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10）
入住使馆
1.将军落空的愿望在我抵达纽约不久后从华盛顿传来了消息，乔治·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特使，去中国磋商战后方案，其目的是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斗。1945年12月15日，总统正式宣告了这个决定。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买下了一栋房子，那是一栋别致的农舍，将军打算在此安度晚年。可将军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一收到消息他马上做出了回应，放弃了家园准备奔赴前线，尽管在这之前中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马歇尔
这次行动是战后国际关系的铺垫，虽然中国人素来讨厌外人介入内政，只要稍有帝国主义倾向就会奋起反抗。可是这一次，他们对马歇尔将军的介入并没有反抗，大概是因为这一决定有着崇高的目标，并且特使具有极高的威望。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试图营造一种“友邦援助”的氛围。一般来说，美国人做事通常都讲究一箭双雕，他们一方面有着真诚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他们效率极高、组织缜密。1月初，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在他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下面的话都是对会议的描述和它之后发生的事情。将军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会议的目标也非常实际且崇高，各方坐下来在友好的氛围中制定了五个解决方案。国共两党的争端能否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方案能否通过，如果方案通过，他们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而美国顾问则会帮助双方重组和训练军队。与会者都是诚心诚意签署协议的，虽然在某些细节和最终结果上双方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共产党十分坦诚，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可人民还没有做好进入共产主义的准备，他们需要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渡，这些是这次会议后来他们讨论的内容。国民政府代表则不这样想，他们对共产党和其后台苏联存有疑心，表面上大家表现得心情爽朗，实际上，国民党始终保持着暧昧不明的态度，他们坚持反对同对手合作，他们认为对手十分阴险。马歇尔将军并没有在中国待太久，如果他能够坚持留在这里，同各方面继续协商，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可是，3月初，在美国政府的召唤下，他回到了华盛顿，当他再次回到中国时已经是4月下旬了。
敌对双方新的一轮内战在将军离开后开始了，双方撕毁协议并且互相指责是对方先撕毁的，他们与协议背道而驰，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党进军中国东北，苏联给了他们规模可观的日军装备，而国民党索性抛弃了一切，马上对其采取了行动。疑心和仇恨迅速在双方之间蔓延开来，尔虞我诈使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自从1927年以后，就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而马歇尔将军用人格感化了他，他也认可政治协商会议的崇高目标，可他的骨子里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一旦离开会场，他就在亲信的花言巧语中迷失了自己。
而在这之前，这年的5月5日，蒋介石曾动过组织国民大会的心思，他欲推行宪法，在新的联合政府就职。可是，大会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的意识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蒋介石最后宣布推迟大会。他认为自己单方面宣布这消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第一次确定会议时间时没有人反对，所以，这回理所当然也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共产党却对其进行了谴责，认为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共产党并没有发起正式抗议，而“指导委员会”如何决定进展外界也不得而知，不过，这个话题却成为了日后所有会议的热门话题。后来，共产党宣布，11月12号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不是合法的，因为时间程序不合理，而且宪法通过后遭到了抵制。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其实两个阵营所坚持的大多数问题并没有触及底线，只是双方非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每天都需要和双方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接受他们的请求，他这样做是为了修补自己不在中国时造成的恶果。
2.南京
1946年4月底前后，我从美国赶回上海，可我却因为各种原因被扣留了两周，而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燕大，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去处理。前来上海接我的傅泾波提醒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南京探望一下委员长？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平民并不能经常坐飞机，可铁路已经被切断了，并且南京城里无法找到住的地方，美国陆军顾问团占领了唯一的现代化旅馆。虽然困难重重，可我还是听从了傅泾波敏锐的政治直觉，就像是往常做的那样，没想到的是，我一生的轨迹就是在这一次经历中改变的。
与蒋介石的再次会面，让我觉得旅途的劳顿是值得的。去年9月时，我第一次见到他，而这一次他重返故都，我十分高兴。在谈话过程中，蒋介石提问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告诉他，美国报纸上的内容并不如实际情况那样严重。他问我能否给出建议，我想来想去告诉他，我想用最核心的问题来总结形势。应该再来一次革命，并且由他掀起，这次革命可以有助于内部改革。当年，他不畏艰难险阻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这种豪情壮志应该再次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够赢得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信任。他可以利用这些人为他宣传，重拾民众的自信心，就像是抗战时那样，他会再次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如果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就需要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宗旨：民生。蒋先生当时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而我后来才明白，他虽然认可，但是未必会去做。
在总统和蒋夫人的支持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对这位战功卓越并且还能如此关心中国人命运的将军十分好奇，而将军却一定不知道我。约定好了见面日期后，我和他交谈了将近1个半小时。他向我提起了谈判，我听得入了神，并偶尔提出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马歇尔将军告诉我，和我说起这么多事情，就是为了让我能帮助他。我对他保证，只要他需要我帮忙，我会随时回到南京。后来，他又找了我一两次。6月底，一个教育会议在上海召开，我恰巧参加。这期间，我与陈立夫先生见面，我们就共产党和相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过去，马歇尔将军总称呼陈立夫先生为反动派头子，因为陈立夫先生并不希望和平对话这件事实现。
早年孙中山和蒋介石得到了陈立夫的兄长[75]和两人的叔父[76]的大力支持，这对孙先生和蒋先生来说是一份恩情。这份恩情给兄弟二人带来了高官厚禄，对于蒋介石两人也是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在私下将两人当作亲侄子一样对待。陈氏兄弟聪明异常，他们对国民党绝对忠心，cc系或者二陈的称呼就是从两人的姓氏而来。虽然算不上帮派，但是二人提拔了诸多国民党官员，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命脉。两人对手下无微不至，这让他们在国民党内拥有了庞大的势力。他们的手下狗仗人势，到处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并且愚蠢地排挤异邦人士，可他们兄弟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蒋介石，为他清除党内敌人，压制外界的反对声音。
我捎了个口信给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愿意听听陈立夫和我说过的话。将军马上回复了我，说只要我这边方便，他的飞机就会停在我家的门口。这件事情的结束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原计划6月29日周六下午抵达南京，国共制定的停战协议将会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新的协议却始终没有达成。委员长起草了一份正式通告，他放弃了谈判，准备进行战斗。马歇尔将军则告诉属下做好回国的准备。而我和陈立夫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能想得起来。错过了时机，我只好劝说将军要求委员长先静等停战协议失效后，再发布公告。果然，一切都如我所愿。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一面冷静地分析局势，一面记录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3.美国新驻华大使
我很想有个机会能让我离开，这样我就可以回到燕大解决战后遗留问题了。7月4日，一场盛大的招待会由美方召开，我并不想出现在公共场合，所以对去不去犹豫不决。最后，我无奈地穿上了正装，正在这时我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消息。他的私人飞机将于10点钟送我回北平，所以想请我9点钟过去，我松了一口气，招待会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想，这次一定是他想找个机会来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哪知道我去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问我愿不愿意做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个提案马上遭到了我的反对，要知道我已经老了，辞职信已经交给了大学。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享受退休后的安逸时光才对，怎么可以接受这般艰巨的任务？再说了，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一大通的辩解后，将军对我说，这次任务艰巨，他希望我能够帮他。无奈，我只好对他说，这个位置我只任职一年，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并立即采取了行动。7月10日，我被总统推荐给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马歇尔将军不管想要什么，美国人都会给他。
司徒雷登
回到燕大，我马上着手处理堆积的问题，不久之后，我出任大使的消息传到了燕大。知道我要离开燕大，反对的声浪连绵起伏。最后，同事们表示，只要我能够使内战不再继续，他们能够接受燕大失去我。随后，我向理事会提交了辞呈。理事会自然不会同意，但是最终他们以休假的名义批准我离开。随后我去了南京，为的是事先准备一下，一个月以后，我再次返回燕大处理余下的事情。
牯岭是委员长和夫人选择的避暑胜地，马歇尔太太就居住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马歇尔将军来到牯岭，同行的还有我以及离任和上任的大使馆参赞们，我们去递交国书。我们当时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坐1个小时的飞机后，坐船渡过河去九江，然后坐车横穿平原，最后坐轿子到山上，这个过程要花费5个小时左右。仪式在走过漫长的山路后简化了。我私下里和委员长说，我并不会将自己看作是新任的美国大使，而是他的老朋友。
4.计划失败
为了躲避酷暑和南京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在那年夏天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到牯岭和夫人团聚，大概有八九个周末，伉俪二人携手欣赏湖光山色。
我在回到南京后就投入到了会议中，马歇尔将军有时也一同参加，但是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和共产党代表或者各界人士交谈。周恩来是共产党方面的领导，他毕业于南开中学，并且去法国留过学。他十分聪明，并且拥有迷人的魅力。我在同他或同其他人的谈话里发现，原来大家无法走出对彼此的猜疑，只要能够解决其中的两三个悬而未决的难点，就可以将双方推到政治协商会议的解决方案上。由于周恩来的一句话，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各出两个人，加上我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由我来负责调解。双方可以不用做出任何承诺，坐在一起只是为了商讨那些问题。后来，我们被称为“五人小组”。
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真诚地表示接纳，我们似乎看到了光明。于是，我向马歇尔将军申请，下次我陪着他一起去牯岭，以便向委员长汇报。再次前往庐山的消息立即被传开，仿佛是一颗炸弹一样扔进了中国新闻界，20多个记者驻守在山上，寻找着和平谈判的蛛丝马迹。说来也巧，那天我拉肚子，从炎热的平原到了清爽的山顶，我又受了风寒。从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先生（他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那里出来后，我就开始卧床不起，本来准备去和马歇尔将军共进午餐，可是躺在床上实在头晕得无法起床。将军知道消息后前来探望，亲自把我扶上了床。委员长派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守候已久的记者在医生模棱两可的回答后炸开了锅。随后我接到了委员长的严格命令，他命令我必须卧床休养，在我康复之前他不准备接见我。记者们没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上的新闻，我的病情就成了他们大做文章的线索。这些记者连蒋夫人和马歇尔太太送来补品这种事情都不放过，并且越传越夸张。这时我接到了一封美国亲戚的信，信中这位亲戚担心得要命，直到广播里公布我已经脱离危险后，他才放下了心。
几天后，在委员长的准许下，我去拜访了他，我将成立非正式委员会的构想陈述给他。蒋介石同意了我的构想，可是，他却为会议召开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二天，我回到南京，周恩来与他的同伴在当晚开了5个小时的会。当我提出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后，几分钟内周先生一言不发，他身子向前倾，头垂着，显得十分忧伤。这样的情况我碰到过几次，在曙光出现前，只要有一方屈服于怀疑、恐惧、矛盾的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绊脚石，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艰难。以我的谈判经验来判断，不论两方的动机如何，如果共产党想要联合，就必须屈从于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国民党的态度比共产党更加犹豫。我一辈子和无数人打过交道，国共双方这样彼此戒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对象是周恩来和预备加入非正式小组的成员，偶尔我还得和国民党那边指派的人谈话。委员长有权提前制定条件这件事周恩来不肯接受，他留下同伴继续周旋，自己则去了上海。
我和马歇尔将军在这时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双方不肯妥协的态度和极重的疑心是谈判停滞不前的根本。那个非正式小组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正式会议，也许，这就是双方决裂的开始。真正引起国共撕破脸的是年底发生的两起事件：10月11日，喀拉干[77]被国民党军队攻陷，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这两件事浓缩了那个时代，国共的矛盾也在这两件事里被折射出来，而双方的精神和感情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通过新宪法
1945年年底，委员长单方面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并通过新宪法，共产党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同意了这个安排。时间一天天临近，战事再次爆发，正在运作的政治协商会议指导委员会得到委员长的通知，决定延迟会议，并且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事后，共产党声称抗议过蒋介石的单方面要求，而蒋介石却说，在他的印象里共产党只问了几个问题，并且这次会议没有记录下来。因此，蒋介石依旧可以行使过去的权力，并且在会议期间他的权力也得到了默认。他将国民大会的召开时间推迟到了11月12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而共产党却认为，蒋介石独断专行、无视协议。共产党认为，指导委员会既然存在，就一定要处理这种事。
国民党军队逼近喀拉干会合，战事对国民党军队极为有利。共产党在北平西北方的战略要地就是喀拉干，这个地方是北平的大门。周恩来和他留在南京的同伴告知我们，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他们真心希望避免这场灾难。我和马歇尔将军为此竭尽全力，最后，我们争取到了一个10天的休战期，我们劝说委员长可以接受对方也能接受的条件。终于，这个任务完成了，可是周恩来却没有被我们劝回来。马歇尔将军亲自去上海接他。我们承诺，这次不需要双方有什么妥协，只希望他们能够答应重新开启谈判。如果成功，国民党军队将停止前行。会谈多耽误一天，喀拉干就多面临一分危险。而对此，共产党提出了反对：“时间短暂，不敢信任委员长。”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异议。
喀拉干在10月11日被攻破，这就意味着我和马歇尔将军再一次遭到了失败。最为讽刺的是，下个月的今天国民大会就要召开。所有代表会提前一个月收到召集函，这是规定。而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让双方陷入了不可挽回的结局。共产党认为国民大会日期确定程序有误，所以它是非法的，在这种大会上通过的任何新宪法都是应该抵制的。周恩来让其他人驻守南京，自己则回到了延安。虽然我们依旧进行着频繁的见面，但是都是在非正式场合下，事实上，这对已经恶化的形势起不到任何作用。
从5月5日改到11月12日，国民大会之所以修改日期，也是希望共产党能够出席。可是，对于这次制宪大会共产党丝毫提不起兴趣，组合成一个联合政府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国务院的40个席位中，共产党希望他们和其盟友（如中国民主同盟和郭沫若等无党派人士）能够占据14个席位。可要知道，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只有在国务院40位成员中的三分之二投票过后，才可以开始行动，27票可以决定一切法律，如果共产党拥有14个席位，那就意味着一切法令共产党都有否决权。国民政府只同意给共产党13个席位，这就是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拒绝加入联合政府的主要原因。11月11日，为了等候共产党做出是否出席的决定，国民大会被迫再次推迟三天。大会在15日召开，在选举55名成员组成主席团时，预留了9个席位给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代表一直未出席。
委员长向大会提交了宪法草案，在这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中，这个方案在一个各方出席的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这份方案体现了委员长本人的思想进步，因为这比10年前准备的那份还要民主。而国民党内部则有极端分子强烈反对偏左的条款，他们认为应该回到保守的路线上，所以这些条案应该得到修正。如果不是委员长下定决心，这部宪法根本不能在国民大会上通过。这些顽固派接到委员长的最后通牒，要么离开，要么听话。最终，这些人妥协了，遵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委员长立刻召见了我，他和我说，一定会安全通过宪法的，请我不必担心。
这里引用一段马歇尔将军的话，这段话是将军在1947年1月7日公告中的原话：“事实上，国民大会采纳的民主宪法之所有主要特质，都符合去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原则。”
6.被泼冷水
在这里我记录下同共产党代表团几个月的接触情况，为的只是阐述从那以后，我们美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目标、策略和自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的了解。前面所述，共产党极为坦诚，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可要想实现这个理想，人民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所以要经历一段“初等教化期”。共产党也准备好了要加入联合政府，但是必须在民主宪法之下，而这个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的垫脚石。不过，他们遇到了困难，那就是他们担心不久之后会被消灭掉，所以，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对政府丝毫不信任。事实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在过去25年里从未换过。中国是个极为注重人际关系的国家，这点障碍也造成了双方无法和解。
就我而言，武装冲突结束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心里都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武力。就算一方打赢了另一方，这也并不是真正的结局。美国为双方军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美国人可以帮助他们重组和裁军，又可以保证双方不会偷袭彼此，减少军费进程也可以就此启动。这样，就算联合政府闹得不成样子，也只能在政治舞台上，这样就可以避免流血冲突和经济崩溃。
圣诞节以宪法通过收尾，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没有尽头的会议将我们淹没。我们需要提出建议，然后听取他们反驳，一方面帮助蒋介石起草公告，一方面努力将战争结束。一方面激情澎湃，一方面怒火中烧，第三方也被波及。到最后，周恩来极为愤怒，委员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马歇尔将军也处在了愤怒的边缘，几次都差点要求杜鲁门总统将他召唤回去。希望破灭之时，又有新的希望重新燃起，但是最终却躲不过冷水一盆。到12月底，美国人彻底失败，又有其他“第三方”领导人取代我们的位置进行调解，我们立即撤出，并真心希望中国人能够自己调解成功，可是，不到一个月，连他们也放弃了。
从初夏走到深秋，这半年里，公众焦急地期待着和平的消息。无数的中国记者跟在与会者的身后，他们试图从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中找到蛛丝马迹。一般来说，我都会在晚饭前拜访马歇尔将军，在每天没完没了的会议后，吃过晚饭后看一部电影是唯一的消遣。每次，我都会陪他一起看。甚至有一次我们还引起了中国报纸的猜想：这两个人一定在商议大事，不然不会5点半进门，11点后才离开。
7.拜谢同仁
我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和平谈判，这是我出任大使时的明确规定。巴特沃斯在我上任后，以公使参赞的身份被派到了南京大使馆。他是个处理行政问题的高手，后来，他去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刘易斯·克拉克接替了他，他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并且为人和善。我几乎没有去学大使馆的日常业务，多亏了这些训练有素的手下。我对外交一无所知，遇到“机密”文件都是他们来帮我解读。他们教我如何在正式晚宴上就座，并带我熟悉一切外交常识。巴特沃斯夫人、克拉克夫人、其他员工的家眷，以及使馆的全体员工，我需要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照顾了我这个鳏夫的生活，他们把我当家人一样。
赴任前，中美协会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在进行例行致辞时，我的好友胡适博士忽然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于是，我即兴比较了一下两个人的处境。他现在回到北平做了大学校长，并且已经辞去了大使这个职务。但是我呢，我要离开这座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放弃这份工作，去波澜壮阔的未来闯一闯，并且和胡适博士擦肩而过。
8.得到中美两国民众认可的大使
令我吃惊的是，对于我出任大使这个决定外界的反应很正面。在我的预计里，中国民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想不到的是，报纸以及社会上的其他声音也一致赞同。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高官都是我的朋友，就算不是朋友也是熟人，新的职位并没有影响我与他们的关系。我对于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持和同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我早已经被很多中国人当成了自己人。
担任大使的司徒雷登
而美国那边则让我没信心，东方传教士和非传教阵营一直都保持着疏远的关系。因为身处异国，彼此眼中对方的负面都被无限扩大，而经济生活标准和社会风俗则让这个矛盾进一步加深。也许我的上任会引来商业界的不满，我对商业一窍不通，并且也没兴趣，他们对传教士向来有成见，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宗教狂热分子，并且对中国人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感情。
庆幸的是，美孚石油和英美烟草早已经在内陆经商，而教会也在内陆传教。如果美国民众也感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像提出异议的专栏作家那样，好奇于为何“一个老态龙钟的传教士”会被美国政府派来做大使。也许是大家把我保护了起来，在华的不管任何行业的美国人对我都非常友善，美国方面传来的评论也不至于太过难看。于是，我顺利适应了环境变化。我之前过着朴素的生活，而如今生活方式、工资报酬、名望威严都有了变化。过去，宗教和世俗的区别，在我看来是需要以是否参加宗教活动、不吸烟喝酒来决定的，但是现在却成了生活质量上的变化：言行举止是善是恶，是否为神所接受，是否伤害他人，生活质量成了试金石。不过，我始终都要对自己忠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就像黑夜跟随白昼，他也不会欺骗他人。”[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