李检查”这些程序。我将那些积攒了三个月的高度机密政府文件以及全部员工的信息全部带在身上，并得以逃过检查。[102]黄华告诉我，之所以能够获准乘坐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也是有特别关照的。要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海面的封锁一天不解除，就不可能离开。
连同我的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员在内，一共有4名机组人员。驻沪总领事卞宝德先生、领事馆工作人员恒德大先生、威廉·奥列佛夫妇和傅泾波先生，这些人都是同行者。他们能够离开中国，是托了医生的福。奥列佛先生甚至在此前惨遭上海警方殴打，他的心灵和身体严重受创，所以，他必须要回国接受治疗。在离开前，我们拜访了两家中国私有银行和几家公司，我们想知道他们能否为我们提供商业担保，可随后我们意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在这里得到了不信任的对待，他们拒绝涉险。我们只好向中共当局汇报此事，中共当局给出了答案：可以找美国公司担保。这件事在我们看来极为滑稽，美国公民竟然要为本国外交官担保。而美国国务院曾经有规定，包括大使馆成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接受任何他人的商业担保。可这件事如果僵持不去解决，那么大家谁都别想走了，我们几乎被逼疯。南京的酷暑将日子切割，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逝。原本我应该乘坐飞机迅速回家，而此刻却只能和同僚朋友会面、去教堂参加聚会，以这些事情打发空虚的日子。[103]
此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其内容是回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演变，用以应对国会和其他部门的批评。我得知国务院希望在“白皮书”发表之前我能够回到美国，很明显，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在书中得到太好的评价。7月23日是原定的发表日期，而选择这个日期也是为了给我留出充足的撤退时间。可是，由于印刷时间错后，发表日期也顺延至了8月2日。而缓慢的交洽还在我和华盛顿、黄华和北京之间进行着。我认为，“白皮书”发表的时间是否错后，与我能否解决困难毫不相干，不过国务院方面却有意押后发表日期，大概是担心发表后引起的恶果。而我担心的问题却是，如果白皮书发表引来共产党的勃然大怒，我那微妙的回国问题协商恐怕就要搁浅了。
在焦急等候撤退的日期时，我还得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向国务院建议：中共控制区内的美国侨民需要撤退，最好是从上海地区撤退。共产党方面反美的宣传越来越激烈，对外企业和私人企业也遭到了白眼。私人企业国有化的过程逐渐开始。一些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决心留下，哪怕是前途渺茫，他们也会恪守当初将自己引入传教事业的奉献精神。忠诚的品格，在他们的身上得以体现。可是，商人的前途却显得非常暗淡。就算是最为理想主义的人也不免需要面对现实。美国和英国的商人情况大不相同。在中国的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你都能遇到倾家荡产来做生意的英国人。如果他们撤离，就意味着一无所有。英国商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那些能够赚到钱的生意。美国商人比他们要幸运多了。美国对华贸易仅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三，就算放弃了在华的利益，美国商人在其他地方重整旗鼓也不是难事。
共产党宣称禁止外国人干涉内政，这就是我们多虑的原因。而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曾经支持过它的敌人国民党。黄华对我说过，任何中国人，不管是农民也好，商人也罢，又或者是学生，他们都会赞成当局的决定，禁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他对我倒是可以坦诚相对的。可是，我们过去对于中国的帮助，共产党领导层心知肚明。经济和工业复兴的重任是他们眼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单凭着苏联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是共产党最好的选择，不过，他们绝对不会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教条。
中方在剧烈的思想斗争后，同意我以美国大使馆的名义担保同行者。不过，他们还是收到了我奉命提出的强烈抗议。而这一回得到了他们强硬的态度，我外交官的身份甚至被他们否认。关于侨民问题，我向当局多次提交抗议书，而这一切都是奉命执行的，毫无疑问，当局驳回了我的抗议。黄华这一次不顾自己的党派原则，听完了我那一大通言论。而我亦知，他是因为念及师生旧情才如此谦逊的。在他的心里，我不是美国大使，而是他的老教务长。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在我去上海之时，有位加拿大同行也跟着去了。当局接到了他的警卫因为一项严苛的规定而提出的抗议。他向当局发出质问，这样的规定为何美国大使没有遇到？而他却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里没什么美国大使。加拿大人非常气愤，立即说出了我的名字。而工作人员用冷冷的语气回答了他：司徒雷登是我们接待的一位著名教育家。
8月1日，是我们重新确定撤离的日期，我们终于离开了。而这个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周，相信“白皮书”会在我们走后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