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12）
前路坎坷
1.走过1948
1948年年终，意味着中国政治体系里的一个传统已经消亡。蒋介石显得十分镇定，他的身影孤独且傲然。在1948年年末的那几个星期里，委员长淡然面对时下的分崩离析，他按部就班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到了圣诞节时，委员长做出了决定，他那些值得信赖的下属在他的指挥下拟定接任程序，他要下野，李宗仁副总统将接替他的职位，为代总统。蒋介石希望权力能够顺利交接，并希望对共产党的抵抗不要停止。在新年文告中，对于和平他满是渴望，他已经决心辞职。可是，他的下野也是有前提的，他向共产党提出了五个条件。
共产党方面在一周后依旧没有答复，他们的广播揶揄了委员长几次。最后，政府得出了结论，共产党拒绝了和平倡议。于是，一个计划被推到了面前，他们一方面要保卫首都，另一方面已经铺好了撤退到广州的后路。又过了接近一周，毛泽东在广播里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提出了共产党的八条主张，表明军队将会在他的命令下继续南下。这样，国民党的领导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而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基本上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首要条件便是交出战犯。
兵分三路的共产党军队一路南下，他们几乎没受到抵抗就抵达了长江北岸，和南京隔河相望。另外的两路军堵住了南京的东西要道。国民党军队派去四支部队侦察，没想到一遇到共产党军队就立即撤了回来。国民党军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挖出来一条条战壕，水泥“药箱”也在南岸附近的山上建造起来。但领导们意识到，照这样发展下去，战争已经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可是，现在投降就意味着耻辱。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北伐、抗日接连胜利，它带领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五大”之一，它的威望波及全世界，它不能允许自己就此投降。
政府在绝望之中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还把我叫了过去进行咨询，他们想向“五大”中的其他四个国家发表一份外交说帖。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向其他四国发表了请求，希望各国代表可以聚在一起，希望可以有大国的政府将共产党拉回到谈判桌前。而各国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委婉地予以了拒绝，并声称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吧。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给中国一个狠狠的耳光，而中国人一向都是爱面子的，政府几乎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月前，当局制定了转移广州的方案，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取消了。如今四面楚歌，在经过激烈的探讨后，这个计划被重新通过。而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则表现出国民党领导人的内部斗争，和他们个人心中的冲突。我能从这些人的对话里感受到，每个人都想知道美国人的援助政策，于是他们对我施加压力。
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他们应该清醒一些，美国不是救世主。
2.一团混乱的国民政府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政府希望外交使团跟他们撤到广州。事实上，我们应该听从政府的命令，跟随政府转移到“临时首都”去。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也有公使头衔，他带着一支队伍南下抵达广州。这几周是极为混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大使私下里聚在一起，讨论何去何从。最终，我们认为应该暂时留在南京，而各国也都同意了这样的决定。我第一次在会议期间体会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该组织其他成员彬彬有礼地对待我，更体现在其他国家代表尊重美国做出的任何决定。一些小国家的政府命令大使跟着美国走，美国做什么他们也跟着做什么。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唯一一个跟随国民政府南下撤退的是苏联，苏联大使私下里解释，是苏联政府命令他撤退的，以免他留在南京引起传言。看起来，照章办事是苏联人的特点。
国民政府这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对于首都的选址问题无法统一意见。但是，平安抵达广州的孙科却承认首都依旧在南京。按照规定，南京需要有所有部门的负责人留守，但是，半数领导不务正业，他们要么去了上海，要么去了广州，这让底层官员受尽了折磨。火车站人挤人，外交部的200名员工连同400名家属在那里睡了三天三夜，那是因为铁路系统已经凌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他们又在去往上海的途中被赶了下来，他们被告知部队征用了火车。最后一次我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时，他们已经在吴淞滞留了一周，没有一艘轮船将他们接到南方去。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在上海滞留了40天才离开。可想而知，当时政府公务拖延的程度有多严重。
3.代总统李宗仁
在共产党反驳新年公告的一周后，委员长悄然来到浙江沿海附近的山区，这里是他的老家，风景如画。李宗仁副总统在1949年1月22日正式出任代总统，可是他却遭遇了麻烦。陆海空三军中那些忠于蒋介石的下属希望蒋介石重新出山，他们声称只听从蒋介石一人调配，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魅力，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忠心耿耿的高尚性格。对于共产主义，委员长极为痛恨，如果你要他袖手旁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代总统李宗仁陷入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困境之中。李宗仁是个现实的人，他坚信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可以完成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蒋介石开启了和谈的大门，官方也已经正式批准。可惜，所有的人都跑了，只留下了李宗仁一个人左右为难。共产党军队排头部队在长江对面驻扎，他们每天都在广播里羞辱当局优柔寡断、四面楚歌，并且还提出各种毫无道理、不着边际的要求。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守南京，可是，他们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货币贬值的速度还在加剧，政府将所有的黄金储备和一切流动资产都运送到了台湾。这样做是为了体现和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人们渴望和平，他们期盼共产党军队获胜。共产党的战犯名单上，赫然出现了李宗仁的名字，最讽刺的是，和谈的前提是要求将其他战犯交出去。可怜的李宗仁，孤身一人留在南京，并且还要面对属下终日不休的争吵。尽管面对包括共产党训斥在内的一系列难题，但李宗仁依旧坚持不懈。他多次派使团去北京，希望能够敲开和谈的大门，可惜，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4.挂念燕大
1948年最后的两个月和1949年开始的时光里，我的精力大部分被当下时局所吸引，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惋惜。美国大使尼尔森·约翰逊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日军侵华不久后对我说，我们像是观众一样，坐在第一排看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躲在一旁冷静地分析。我当时就反驳，为何美国要束手旁观，做个看客？而如今，我自己也坐在豪华的私人包厢里面，看着这一切悲剧的发生。
抗日期间，全国万众一心，英勇抵抗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入侵者。可如今，形势大变，变成了两股意识流之间的战争。而大众除了默默忍受外还能做什么呢？就算反感任何一方，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改变现状。
圣诞节期间，我和同事约定去燕大看看，要知道北平当时也到处都是战火，如果此刻我出现在那里，恐怕会引来轩然大波。这一点我不是没有考虑，我考虑过这个旅行计划，可伴随着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已经很多年了，我习惯于圣诞节的下午在燕大开一个派对，邀请一定年龄以下的职工子女参加。最初，参与的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并且人很少，但那些小家伙让我十分开心。随着队伍不断扩大，参加圣诞节晚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超过了200人，这里面绝大多数还都是中国孩子。而在当时，北平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买到了，我只好将大使馆中库存的可可、糖果等东西寄过去。第二天，物资抵达燕大，共产党军队攻城，城门紧锁。不久之后，燕大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庆幸的是圣诞节的庆祝和宗教活动并没有受到干扰。
我十分失望，因为今年没办法同燕大的同事和同学欢度佳节。但是，后来我发现留在南京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大使馆内的所有随行人员和非核心官员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新家中能融入圣诞节的精神，这一点我十分欣慰。而大使馆留守的工作人员深感孤独，不过这倒是一个能够加深彼此了解的好机会。而在此之前，我曾经两度想在南京为燕大的校友举办圣诞节联欢会，只是当时全国深陷战乱之中，这点热闹恐怕不合时宜。于是，圣诞节那天，20多名优秀的燕大毕业生来到大使馆吃了一顿晚饭。在这动荡的日子里，精致的圣诞树、丰富的圣诞活动和公寓里传来的圣诞歌声，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5.美方情况
中华大地上风云变幻，而美国也在这几个月中发生了大事，并且这些事几乎左右了我和中国的命运。美国大选，委员长认为托马斯·杜威[86]可以胜出，这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杜鲁门和马歇尔等人的犹豫不决政策，美国政府可以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支援了。而这一切，都在杜鲁门出奇制胜后成了泡影。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愿意出手援助，委员长可以答应任何条件。
马歇尔国务卿在12月初做了一个大手术，后来便辞职了，对此我触动很大。与其他人一样，我对马歇尔将军高尚的人格十分敬佩。大使的职务是他推举的，并且我说只要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可是，我年纪有些大了，这个年纪理应退休，应该和国务卿同时退出这个舞台。在我刚刚出任大使时，副国务卿是艾奇逊先生，在马歇尔将军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他一直坚守岗位。虽然我和他远隔重洋，但是交情还是有的。我希望他和总统能够让我离开这个职位，可他们却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中国，待到局势稳定后再说。
6.我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我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要在这里说一下的。中共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颇具争议性。之所以我能够受马歇尔将军之邀参与组建临时政府，是因为我偏向自由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且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所以，几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我也很熟悉。燕大的很多学生都去了中共那边，我曾与很多这样的人会面，我对于他们的表现很安心，他们始终秉承着燕大的校训。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宗旨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热爱自由、守护自由，支持学生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马歇尔谈判期间，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和误解，我竭尽所能。而最大的困难并非这些，最大的困难是两边无法调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后来，一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指示到了我手里，该指示声称，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态度就此改变。共产党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中国又有特殊的历史、人口和其他因素，如此庞大的人口，让极权的手段无法覆盖整个国家，而有些共产党人的心里也有不可磨灭的民族主义情怀。这一切是否能使得共产党改变？在中国，共产党势如破竹，这让美国的舆论感到不安，国务院也因此惨遭声讨。就连对华的权威专家也感到不解。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纽约在2月份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会，我的两位好友斯坦利·霍恩贝克[87]和裴斐[88]参与了辩论，斯坦利的观点是如果蒋介石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他依旧有可能重整旗鼓；而裴斐则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撤出来。这两种都是极端的做法，是否还有中间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做出一些建设性的事实？我们看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恐怖，是否能从这里吸取教训帮助中国人？眼下的局势波涛汹涌，唯一不变的一点是：中国人急切需要和平。
极为讽刺的是，要想争取自由就必须经过革命，美国就是这样的典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就是在这里建成的，无数次的考验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而它也在不断进行着改善和进化。美国人民为了民主和自由而奋斗，世人皆知它对于中国的帮助，这些都是中国改革之路的榜样。林肯的民主政策在中国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它完美地在中华大地上应用。而共产党的理论是经过苏联修正的，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理想。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我们被当作帝国主义，是在帮助一个反动腐败的政权。可指责我们的那些人，他们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下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7.上海的和平代表团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在公众和政府对于和平的强烈渴望下促成的，这支队伍由外交家颜惠庆率领，其中还包括国民党的高官邵力子先生。颜惠庆先生曾经担任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他从苏联归来后对我说，苏联那边的生活特别无聊。苏联人不和外国人接触，外交官只能自娱自乐，每天睁眼见到同样的人，吃的也是同样的食物，就这样千篇一律地度过了那段日子。他开玩笑说，过去在欧洲各国首都学会的正式的外交用语和礼节，和实际交往中的无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组成和平小组的人都是德高望重的上海人，唯一代表国民政府的是邵力子先生。几次推迟了出发的日子后，他们于1949年2月14日启程北上，走之前，他们还在担心共产党的态度是否会转变。而颜惠庆博士因为担心心脏病发作还带上了一名医生。抵达北平后，共产党领导与他们会面，这次会面让他们信心倍增，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希望和平的。尽管这次试探性的访问并没有制定细节这项责任，不过共产党方面做出表示，会在3月15号以后邀请代表去北平参加和平会谈。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石家庄，颜博士和邵先生从北平回来后直接去了那里。抵达石家庄后，他们又坐吉普车走了30英里深入了农村。抵达目的地后，疲惫的代表团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醒来时还浑身酸痛。对于颜博士来说，这种经历还是第一次，他没想到的是，在这种极为朴素的环境里居然生活着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可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初次与毛泽东的见面就改变了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这个名闻天下的共产党领袖一定是个严肃而冷酷的苦行僧式的人物，可没想到，毛泽东却是个亲切和蔼的人。
2月27日，代表团带回了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直接巩固了代总统李宗仁的地位。之前，他曾去广州邀请行政院院长回到南京，这种举动被视为高尚，并且为他加了不少分。在大家的眼里，这种举动表示他可以为团结政府、重建和平付出任何代价。这种举动在美国看来没什么，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元首如此屈尊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行政院院长孙科进退两难，如果拒绝李宗仁，那就意味着丢官解甲；可如果回到南京，他撤退广州的举动就会遭到立法院的谴责。经过再三思量，孙科同意回到南京。
8.我眼中的美国军人
一直以来，我都想在这本回忆录中专门开辟一些篇幅，用来高度评价那些在中国的美国军官。我在中国的半个世纪里结识了不少这样的军官，尤其是那些我出任大使后通过正式渠道认识的。将这些人的介绍放在本章刚刚好，因为之前的主题都是围绕中美关系展开的，这些人的性格都是在传统环境下培养的。在北平时，邂逅过几位美国大使馆的陆海军武官、优秀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指挥官。在被日本人释放后，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军人，与他们进一步接触是在去昆明、重庆和上海时。
我与魏德迈将军相识，是在返回美国前，那时我们在上海。沟通后，我深深喜欢上了他优秀的品质。美国军人给我留下了整体上的好印象。出任大使后，我同他们一起在华代表美国的利益，对于军人的敬佩又多了一分。就算外行也能看出这些军官做出的辉煌成就，他们是多么严肃地履行着军人的职责。作为美国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并珍惜同他们的友谊。在他们中，和我交往最久的是乔治·马歇尔将军。其他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大卫·巴尔少将，奥斯卡·柏哲海军中将，弗朗西斯·欧德海军少将，斯图亚特·穆芮海军上将，还有大使馆里的陆海空武官。之所以在这里没有提到别人，是因为我和上述军人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我同样尊敬那些士官和兵士，只是我和下层军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我也明白，自己看到的也许只是他们的一个侧面。而我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对美国将士大加赞许，不如说是我想看到中国军人身上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优秀品质。我意识到，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中国军人一定不会让人失望。优良的技术培训和待遇，培育出了美国军人的性格，这也是美国文化的结晶。我有近距离接近美国队伍的经验，我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在塑造美国将士们的性格上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中国今天的军事灾难，来源于军队缺乏科技培训，并且军队表面是现代化管理的，但军人的道德感令人嘘唏。在残暴的战争面前，作为美国公民、世界公民都可以庆幸，就在这人类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上，我们缔造了一支优秀的军事体系，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国家防御交付给他们。
9.变身婚礼主持人
3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下着雨。尽管政治舞台上瞬息万变，可我依旧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我出席了一个派对，该派对是为了庆祝傅泾波的次女同李汉铎博士的儿子订婚。早年，李博士毕业于金陵神学院，后来在那里担任院长一职。郎才女貌的两位是我的孙辈，而他们的结合就象征着金陵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的联姻。傅泾波的小儿子傅履仁也从上海赶了过来。我家的客厅被代总统和其他朋友送来的花篮堵得水泄不通。一个简单的仪式由我用双语来主持完成，双方交换了戒指。仪式过后，奉上茶点，宾客们就欢愉地聊了起来。当时在场的人员包括传教士、中国神职人员、政府官员、燕大校友，还有包括陆海武官在内的大使馆员工。我在中国一生的每个阶段都融合在了这场喜事里，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分。
10.极度恶化的中国局势
那一天，庆典举行的同时还发生了几件大事。在新闻里我们得知了北大西洋公约的条款。而后，陕北共产党的广播即以前所未有的明确语言宣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盟。很明显，这是对北约组织的报复，这条广播应该是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播发的。广播中，将苏联在联合国中为和平做出的努力无限夸大，美国等国家被抨击为“穷兵黩武”，斯大林被推上神坛。世界共产主义的理念贯穿整条宣言。而接下来发表的广播中，苏联人的指示十分明显，美帝国主义成了挡箭牌，受到了比谴责国民党更为愤怒的语言的攻击。我被称为“依旧是南京的太上皇”（之前为委员长工作，现在同样为李宗仁工作），共产党指责那些听从我建议的人是傀儡，并希望蒋介石、李宗仁等人与我撇清关系。
比起军事失利，严重的货币问题被推上了前台，这个问题严重打击了民众的信心。所有金元流通量在2月底时是2000万美元，但是通货膨胀飞涨，一个月后，纸币的价值就只有原来的一半了。总额为3亿金元的纸币在一段时期内发行，但是一个月之后就上涨了150%。对美元的汇率每天以10%的速度上涨，商品的总体价值也以同样的幅度上涨，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新的纸币印钞机都来不及印刷，这就导致利率成了一个天文数字。4月份时，政府的支出只有5%，但缴纳过程所花费的费用已经超过了收入的本身。经济一塌糊涂，但当局按时偿还了外国债务。
当局又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导致情况惨不忍睹，仅有的成果也被抵消了。青岛往太原运送军用食品这件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被围困在首府太原的山西老省长阎锡山，是个坚定果敢的人，他认为如果想要继续坚守，绝对不能中断食物的补给。太原在京津地区失守后，其军事地位已经不再重要。不过，那里的兵工厂依旧继续生产弹药，如果共产党军队将其攻下，那么军火势必会落到共产党军队手中。一部分军火曾经被守城军企图空运至汉口等地，那里局势紧张。但是，敌人的防空火炮火力凶猛，让他们不敢贸然行事。而剩下的结果只有投降了。虽然如此，但穷困的政府依旧投票表决，每天空运物资的费用在30多万美元左右，这简直就是浪费，如此大的开销简直可以和柏林空运相提并论。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人际关系至上的。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人民在进行政治上的争吵时会将常理抛在脑后，而最可怜的就是太原城里成千上万吃不饱的老百姓。
11.坐镇幕后
在194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代总统李宗仁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这时他那过人的本领和勇气充分展现了出来，众人一致支持他。我们也对他十分赞赏，可除了恭维话以外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何应钦[89]将军临危受命，答应出任行政院院长。内阁重组的过程困难重重，经历了各种坎坷后，一群年轻的官员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人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很高的能力，但是，他们非常廉洁，对公事一心一意。此时，中国已到了最危难的时候，此时能够进入内阁的人绝不允许有任何私心。财政部长是刘航琛先生，他有非常卓越的才干。在听从我的意见后，他终于明白这项工作要远比前线厮杀更需要勇气。有两位为官清廉的燕大毕业生在财政方面经验丰富，这一次，他们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和他们说，精忠报国还待何时？政府迁移到了远方的广州，这让工作有了不少难度，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政治上的矛盾。总体上来说，广州国民政府是反对和平协议的，他们担心李宗仁会做出太多妥协。
另一方面，委员长的家俨然成了一个首脑办公室，这里有一大群秘书和保安，电话等设备一应俱全。如果说得诗意一点，那就是他告老还乡，本应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他依旧积极筹备军事政治活动。一封又一封诚挚的信函送到了代总统和行政院长的手边，他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而和平谈判会破裂、战争将继续打响，他似乎也早已经预知，他真心希望美国人能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并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
官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路线就是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蒋介石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手下，空军海军的最高指挥官表示对他效忠，他们不会去理会那些有名无实的领导人，遑论国家这个概念了。一些国防部里头脑开放的年轻军官认为，只要统一指挥，三军联合行动，共产党军队一定会被挡在长江以北。不过，比军事策略更加重要的是给部队发放银元。将士们期盼得到银元而不是金元，每人每月2块银元（相当于2美元），这样就可以稳定士气。如果不能这样做，共产党方面的间谍就会用硬通货收买国民党军队将士，甚至有时候连1分钱都不用花，一个承诺就可以让他们轻易变节。政府的储蓄大概有3亿金条银条，可这些已经被他们运往台湾，军火也是如此。
12.那年复活节
1949年的前三个月，和平谈判的工作缓慢地进行着。4月1日那天，张治中将军领导的六人和平代表团北上。那天刚巧是愚人节，冥冥之中暗示了这样的行为只是个笑话罢了。双方在接下来的两周进行了非正式磋商，令公众感到揪心的是北京传来的报道和传言。而货币波动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百姓希望和平，在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显示出了过人的勇气，他在党内呼吁团结一致，这让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春天的清明节去扫墓，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我们的复活节性质相似，时间也差不多。本来，我的计划是4月初去杭州扫墓，顺便带上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去踏青。关于我的到访计划，行政院院长事先通知了省长和市长。我并不想太热闹，但他们也会准备一次小型的招待会。我事先和他们商量过，并不做公开发言，但想和外国人的团体见面，尽管那时的外国人可能只剩下了传教士，并且还想见一见基督教神职人员和燕京大学的校友。然而，共产党军队突然在出发前的一两天提出要求，如果五天内不做出答复，大军就要渡江。此时，李宗仁代总统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告诉他我取消了杭州计划，这下子他才松了一口气。
复活节是在一周之后，此间大事接连不断。北平会议上中共的明确态度是我翘首以盼的事情，甚至早就将复活节忘记了。全人类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捏在中共手里，从圣枝主日[90]那天起，来访的人和往常一样络绎不绝，可是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的，像是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我被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找到协商；自由派人士告诉我，他们觉得民主前景已经彻底无望，而共产主义已经打到了大门口；美国记者私下来找我，他们询问到底会出什么事；大使馆官员来向我询问，如何处理介于正常和紧急之间的事务。几乎每一天，我都能接到精疲力尽的财政部长的电话，有时他也托朋友打来，他们向我询问美国可不可以提供财政支援，并向我大倒苦水，至少在和谈期间，部队的军饷不要中断。
马鸿逵[91]是宁夏回族的省长，一天早上他前来拜访，他是来南京参加会议的，他想去美国看病。为了避免引起关注，我们在一个传教士朋友家会面，这位传教士的一个学生是省长的秘书。美国对于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里靠近西伯利亚，所以必须谨慎处理。这位个性十足的首领被报纸上说有300磅重[92]，但他说只有240磅[93]。
到了第二天下午，一件喜事登门了。我的家里举行了一场婚礼，新郎是美国军官，新娘是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姑娘。一个月前，他们两人向我询问是否可以帮他们主持婚礼，在此之前我曾有过多次主持婚礼的经验。二人实在勇气可嘉，判断我不会拒绝他们。客厅里被春天鲜艳的花朵点缀着，法国使馆的同事护送着新娘走向神坛。这场婚礼是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的一段美好插曲。
天空阴霾，复活节到了，这一天里我几乎都在安慰那些心力憔悴的中国朋友。而这一天我还答应了在一次宗教活动中用英语来布道，因为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其他牧师都不愿意静下心来做准备。不过，在这种沮丧和恐惧四处蔓延的局面下，如果在讲坛上说出基督教不朽的希望，这等于是为下面的听众注射一剂强心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