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11）
希望破灭
1.归去马歇尔将军用一整年的时间试图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饱受摧残的民族应该接受和平、繁荣和民主。马歇尔将军彬彬有礼，耐心细致，睿智机敏，坚韧不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和关心，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在会议停止的最后两个月，我们也在不断地和共产党代表沟通，希望能够达成共识。可惜，马歇尔将军不得不面临失败的结局，他打算在新年后回到美国去。
杜鲁门
1947年1月6日，马歇尔将军接到杜鲁门总统的正式诏令，回国接替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委员长，并告知他，再过一天将军就走了，但是并没有向他泄露将军的新职务。委员长很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雅尔塔协议的不满——中国没有参与制定，吃了大亏。虽然他本人能够原谅造成这样结果的人，但是中华民族对此深恶痛绝，他希望杜鲁门总统能够感同身受。后来，他询问将军是否愿意回到中国做他本人的最高顾问。蒋夫人负责会议期间大部分的翻译工作。四人同意第二天下午再见面，为将军举行告别晚宴。
委员长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异常激动。他再次邀请将军出任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效力。委员长十分诚恳，并保证交出自己所有的权力，全心全意合作。他对将军说，留下来协助他将中国建设成为中美都期盼的梦想国家，对双方来说，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他亲手创立的陆军顾问团将由将军负责，此外还让将军管理政府中的一群美国顾问。对此，马歇尔将军深受感动，但是因为国事原因，他只能深表谢意，并且感谢委员长提供的宝贵机会，他告诉委员长他会在有时间时仔细考虑。
在回去的路上，将军请我一有机会就向委员长解释为什么不能接受他的邀请。第二天，包括委员长和蒋夫人在内的很多人为将军及夫人送行，这其中也有中共代表。在众人的注目下，将军离开了中华大地。他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失落中。不过一想到他在华盛顿已经担任新的职务，并且我们的关系一如既往，我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
2.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马歇尔将军在辞行那天上午向我咨询：和平谈判现在已经破裂，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我回答他，有三条路线：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在提供军事建议方面，制订计划推动改革，每一个阶段按改革进度提供资金；二、美方不制定任何明确政策，袖手旁观，等待时机出现，即持观望策略；三、从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撤出。我对他讲，我本人最支持第一条路线，如果从后面两条里选，我选择第三条。
他沉默许久，而后告诉我，他基本同意我的看法，并能够理解我的“补偿政策”。
3.解说“三条路线”
在这里，我详细解释一下三条路线。
制定国家政策时，本国利益乃是基础。多年以来，我们美国人始终坚持认为：中国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政府得到人们的拥护，对美国始终友好，对太平洋地区起到稳定的作用，这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之所以被迫和日本开战，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在和日本的交战中，中国接受了美国海量的金钱和物资，并且我们在这个地区也有人员伤亡，这就让美国对中国的未来更加关注。以小博大，这无疑是“赚钱生意”。
美国在二战期间是中国的盟友，并且积极参与中国事务。为了中国的和平，赫尔利大使和马歇尔将军做出了不懈努力。很早以前，美国人就卷入了中国事务，美国人不应该逃避责任，而应该帮助中国人结束内战。
我希望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以技术建议这种形式支持，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国民党夺回长江以北的土地，这样中国民众就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恢复信心，并进行地方行政上的改革。当时，我还构想搭建几条铁路，从南京到天津，从奉天到北平，如果再延续下去还可以到东北，其中一条线穿过山东省到达青岛，铁路尽可能地与东西走向的陇海线连接起来。这个构想并不主要是为了打击共产党，而是要将共产党遏制住，救民于水火之中，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缓解守卫漫长前线的压力。这样可以把国共双方的敌对情绪转移到和平竞争上，双方为各自区域的民众谋求福利，最后看哪种制度可以获胜。马歇尔将军听完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任务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可今天看来，那时的我对共产党的目的和竞争手段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到最后，只是空欢喜一场。不过，那时的我却看到了形势在往和平的方向发展着。
如果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补偿”政策，我将更倾向于政治方面全面撤出中国，仅保留正常的外交关系。只要国内的内战不停，至少在两方进行纯边境防御之前，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复兴和货币稳定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战争款项占据每年预算的8%，支出通常是收入的三四倍。交通、生产等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因为不是军国主义入侵，所以要提前完成任务，加速平息武装暴力冲突，早日休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家都渴望和平，他们都只是默默承受痛苦的劳苦大众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是党派的党员，而是渴望过上自己的生活，拒绝政府干涉和镇压的中国人。没人喜欢驻扎在这里的陆海军顾问团，援助在中国人的翘首期盼中落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对于中国的时局也只有帮倒忙的份儿。我们被政府首脑指责甩手不管，而共产党则指责我们党同伐异，我们还被为劳苦人民奔走的知识分子指责成具有帝国主义野心。
为什么我希望美国对华提供军事建议，在这里我需要做出解释。从20世纪初开始，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革命浪潮在中国进行着，在抵抗外强侵略的同时，新的观念、知识、政治制度、科学知识和社会结构不断在这个国家里建立，并且在日军侵华之前达到了顶峰。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承载了众多新的思想，可是，军事理论还在缓慢地吸收着现代战争的理念。虽然中国领导人掌握了现代军事学，可旧的人际政治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习俗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使得他们不能客观冷静地遵守战事准则。机械正在慢慢地吸引中国人，中国人组织了史无前例的集体行动，他们慢慢脱离了旧时的忠孝节义、面子文化和一团和气的人际交往习俗，并且逐渐将崇高的理想放在了第一位。在当时，就连美国人都觉得物流学这个词语十分新奇，更别说是中国的策略家了。客观现实摆在眼前，这也让我不得不强调中国需要军事建议，而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恰好有这个能力和义务提供帮助。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人低人一等，也不是说美国人高人一头。
而反对者则指出，中国人并不习惯接受忠告，有时甚至会反感。对于这种情况，我有两点要说明：一、中国人注重理解，这是他们的道德观所致，在他们看来，做出忠告是要讲究方式和利益的。中国的圣人孟子就曾经对不食嗟来之食的乞丐给予了高度赞扬。二、美国政府提供军事顾问，而军事顾问要向美国负责，政府提供物资援助时要看中国的表现。而这些军事顾问的地位高高在上，所以不太“平易近人”。
另外一点，我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对教育忠心耿耿的教育家，在我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属于一个教育过程，以邻国的精神帮助中国逐渐适应现代国际环境，其实，我们的优势只是比他们起步早一点而已，并且我们没有赶上像中国一样动荡的年代。我在中国这一生的经验告诉我，只要肯学，聪明的中国人都可以学好，如果美国可以诚心帮忙、虚心给予，中国人必将感谢这样的教育，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呢？
4.派别
美国对华政策在1947年间一直摇摆不定，主要有三个理由：
一、欧洲战后的局势十分恶劣，因此美国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如果从全球和平战略的角度去分析，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而美国先考虑欧洲也是为了对中国更加有利。
二、援助中国会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些美国人所担忧的。因为对华的有效援助，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战略和决策的建议，都可能让美国卷入到中国内务中，并且越陷越深。这样的举动可能会招致中国人的反感，甚至可能会遭到全国抵抗，这会让事态更加混乱。而其他强国也可能会报复我们的对话援助，美国在其他地区履行的义务可能都会受到损害。
三、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在敦促中国政府改革，我们提供援助的前提是，国民政府展现出更让人放心的迹象，至少表明他们愿意改革，并且真正实施了改革方案。如果国民政府没有这个能力改善业绩，美国人认为，他们就没有能力用我们的援助造福全国人民。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后的那一年里，我每天都需要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一些人想从我这里打探出美国对华的政策，还有一些人希望我能够影响对华政策。及时充分的援助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支持者迫切希望得到的，并且援助的形式最好是贷款和赠款的形式。最初几个月，每次与委员长见面时，他都急切地想知道华盛顿是否有了新的消息。这让我很为难，美国政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让我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
某一个时期，一个经常批评政府的非共产党组织对我们的援助非常抵制，而美国人的口袋继续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打开。事实上，他们对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我们并没有给国民政府太多钱，那些都是激进派政治宣传的误导，以及报纸上那些流言，让美国政府看上去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已。最可悲的要数那些同极端保守分子抗衡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听说，当时全国有70多个小党派，这些党派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聪明过人同时爱国心切，但是极为幼稚，根本无法与圆滑的政客抗衡。他们没有聚沙成塔的组织力，根本不可能汇聚成一个大组织，无法产生影响力。有人说，这些自由派不可能成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自由派。用另一种方法表达，就是自由主义者身上充满了个人主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思想特征造成的。另一个困难是缺钱，想要找一个既提供资金又可以不损害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最艰难的是，他们害怕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不喜欢独立的政治活动，所以，这些人可能会被定性为共产党间谍，或者是煽动群众的左倾分子。
国民政府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这都是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萧条以及民众心中万分沮丧造成的。
5.来去匆匆的魏德迈使团
1947年夏，魏德迈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停留了一个月，在朝鲜待了两周。阿尔伯特·魏德迈[79]将军在此后被任命为大使级特使，一队专家和秘书在他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史迪威[80]将军应召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他的职位，出任参谋长，为委员长出谋划策。魏德迈将军拥有过人的机敏、犀利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该职位非他莫属。一个公告之后，他就忽然上任了，并且没有任何解释。他们出发前发了一个简单的消息给我，告诉我通知委员长，没有其他的协商程序。
夏日毒辣的阳光笼罩着大地，这一天使团抵达南京。酷暑之下，使团到处走访，搜集资料。后来，他们抵达夏威夷一处安静的住所，整理和评估之前的情报。他们搜集了海量的信息，美国人一向简单和高效，他们很快完成了调查报告，但是，该报告从未完整地公布过，不过，在后来魏德迈将军在国会的证词中，我能推断出一些蛛丝马迹。在此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不知道使团从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在使团离开之前发生了一件事，两国文化的迥异从中美双方不同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委员长欲在使团回程前一晚举行宴会，但特使提议不要举办晚宴，而是给他一个机会对政府领导人当众讲话。这是一个由40人组成的小型会议，地点是在委员长的公馆内。在此之前，魏德迈将军打印好了演讲稿，这是一份措辞谨慎、诚恳坦白的演讲稿，主要内容是政府存在的各种弊端。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美国人的责任感，希望能够以此刺激当局进行改革，帮助中国获得援助。
而东方文化的特质也在中方的反应中体现了出来，客人怎么可以公开批评主人？这种行为是破坏中国人礼节的。将军那些话在私下里说说倒还无妨，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情何以堪？在此之后，媒体进行了恶意炒作，将军的讲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并且当场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失声痛哭。虽然，将军讲的是实情，并且与会者也没有怀疑他的好心。时间长了，理智占据了上风。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篇措辞缓和的文章，这才将矛盾化解了一些。
对于使团，我和中国人一样充满了希望后无比失望，但我依旧珍惜魏德迈和我的个人友谊。道德高尚的他，代表了美国对华的亲善和友好，同时他也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整个团队都被他谦和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精神所感染。此次，使团来华的目的非常明确，只是为了收集事实数据，而中国人却十分不解，此番收集数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何他们要多此一举？而大使馆的人也一头雾水，我们有一套专门的情报系统，领事馆的网络也十分健全，华盛顿方面又为何特意派出一队专家来补充工作？他们的速度像是闪电一样。而令美国民众好奇的则是，该使团来华耗资无数，形式隆重，却没有完整公开过报告。
蒲立特[81]先生在魏德迈使团在华停留期间来到中国，他一到来消息就散布在了中国的各大报纸上，那是因为他是美国对华提供大量军事和财物援助的支持者，也是在这以后，《生活》杂志才开始将此事报道出来。这个阵营里很快又融入了周以德博士，他想要回到中国事务的舞台上。他拥有极富煽动性的思想和卓越超群的口才，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各地发表演讲，他的想法和蒲立特是一样的。
6.学生的运动浪潮
国民政府接受了马歇尔将军的敦促，虽然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计划已经流产，此时，政府试图扩大执政基础。国民党经过多次磋商后，在春天时给了两个小党一些部委的职务，只不过，这个举措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小党派成员希望能够谋求一官半职，就像是我们美国政客欲凭借政治权利中饱私囊一样，国民党官员比新上任的部长和属下差不到哪儿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私人钱财考虑，这才是隐藏在中国政治下的真正问题。
种种改革举措，实际上基本没有实现。人民无暇顾及国家大事，那是因为物资极度匮乏，士气低落，生存成了大问题。全国因为经济、军事和心理上的压力面临瘫痪。政府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要想恢复健康需要一剂强劲的补药。当局在民众心里的可信度持续下降，政府各个阶层都渗入了怀疑情绪。频繁爆发的学生运动，加剧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全国都在蔓延着反美情绪，美国人成了民众眼中阻止共产党推翻腐败政府的黑手。愤怒的学生非要把小事变大。由此可见，民众对于政府的愤怒之情。
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晴雨表。学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团体，他们不会像社会上的人那样顾虑重重。学生的爱国情绪激昂，而狡猾的政客很容易利用学生良好的动机，学生在1947年到1948年间越来越难以控制，那是因为这期间的政治问题接连不断，物价疯狂上涨和生活费用急剧飙升。伙食暴乱是最明显的，在日军侵华期间，逃亡内陆的大学生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补贴，虽然如此，但是生活依旧异常艰苦，可是，他们自愿忍受。抗战胜利后，公立学府的学子依旧可以得到伙食和其他一切日常必需品的补贴，可是吃的越来越少，伙食也越来越差。政府和平谈判毫无进展和无法改善民众生活，这是学生指责的两点问题。抗击日本是抵抗外敌，而和共产党的战争是内战，根本无法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主义更让他们同情，而当局被很多人看成是无可救药的反动派。学生群体之间弥散着沮丧、绝望的心态。衣服、取暖、课本、实验器材、课程质量和毕业生就业问题，这一切都和那糟糕的饮食一样，让人惨不忍睹。教师、政府公务员也过得十分凄惨。自由职业的苦力和工匠反而比知识分子过得还要好，因为他们可以抬高价格，能够让自己吃饱去干活。社会生活标准几乎就体现在这些人的身上。
就算是一个最为理想主义的学生，也需要面临生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比国家大事和意识形态纠纷更为重要。一些人没有闲心去考虑政府倒台会怎样，他们也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
7.荣誉市民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我还真正高兴了一次。我被杭州市长邀请去参加一个纪念我在杭州出生的仪式。这个招待会非常正式，宴会采取了所有正规礼节。政府、民间、教育机构的很多老朋友都真诚地希望我故地重游。虽然我并没有将这次喜事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敬重，但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真挚友谊的体现，就算日后中美关系有所摩擦，这样的友谊也绝不会被摧毁。最后，让我感动万分的是，市长授予了我杭州荣誉市民的称号。
8.农民
美国的援助计划始终都在被中国的报纸盘算着，而在美国国内，这个话题也在国会商讨后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1948年的头几个月，议员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中国报纸将整件事做了详细报道，当然，这其中还伴随着各种毫无根据的谣言。对于这件事，公众也十分关心，全国上下都在讨论这件事。最终，国会通过了4亿美元的援助，可各方的表现不尽相同。中国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表示感激万分，可这点钱是否够用也是他们担心的。共产党方面，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胜利时间表拉长。而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意味着国民的苦难会加深，和平的日子又被推迟，这让他们感到沮丧。
美国经合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inchina,e.c.a）的副署长由赖朴翰担任，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他和蔼、健谈、精明能干，同他打交道的任何人都敬重他这一点。艾伦·格瑞芬是他的副手，他有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同时带着理想主义的气质。他精挑细选、周密计划只为了他的重建工程。其他成员也是精挑细选的。中方特意为他们配备了一个委员会，只有品格正直、能力出众的人才能成为会员。1.25亿美元用于加强军事援助，这些钱是供给中国政府无条件使用的，对此，中方也明白。e.c.a的常规程序如果正常实施，那么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卷入了中国内战。海军和陆军代表常常和中国代表磋商，讨论资金的分配问题。
对于农村的重建，是美国援助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问题通过军事无法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比共产党更为出色的政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执政为民”理念早已有详细描述，可国民党政府一直不将这个问题看成问题，这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晏阳初[82]博士的理论和农村援助计划不谋而合，我认识吉米[83]是在行动刚开始时不久。吉米用《千字文》来教文盲，这是一本适合农民阅读的读物。他的咨询会成员中有我的名字，并且很多年都存在，在他的运动中，数不清的燕大学生也加入了进来。这项无私的事业，在20多年里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财力。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从北平附近的实验中心赶了出来，于是，他回到了老家重庆继续办学。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后不久，我找到了宋子文谈话，我希望吉米能够负责这一项目，就在刚从共产党手里夺回的区域里，培养一批现代居民。我和宋子文联合向吉米发了电报，希望他能够来南京商谈。这个计划的最初想法是，在国民党重新建立官僚政府，或者是被共产党重新夺回之前，在这片区域训练有素质的人员，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平民教育运动来实现，组织当地居民反抗任何形式的镇压和暴政，让他们知道民主体制下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就算是最下层的贫苦农户也要包括进来。吉米抵达南京后，知晓了我们的计划，他和我们唯一的分歧是在划分区域范围上。吉米希望培养那些成百上千的有爱国热情但报国无门的学生，并掀起一次全国运动。中国的货币无法依靠，通胀速度快得惊人，以这种速度，经过政府繁冗的批准程序和突破重重阻碍后，基本上无法实现价值了。吉米认为，如果有美国资金的支持，就可以取得长期的效果，并且阻力也会相对小一些。这一点我看得特别清楚，中国人总希望美国人为他们买单，一开始我持有异议，到后来也只能不情愿地承认，博士讲的是正确的。他在几个月后完成了旅行安排，去美国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把这段时间有效地利用起来。这笔巨款款项的分配条款制定得不错，委员会中3名中方人员和2名美方人员也是精挑细选的。可无奈的是，共产党在委员会刚开始工作时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9.选举和通胀
中国政府在1948年末进行了两项成功的改革，这让一些批评政府无法自救的人士闭上了嘴。
上年12月改期推迟的新国民大会召开，并竞选总统，这是第一件事。这次选举并不规范，代表的地位也成了问题。而在会议进行中，居然还有大喊大叫这样不文明的事情出现。虽然如此，可也算是走出了第一步。民众选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媒体舆论对与会者的一切充分曝光。这一次，公众享受到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过程十分谨慎，媒体进行了严密的监督。任何营私舞弊的现象都不可以出现，当然候选人也没有试图作弊。委员长依旧和多年前一样，是话题的中心。他小心翼翼地遵纪守法，他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副总统的竞选。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并没有实权，只是个荣誉职位，这样的情况和法国差不多。显然委员长不愿意担任这个徒有虚名的职务，可他也不打算伸手要更多的军权。由于宪政刚刚起步，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两难之下，委员长只想做行政院院长（总理）而不想做总统。
委员长千方百计地劝说胡适博士参选，但是被他婉拒了。其他人并不合适，无奈之下，委员长只好宣布自己参选。他告诫两名军队出身的候选人从另外的职位退出，理由是他自己也想参选那个职位，并且这两个职位不应该由军人担当。一名候选人顺从退出，另一名却十分愤怒，他之前为此事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很早之前就公开宣布竞选，并将这一切怪罪在委员长没有早点提出来。
货币政策是另外的一项改革，此时，通货膨胀已经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了。哪怕买一件最小的东西，都要一担子钱。公众纷纷抛弃纸币，他们担心彻底丧失购买能力，而货币完全崩溃的原因说法不一，政府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是死路一条。1948年8月19日，政府领导人分析研究了货币问题，并发行“金元”这种新的货币，4金元兑换1美元，用政府的实际资源进行担保。政府找来了一群德高望重、才智过人的上海人组成委员会，以确保货币汇率稳定，并且每月公布对账单。汇率和价格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300万旧“法币”相当于1金元。政府鼓励爱国的公民将手中的金银首饰换成金元，而进出口及其他贸易也受到了严格规定。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改革从始至终没有走漏过一点消息。在实行前几天，行政院院长对我说出了计划，我立即给予了赞赏。我和他说，如果想要改革成功，就必须有坚决的执行力，赢得公众支持，取得军事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他对我的观点表示同意，并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次失败，政府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计划在第一个月进行得十分顺利，大家一致赞扬政府的远见、勇气和决心。尽管大家对货币政策算不上满意，可也算是取得了部分成效。中产阶级家庭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政府从这个阶层吸收到了2亿多美元。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钱人这次没有加入进来。对于中国政府的英勇举措，我们建议所有美国人采取配合态度，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新政对于美国商人造成了损害。另外，我们也号召美国政府配合改革进程。在当时，整个社会感到了新的希望，民众也为之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