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9）
重生
1.从校长到阶下囚在珍珠港被偷袭之前，有那么几个星期，焦急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件大事的发生，以此来打破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的国际局势走向谁也说不清楚。秋天的华北气候宜人、秋高气爽，可校园上空却像是笼罩了一层阴霾。天津校友会邀请我去做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断地向后延迟日期，潜意识里总是担心会出事。而最后，在12月7日，那是个周末，我还是决定去天津做短暂访问，并且在内心里不断安抚自己，不会在路上出事。到了周一清晨，准备回京的我却发现局势突然改变，日本人已经迅速控制局势。日军很快发现了我，他们命两名军警护送我回京。虽然二人非常有礼貌，可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我一步都不能走出他们的视线。
我是坐着火车被押回北京的，当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担心一下火车就会被枪决，或者面临严刑拷打。北京南大门（前门）矗立着火车站，而美国领事馆就在附近。我离开火车站走向领事馆，在这段路程里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一进领事馆，我就被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军营的大门。这座主楼里，当时关押了将近200名海军陆战队员。走到三楼时，我见到了一些老友，这让我松了一口气。50名英美人士被关在这座楼里，他们被一道墙分开了，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可以进行往来。而这群人十分混杂，什么人都有。我看到了亨利·霍顿[72]医生，斯奈珀医生和特雷弗·鲍文先生，他们都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谁都无法想到，这三个人陪我走完了漫长的囚徒生涯。也许人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因为我选了一个距离他们很近的床位。
在押的美国人里，有一两个记者和一名孤独的传教士，我还发现了几名海军陆战队的前成员，他们是瘾君子，同时也是毒品贩子。剩下的其他人无须形容了，要知道我们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初，我感到十分不适，被褥不够用，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不过，在饮食上还是幸运的，我们和海军陆战队员一起吃饭，但是不久后日本人出手干预。我们得到的食物越来越少，并且质量越来越差。而这也是我对生命的一次体验，让我看到在极度的饥饿来临时，一个成年的美国人是怎样丢弃礼义廉耻的。
2.囚禁之初
描述战争如何爆发的谣言在囚犯中弥漫着，这些谣言要多夸张有多夸张，最开始我们拒绝睁开眼睛，珍珠港事件、在马来西亚海岸两艘英军战舰被击沉，以及后来那些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消息，我们都拒绝相信。在我意识到珍珠港惨剧的真相后，心里却对日军这种懦弱的行为叫好。这些年来，我一直暗中将机密情报发送给燕大董事会，提醒他们要尽快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否则他们一定会后悔。这些报告流传在一些重要领导之间，可不管我如何警告，这些人都无动于衷，对此我十分失望。所以我认为，珍珠港事件的出现是一个转机，它能够打醒美国人。事实上，我十分放心，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美国人的脾性日本人了解得太少，在历史书里，珍珠港事件将会被记录成最得不偿失的胜利。用中国人的谚语来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段监禁生活足足过了一个月，幸而还算舒适。我们需要干活，其中一些同伴与日本人发生了摩擦。接二连三的都是坏消息，不过圣诞节时有人来探望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节。第四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其他人被释放了，而前面那三个人和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家聚在一起，一个军官在致告别辞。我们四个非常疑惑，为什么我们会被留下？留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珍珠港事件（1）
当天稍晚一些，我们四个人来到了霍顿大夫的官邸。霍顿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他把家安置在一座清代的王爷府内，那里景色优美。而屋子的内部已经装上了现代管道等设施，他使用着一群训练有素的用人。在后来的四个月里，这里成了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鸟笼，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居住在单独的、配有卫生间的房间里，还有巨大的天井可以休息。偶尔，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门外老朋友的身影。霍顿大夫的生日甚至还有人上门祝寿。能做这样的囚犯，也称得上是享清福了。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坏消息不断，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丝希望。我们幻想着一切都能够变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返回祖国。
3.1500夜，拼字而过
直到有一天，守卫通知我们要搬家了。日本人能够同意我们去新的囚禁地，是我们三番四次理论的结果。那里是一个英国商人府邸荒凉的后院。我们被允许可以带走霍顿大夫的家具。在新的囚禁地里，有7名守卫驻扎在前院，并霸占了唯一的卫生间。一个边长20英尺的正方形小院子位于后面，该处地面的水泥都已经裂开。环绕院子的小办公室是我们的居住地。它将记录下我们未来3年零8个月的人生。
北京协和医院的访问教授斯奈珀大夫是荷兰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过去我们在霍顿家时，他太太常常来探访他。而搬迁后，他需要做出选择，要么他太太进来和我们一起囚禁，要么他再也不能见到她。他选择了前者，我们的空间也因此变得更加拥挤，不过我们大家的生活也因为他太太的入住而增添了几分色彩。一些小道消息时不时传来，据说我们可能跟着“康脱凡弟”号轮船离开，被送到“格瑞普效”号上。而“康脱凡弟”号却一直在推迟，直到最后据说6月才能从上海出发。每天，我们都兴奋地等着救兵，看到希望后这样的囚禁生活才有些幸福。可当到了约定的时间时，我们谁都没有被接走，远航的旅途上只有轮船自己。到9月份时，斯奈珀夫妇被一艘英国人质交换船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还好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听到传言，“格瑞普效”号一年后将会第二次起航将我们接走。可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枯燥的囚徒生活已经将我们折磨得心力憔悴。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为了解救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燕京董事会及其他朋友已经竭尽全力，而我们也是美国国务院设定的重点抢救名单的第一位，国务院声称，如果日本人想要交换人质，那么必须把我们交出来，否则就别想！最后，我们的命运在东京被决定。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北京方面的日军接到协议后，竟然将它撕毁了。我们立即心灰意冷了，看来我们要在这里永久地生活下去了。直到获释前，意志力相对薄弱的鲍文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就算在轮船离港前，他认定哪怕是最后一秒，我们也一定会被送上去。我们劝他，他说得虽然有理，可现实都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十分担心，担心他弄懂了无法获释的真相后崩溃。但是第二天早上，鲍文显得很平静，他十分淡定地告诉大家，虽然在此之前他对中文并没有兴趣，不过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学习了。
从那天开始，这位出身纽约金融街的会计真的认真学起了中文，一直到了被释放的那一天，他也没有放下。这倒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消遣，我可以给他做中文老师了。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在被囚禁的3年多里，只要有一个人精神受到了刺激，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我们被迫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挤在狭小的屋檐下，只要有一个人做出古怪的行为，那么三个人都无法相处。幸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始终都是好朋友。
珍珠港事件（2）
我们被抓起来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这是一件有预谋的事。在中国北方，其他敌国的公民还自由一些，到了一年后才被关押到战俘收容站。而我们三个人为何被如此重视？我用了一辈子来探寻答案，可惜都没找到。我们的健康一直是负责看管的军警最担心的，他们常常会询问我们是否舒适。对于他们来说的头等大事，是我们不能和外界接触，所以他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这一切，当时的我只找到了一种解释：日军无法理解我们这种私人机构，燕大、协和医学院为何仅凭着私人捐款和对宗教的热忱就可以发展教育业。如果想要燕大、协和的影响力分崩离析，就必须把我们这些负责人隔离起来。而事实上，如果日军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悄悄地放了，可能连同大学的名字都会被大家遗忘。如果我们被送到战俘收容所里，很快也将淹没在人海里。可他们如此神秘地囚禁我们，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成了传奇人物。
珍珠港事件（3）
当时，我们的食物和看守吃的一样。眼前的饭菜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西餐的人，根本无法下咽。亏得有外人帮助，不然我和霍顿大夫恐怕都无法活下去了。在北平有一个瑞士驻上海领事馆的支部，他们为来中国水土不服的西方人提供膳食，而其负责人刚好是燕大和协和的教授，他们和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他们终日奔波于为我们改善生活条件这件事上，他们劝说日本宪兵队由领事馆来提供我们三人的伙食，一位中国的银行家包揽了所有的费用。城里有位年轻的修女，她是瑞典人，因为轴心国占领了瑞典，所以她被日本人当成了自己人，我们的生活用品由她负责运送。一个星期，她来这里两三次，她就是我们心里慈祥的天使。她经常给我们写信、给我们一些小礼物，到了周六她还会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挪威晚餐。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翘首以盼，我们三个就像孩子一样。直到释放后，我们最先拜访的人中，就包括这位天使，尽管我们从未谋面，那时，我们谈天说地，那次会面也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搬离霍顿家时，他家的厨子和一位用人要誓死追随我们。到后来，厨子被迫离开，而用人陪我们走到了最后。日本人允许他每两个星期过来睡一晚，有时候，他还去探望傅泾波，尽管那需要绕很远的路。当时，傅泾波也被关押，不过他手里有一个收音机，那是他偷偷藏起来的，他能够收听到最新的消息，这也让我们欣喜若狂。只不过，这种举动实在是很危险。所以，当得知盟军已经开始反攻后，傅泾波就将收音机丢了。
鲍文和我会在天气好时打打羽毛球，尽管院子十分窄小，当然我们也做别的事情。可霍顿不参加这种活动，他只是每天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打扫房间，因此房间被他打扫得窗明几净。而我是个会打羽毛球而不会整理房间的人。每晚，我还会和霍顿玩拼字游戏，斯奈珀夫妇偶尔也会参加。到后来我们被释放了，《时代》杂志撰写了我们这段被监禁的日子，他们的标题是：《1500夜，拼字度过》。
4.恐慌相伴
我曾经被获准回到燕大一次，那是在被捕之后，我去拿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当然是在护卫的监控下。驻扎燕大的日军占领了我的办公室，那里挤满了日军军官。进入办公室后，我迅速找到了董事会的通讯录，并将它偷偷交给了高厚德。从办公室出来后，高厚德立即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将通讯录全部烧掉了。幸运的是，日本人没有产生怀疑。如果被日本人知道通讯录里的内容，那么我可能逃不过被当场枪毙的命运。一名士官押送我回到燕大，他破例允许我和一小群同事共进午餐，并坐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监视，但是他听不到我们之间讲话的内容。
我们那间小小的牢房里曾经涌入了不少鲜花、信件和生日礼物，那都是美国同胞和其他外国友人在没被捕前送来的。而很多礼物真正的赠送者是中国人，为了避免麻烦，他们拜托外国朋友转寄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最好的礼物就是书，就算被关进了收容所，我们依旧可以收到书，那是我们的瑞士朋友满城寻找适合我们的书后寄来的。可是，我们的书都被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拿走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翻译需要为每本书做一个总结概括，然后向宪兵队队长汇报。可是，翻译的英文水平有限，有时还需要我们帮忙写总结。而要几周后，书才能被送还到我们的手中。宪兵队为何要关心我们在阅读什么，这也是被囚禁时留下的一个谜。也许，日本人不希望我们的脑袋受到污染，一旦受到污染就会被隔离，以避免传染给别人。今天看来，我们当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孤独、单调和担惊受怕。这与其他人要面对酷刑相比，简直是无比幸运的。到了冬天，屋子里非常冷，一日三餐都需要在走廊里吃，而走廊也已经结冰，有时在吃饭的过程中，杯子里的水就结了冰。而到了夏天，屋子由于狭窄变得炎热难忍。在冬天时，我们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能找到什么就套在身上什么。可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反正不会有人来拜访，所以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度过了平淡的囚禁生涯。
虽然看上去还勉强过得去，可我们还是经历了几次逼供。其中一次是关于“北京猿人”的，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着这位女子（我认为它是女的）的骸骨，她的身旁摆放着不少以假乱真的复制品，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被盗。可日本科学家却觉得，大日本帝国有着无上的地位，可以占有原本属于中国的瑰宝。有一天，霍顿和鲍文被闯进来的日本宪兵队军官带走审讯。可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到底在哪里，他们两个人也不知道，他们向日本人如实说了情况。很早以前，这块瑰宝就被送到了秦皇岛，如果一切顺利，一艘美国船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后几天抵达秦皇岛，载海军陆战队队员回国。北京猿人的头骨是上船了，还是途中摔毁了，又或者是还在其他人的手上，我的两位同伴不得而知。
在激烈的争吵后，愤怒的日本军官离开了，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两个人说的话。不久之后，鲍文再次被拉入宪兵队总部，直到五天后他才被放出来，并且明显可以看出他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据说，一进入宪兵队总部他就被搜身，所有可能造成自杀的东西都被扒了下来，随后，他被他们逼着由一个小洞钻进一个窄小的笼子里。在那个笼子里，他根本不能舒展身体，并且每次想要舒展身体时都会遭到毒打，整天都有一条皮带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每天会送两次食物给他，可他根本吃不下去，只能喝下一小杯水。经过整整五天，日本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他拽了出来，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审问后，才将他放回。
好些天，鲍文都战战兢兢的，一直无法恢复。当时，还出了一件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的事情。当时鲍文被日本人抓走时，他身上带了两张100美元的钞票。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小常识，为了以防万一身上总是揣着钱的。到达宪兵队后，鲍文的钱立即被没收了。后来，日本人拿钱回来找我们，问为什么鲍文身上的钱是近期才印刷的钞票。要知道，我们的钱包早就干瘪，这都是关押期限无法预知的后果，一个美国朋友悄悄地送进来了一笔钱。鲍文手中的200美元就是那个朋友送来的，事情败露，为了躲避日军的继续追查，我们编了一个借口，连同用人在内，我们演练了好几遍。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日军过多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受尽折磨的鲍文只要一听到响声就吓得浑身发抖，如果被日本人知道，恐怕他们又会发出残忍的笑声吧。钱这件事情让大家担惊受怕，所以，后来再没敢从外面偷偷运钱进来了。而此时，美国政府每个月都会通过红十字会向每个人发放津贴，所以，我们的处境也不至于太过窘迫。我们面临着宪兵队给出的两个选择，要么吃他们准备的食物，要么每月领取固定份额的补助。而这点钱在物价飞涨之后，只能供每个人每个月吃一个鸡蛋而已。虽然如此，日本人却并没有给我们加钱。所以我们不敢不接受日本人的食物，更不可能将鸡蛋砸在他们脸上。
原来做医学院领导的鲍文，如今做了我们这里的头儿。每天简单的活动都由他来安排，我们什么都干，比如喂养两只金丝雀，和小兔子玩耍等。
认真地回想一下，那几年里有一个人拜访过我两次。他是一位日本人，名字叫作田川，是我的朋友。他在日本国会任职30多年，并且是长老会的长老。第一次来访时，他只被获准停留10分钟。他再次来访已经是一年后了，这次他停留了半个小时，由一个前院的护卫和一个宪兵队的士官陪伴，我们的交谈内容全部被速记下来。多年来，田川先生一直致力于缓和中日矛盾，并为此奔走于中日之间。当时，他已经75岁，那是他第14次来到中国，在战争中，民族仇恨刻骨铭心，唯有基督徒之间还能维持真正的友谊，他这两次来访让我倍受鼓舞。我被释放是一年半以后了，那时，我才知道他因为从事和平事业而受到了军方的严厉处罚，如今身无分文的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于是，我想方设法将他送回了日本。
5.假新闻
战时新闻是沦为阶下囚那段日子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时可以订阅两份报纸，一份是当地的英文日报，但内容极为匮乏，这表明了日军强大的控制能力；另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这上面提供了很多东西。这张报纸是专门为中国读者精心编辑的，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样假的新闻。在每天晚饭前所谓的鸡尾酒会上，我们会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时事，当然，这样的酒会只是偶尔能够捧上一杯鸡尾酒或者别的饮料。《每日新闻》由一个人来阅读相关内容，其他人尽情评述，通常，这都是霍顿的事情。从霍顿家搬出来时，我们拿了很多书，这些书包括各种类型，一些精美的地图也派上了用场。德文版的《每日公报》在我们这里受到了尊重，因为其刊登的新闻基本属实。但是日文报刊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不过，不管他们如何胡乱写，都可以从中找到真实的蛛丝马迹。同盟国吃败仗的消息几乎填满了第一年，让我们感到雪上加霜的是轴心国报刊的欢天喜地。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德国人在阿拉曼大败时，我犹如从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漫长的等待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我们读到了同盟国扭转战事的新闻。直到那时，我们三个才松了一口气，对报纸的恐惧彻底消除，并期待着每一天都迎来新的消息。
在这种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够沿着日本假新闻的蛛丝马迹寻找真相。有一次，日本报纸上报道美军试图在太平洋某岛抢滩，可因为损失惨重只好撤回到海上，而后，美军发起攻击。至此，关于岛屿的消息就彻底在报纸上消失了，最后，一篇描述日本战斗机轰炸岛屿的消息突然冒了出来。凭此，我们判断出美军已经成功占领该岛。在这些假消息里，我们判断出轴心国面临的困难，比如他们缺少飞机燃油、货轮、食品等物资，并且，我们预计出不管美国的表现如何，德国和日本都无法坚持太长时间，最多4到6个月就会彻底投降。对于美国的生产力我们没有把握，直到有一天报纸上一个巨大的标题吸引了我们，该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提到与上个月相比美国飞机的产量下降了2%，只有7500架。我们惊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力，这速度简直惊人。如果日本人看到下降2%很高兴，那么就让他们暂时高兴去吧。1945年春天时，《每日新闻》很久才送来一份，其内容也跟着大幅度缩水，直到停刊。我们当时戏谑地说，到底该为盟军将士高兴还是该为《每日新闻》停刊而叹息呢？
6.有条件的投降
日本内阁在德国战败后迅速洗牌，新的首相将近80岁高龄[73]，外相的年纪和首相的年纪差不多。毋庸置疑，日本已经开始转风向求和，但是他们用华丽的英文稿宣誓日本要加速战争，并且有这种潜力。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年5月份时，日本想通过苏联跟美国和解，如果苏联拒绝，那么他们就要找蒋介石来当中间人。果然，苏联人拒绝了日本的请求，而后，日本内阁便下达了释放我的法令，一个由两名外交官组成的使团在军队护送下，以帝国诏书的形式向我传达了这个消息，并敦请我立即前往重庆，游说蒋先生同意日方的请求。据闻，来使在抵达北京的这一路上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也让我们坚信美国的封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只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他们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才到达。当战斗机在空中被阻截后，他们乘船穿越了朝鲜海峡，在这期间他们差点成了两艘潜水艇、三艘巡洋舰的刀下魂，为了突破美军防线，他们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而抵达北京后，新的麻烦又找上了他们——军队不想和解，没办法他们只好先去了南京，向日军总司令讨得准许。所有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军队要求参加谈判，但东京来使只想先放我出去，并让间谍远离我。真是不明白日本人的想法，在自己的祖国即将面临生灵涂炭时，他们居然还有心情因为威望问题吵个不停。
我是7月24日知道这件事的，一个守卫用极为平常的口吻询问我是否想见到傅先生，仿佛傅泾波每天都会来看我一样。很快，傅泾波真的到了，他的身边还有一位东京来的官员。在解释完自己的任务后，军警匆匆离开，傅泾波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顺便将各方面的局势也介绍了一番。当时那两位同伴并没有在场，所以我听完后就立刻进去了，免得他们等消息等得太久。我的两个同伴说，日军是用傅泾波来让我“尝到甜头”，进而强烈期望日方提出建议，日军一定以为，在这里关押已久的我已经一蹶不振。南京方面，两名外交官依旧和军方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傅泾波第一次来时，守卫还在房间里听我们的交谈，到了后来，守卫就再也不进来了。傅泾波领着日方负责人进来看我时，军方和外交官已经商议好了一切。我们三个人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共进午餐。外交家川井先生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明了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并声称日本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我对他说起7月26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会议上已经做出宣告，要求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而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而我或者别人，已经无法向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了，如果说能做什么，那也是劝天皇和新的内阁接受无条件投降，并能够压下军方可能会出现的顽强抵抗，要知道日本之所以被拽进深渊都是这些愚蠢的军人所为。川井先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并启程回国。
我们从《每日新闻》中推断的日本国内资源耗尽，和川井先生带给我们的消息相符。美国的参谋们如果意识到了这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没有必要敦促罗斯福总统让斯大林攻打日本。也正是因为这样，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开出的条件，美国需要以中国为代价，在满洲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扎卡赖亚斯海军上将的消息要比军方的情报工作还要准确。将军通过对情报的分析，做出了和我们类似的结论。而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造成了后来中苏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军事情报系统害的，和罗斯福总统脆弱的健康没有任何关系。
尾关[74]是川井先生的继任者，他在川井先生离开的第二天带着傅泾波和一位翻译来访。那位翻译的中文好得出奇，很少有日本人能够做到这样。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始终都保持着友好的气氛。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初日本军人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并不愿意承认残酷的真相，随着谈话的进行，他濒临崩溃，并且承认了已经恶化的日本国内情况。最后，他泛着泪光道别后匆匆离开。
单独释放的要求被我拒绝了，如果其他两位同伴不能离开，我就不会离开。可是，这样的要求也要等东京许可后才能生效。自愿监禁的举动使我占了上风，一位拜访者轻而易举地冲破看守的阻挠进来看望我。对于我重获自由，这位中国拜访者显得非常高兴，随后，他盘问我与川井先生的对话结果，并且询问他会带怎样的报告回东京。由此我判断，这个人一定是日军特工，不然门口的看守不会轻而易举地放他进来。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还真是希望看守能够将来访者挡在门外。
7.释放
一个又一个的大事件传入到我们的耳朵里，最初是原子弹投放到广岛，接着是苏军占领满洲，最后，天皇宣布正式投降（分别是8月9日、10日和11日）。8月16日，尾关上校和傅泾波又一次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我们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于是，我们马上请求能否允许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前来拜访。预感到自己能得到许可的天使修女锡格娜·斯柯罗芙赛斯，在当天下午做了四个小蛋糕，来作为4点时下午茶的茶点，按照她的计划我们每人一个。可惜，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我们只获准走到大门口同她讲话，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获得了殊荣。我只能在回来后向其他两人汇报，这位修女真实存在，并且和我们想的一样，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使。当天，我们得到了另一位瑞士朋友的探望，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几分钟。第二天上午，另一位朋友也来了。
广岛核爆后惨状
第二天下午，宪兵队总部忽然召唤我们。如果放在以前，我们一定又被吓得浑身颤抖，可在最近那一系列的大事件发生后，我们反而从容不迫了，并且觉得不会是太坏的消息。这段路算不上长，可是守卫却要护送我们坐车过去。进入司令部的接待室后，司令走了出来，他的身边跟着全副武装的手下。日本大使馆的两位翻译也同时在场。在正式宣布我们被释放之前，司令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声称为我们带来了“不便”。听完这番话后，我们三个人勉强地用得体的语言回答了他，并且分别与他和他的下属握手，就这样，仪式结束了。很快，消息传开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被神秘关押的美国人终于被释放了。我们回去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了那里，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大门敞开着，守卫站在一旁，任凭着人来人往。
日本投降仪式
奇怪的监禁终于在3年8个月零10天的时候结束了，在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对自由产生了绝望，我们以为不会再重见天日。直到今天，我们才能模糊地想出一个囚禁我们的原因。日军是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的，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我抓了起来，万一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就要我去做调停人和蒋介石谈判。而我的身体健康问题，就交给了霍顿大夫，那是他的职责。我和霍顿本来就是各自机构的领导者，鲍文则是第三名人质。事实上，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残暴压迫更重要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数以万计的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日军的侵略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为了击垮邪恶的军国主义，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
8.重生的燕大
这段时间我异常兴奋，因为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和旧友重逢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非常开心。我们三人曾经商议过获得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我说我要好好洗个热水澡。而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每天，我都将自己放在一个盛满泡沫的豪华浴盆中。北京的8月秋高气爽，风景秀丽。获得自由的我开着车到处游荡，池中盛开的莲花、重游的故地，都是我流连的风景，我像个孩子一样地欢喜。在被关押的孤独日子里，我曾经发誓，就算再唠叨的来访者，就算来再多的人，我也不会发出一句怨言。而在释放后的最初几天，我家里挤满了前来探望的客人，虽然我觉得他们很滑稽，但我还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誓言。
司徒雷登与友人们在燕大
我同中方教职员见面是在释放后的第二天，直到那天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已经是燕大行政系统里仅有的人了。在我的建议下，他们将重新组合成立一个“校务长顾问委员会”。这些人全部遭受过日本人的拷打，但是他们拒绝同燕大断绝关系，没有一个人肯屈服。拥有这样睿智机敏、忠心耿耿的同事，是我的幸运。学校里的所有仪器设备都丢失了，并且战时学校被日军当作了军医院。于是，我马上提出恢复学校运作，可我的同事们早已经将一切规划好。我们做好了招收400名新生的准备，正式的开学典礼将在“双十节”那天举行。尽管我的计划被朋友们认为是无法完成的，尽管就连我们这些人的心里也没底，可大家信心饱满、众志成城，最后竟然完成了目标！
按照计划，开学典礼像以前一样精彩。但是，那天却是政府接受日本正式投降举行仪式的日子，我们典礼的主发言人和所有的达官显贵一样，都要去参加日军投降仪式。最初，我们十分失望，可后来我们安慰自己，这也算是诸多典礼上的一道里程碑。上午10点，仪式正式举行，10月10日10点，加起来就是“三十”，最鼓舞人心的是典礼上的发言。洪业教授登台演讲，他曾经发誓，在日军撤离之前他不会再登台发言。如今站在大家面前的他，用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赢得了满堂彩。天空湛蓝，晴空万里，我们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4年来，日本人弹冠相庆声称“燕大已死”，而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恐怖的生活，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9.感染“重庆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