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6）
燕京人1.中国文化
我在北京终于有了接触纯正官话的机会。它是当时的“国语”，它的地位十分权威。没过多久我便接受了繁杂的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大部分要求用英语完成。很快，我的旅途又开始了，我奔波于中美之间，这样一来，根本无暇去练习纯正的北京话发音，和本地人聊天是更不可能的了。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异乡客。在燕大中，中国教职工的比率越来越大，他们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对英语的掌控能力非常熟练，比半路出家的外国人对汉语的熟悉程度要高多了。由于对英语教学的强化，学生对英语也越来越熟悉，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英语和学生交谈，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多加练习。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省份，各地的方言不同，这样的环境可不适合一个想学北京话的外国人。公务越来越繁忙，我要么是留在校园里和别人讲英语，要么是去外地出差。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学会了一些口语，一面听一面试着说。官话的每一个音节都充满韵律感，它是如此美妙而清晰，“国语”这个桂冠非它莫属。
汉字的阅读和学习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和西方学生一样，汉字的奇妙结构让我着迷，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重点不是专注汉字本身而是要多练习口语对话。但是，要学习口语也需要对汉字有所理解。因此，我对每个汉字都勤奋练习书写，并从中了解构架规则和笔画顺序。但是，我从未试过用中文来写作，如果想写一篇文采飞扬的中文文章，那么首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门语言，这件事对于中国人自己尚且不易，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呢？
要想学好中文，就要对中国文学有所浏览。传教会规定必学课程是“四书”（儒家经典）和一本小说《好逑传》，这些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布道会选择这些书是非常明智的，他们鼓励学生读下去，但是并没有实现。美国人看重实际效果，再加上传教士过分执着于自己对宗教的职责，整天忙碌于教会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让他们疏于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而最为不幸的是，我们还有顽固的文化优越感，并不知晓中国文学能够给我们打开多少新的窗口。对于中国人民的现状、心理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感觉、对外国人的态度，都需要多读中国文学才能理解。那些打破规矩的少数传教士，是我在这里需要高度赞扬的，他们克服了困难，顶住了同事的批评，一直在家中钻研中国书籍，使得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西方的洞察力。再看看他们的成就，我自己也做出了很多决定，但是都半途而废了，要么是被公文打扰，要么是无视系统阅读中文书籍的必要性索性放弃了。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中文表达的两种方式，在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我知道在别人看来我这样的念头是保守的，况且我自己大部分时间也是用白话文的。胡适和其他学者发起的“文学革命”迅速席卷了全国，并且时间很短。我乐观地关注着整个过程，并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一场有必要的、进步的运动，就像当年欧洲学者放弃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转而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样，在那种环境下，才诞生了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和其他丰富的语言。之所以热爱文言文，是因为它简练、文雅和富有张力，能够表现出微妙的思想，能够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文学艺术代表。抛开科举，文言文自身就可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废寝忘食。对于外国人来说，文言文难的不是本身，而是典故。如果不能够理解典故，那么可能一整段的思想都不会明白。可如果想知道典故是什么，就要日复一日地去学习。和从小就受到文学教育的中国人比，外国人自然看不懂古文。
回想起中国的生活，我最后悔的是未能广泛阅读中国的各大名著。除却经典，一些伟大哲学家的作品我也会读，有的已经全部看完，有的只读了一部分，还看了一些著名的小说、当代代表作和一些其他书籍。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欣赏中国文化，去观察社会上下所追求的道德和精神理想。
孟子和王阳明是我最欣赏的两位中国哲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教导孟子很有远见，尽管王阳明位高权重，但他是一位罕见的具有宗教精神的教师和思想家。与基督教思想有些接近的是墨子的思想，“非攻兼爱”的理想远大且有实用性。他还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这也很符合当代社会的思想。荀子喜爱用生僻汉字，这让他的作品读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他的思想却比儒生还要儒家，也更具有逻辑性。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必须要“明义礼而化之”。
对于中文书籍的阅读，又使我对中国文明增加了几分敬意，也塑造了我的人格，让我感到更加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到底是怎样的程度，就无法说清楚了。阅读中国文学让我变得更加宽容，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基督教道德和社会价值。对于我来说，我不仅学会了中国文学中柔和和文雅的人文关怀、人际关系、忠诚和正直，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于普世道德的诚恳信仰，和不懈追求和谐的精神。
2.品位中国
说到中国艺术，我不敢说专业，因为没时间去钻研，但是我爱上了中国人的艺术品位。但凡学习过汉字的人，都会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惊叹不已。绘画和汉字也颇有渊源，但是我没有专门学过，只是一直仰慕中国的国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我欣赏青铜器，虽然想收藏，但是由于工作压力和财力限制始终没有如愿以偿。瓷器的欣赏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这让我拥有了很多巧夺天工、精美的瓷器，这都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
戏剧和我成就了奇闻。戏曲的表现形式通常都和宗教密不可分，而作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应该远离异教的影响，传教士也不可以为此着迷。但是，短暂的几次看戏经历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戏曲节奏对我来说是一种喧嚣。当宗教偏见慢慢消失，并且工作太忙，便没了那么多兴趣。到北京后，在一次慈善活动上有幸目睹了梅兰芳的表演，我瞬间被他高雅而优美的动作所吸引。等后来我具备了一定的京剧常识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去欣赏这位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在过去，女人是不许登台的，所以，梅兰芳是扮演旦角的好手。后来，我与梅兰芳先生有了来往，那时他打算去美国巡演，他向我请教商业上的安排事宜，还向我请教该选哪些曲目以迎合美国观众。我告诉他，我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对美国的戏剧也没有了解。但是，他还是坚持一次次地请我去看他演出，也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用专业知识去看戏。到后来，梅先生在美国的巡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一直以来，我不明白他为何那么看重我对戏曲的看法，而那件事后，他让我专门去阅读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资料，在专业指导下欣赏名家大师的表演，那种无心之举竟然让我和当代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说到建筑，我们在决心改良中国古典风格来建造燕大校舍时就开始关注了。在此之前，我从未留意过中国的建筑，只对西湖旁边优雅的宝塔和周边美景中的庙宇印象颇深。北上后，和其他人一样，我对京城的壮丽景观惊叹不已。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要表现在城内和西山脚下优美华丽的宫殿和庙宇。而对我来说，中国建筑的最大特点是，虽然建筑宏大但是都严格对称，可风格上却不单调和肃穆。这是因为亭台楼榭这种自然建筑不规则地分布在每个角落，有的矗立山下，有的依靠假山，有的悄然建在深谷，有的俯瞰湖水，散落在四面八方，并没有规律可寻。而对我来说，燕大校舍应该融合古典外观和现代装潢，这就象征着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完美融合。
说到中国艺术，最后要说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于形态和色彩的熟练运用。庙宇和宝塔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百工”中体现的是非凡的艺术工艺，男性着装高雅优美，就连街边的店铺也透着整洁和美感。在撰写公文时，需要按照严格的字体行文，而从笔迹中又可以看出作者独一无二的个性。我认为，这个民族骨子里透着对美的欣赏，而生活的点滴中也被渗入了进去。
3.家庭
父亲1913年去世后，母亲搬来南京和我们同住，后来她陪着我们一起北上。最初，她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一切事务，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老太太，但是后来，她却成了全社区最忙碌的人。看书看报、宗教回忆，以及和每天到我家来拜访的客人闲聊，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她于1874年时初到上海，那时候她与别人联合建立了中国第二家女子学校。当时，只有穷人才会把女儿送到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去，因为外国学校提供食物、衣服、书本和纸。授课内容简单易懂，学校的录取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不许缠足，一个是校方有权否决女孩父母包办婚姻。母亲到中国已经有50年了，借此也纪念她在中国的50年。一些知书达理的女大学生带着出身豪门的男友前来探望母亲，再去回想过去在杭州时那个简陋的小学校，母亲高兴极了，因为她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周后，母亲80大寿那天，她忽然病倒，并且在几天后去世。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里，合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于是，我想将母亲送到杭州的父亲和兄弟的身边去。可是，当时战火纷飞，我需要从天津坐船回去。政府准备了一辆豪华的私人轿车送我去天津车站。原来，那辆车是慈禧太后的，车身上还有巨龙的镀金浮雕。我微微一笑，如果母亲知道她在中国的旅程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她也会微笑吧。
包贵思[42]是燕大的一位老师，她是这样评价我母亲的：“亲友被她的和蔼和欢乐深深吸引着，像是魔法一样地欢乐。尽管她已经有80岁高龄了，可她看上去有使不完的精力。她办事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温文尔雅，我们的心里永远记着她的模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整个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称呼她‘司徒妈妈’。”
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撒手人寰，当年生产后留下的创伤一直没有恢复，导致她这些年基本成了半个残疾人，而她担心的却是自己因为身体恶化可能会影响到我工作。妻子和母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女人：母亲属于知识女性，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妻子则更注重家庭。她做的甜点可以媲美新奥尔良的美食，中国工艺她也十分拿手，面对陷入困境的人，她会以简单而亲切的方式为其排忧解难。原计划中那一年的毕业典礼提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雨季来临前搬迁到新校址去。而妻子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硬是撑到了毕业典礼之后。春季学期在一周后结束，她也在6月6日撒手人寰，而那时，大学已经开始了搬迁。周日下午举行了葬礼，地点是在医学院旁边的小教堂里，刘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礼，整个过程优雅庄重。随后，棺椁被送到了大学旁边的公墓里，在那儿，她是第一个定居者。
感谢她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让我一生满足，而我们的婚姻生活又是如此幸福。我一直独身，不愿意再娶。迅速成长的燕大可以让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学生们也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们犹如父辈一般关爱。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燕大的工作上。我的家事则由几个教职工的太太帮忙料理，这样我在国内和国外出差时就不会有顾虑了。
费城的乔治·库里夫妇打算送我一座校务长官邸，这是在燕大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们要建立一座中式的靠湖边的房子，并且这房子位于学校的中心。可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可以住在学生公寓里，或者教学楼里也可以。但是他们坚持要赠送，否则不会捐助任何钱。我于是提出客厅、饭厅和两三间卧室留给学校，我自己住一个小套间就可以了。这个方案大家都同意了，于是，以后去费城，库里家的客房就成了我住的地方。一座漂亮的官邸[43]建立在燕大，而这也让我得到了两位挚友。
我的独子也叫约翰，和我的名字一样，他在美国上大学并且留在了那里。西方文化让我的童年充满痛苦，但是他没有尝到，我对他的教育特意做了准备，而他在南京和北京的环境也和当年我在杭州时不一样，这些年来，美国人的视角也国际化了。按说，他初回美国上学那段时间应该很难熬，中国出生的经历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这些居然让他在朋友里得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在宗教方面他也是按部就班的，上大学之前，他问我如何看待他以后毕业的事，特别是神职方面的。我告诉他先别去考虑那些，先适应大学的课程再说。他一直倾向于牧师，但是我告诉他先遏制这种念头，事实上宗教信念一直在他血液中流淌，他不会未经考虑就贸然行事。后来，我也理解了他，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能够继承我的事业。
他在华李大学和协和神学院（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学习，“杰克”（小约翰的别名）遵循着宗教行为规范，但是他身上也有年轻人的活泼和对人性的热爱。我非常满意的一点是，他对当代神学存有争议但是也有宗教的使命感。我不谈个人的希望，其实他的性格更适合留在南方。与南方本地人相比，他的世界观要开阔得多，这是因为我的关系和他过去在北京生活的背景造成的，这些让他拥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告知他一些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我告诉他要学会尊重矛盾双方的观点，不要把重点放在理所当然上，也就是人民大众的需求和传教士的天职。他难免是要接触传教工作的，但是和我完全相反的是，他对传教工作丝毫不抵触。这也让他有一个欢乐的童年，不过他的经历也不是带有普遍性的。过去外国人传教被认为是神职人员最高的奉献，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时过境迁。因为约翰的个性特点，和中国当时正处于战乱中，所以，他选择了留在美国。虽然他当时在选择上也犹豫过，但是和我当年相比实在是差远了。自从妻子去世后，我和儿子虽然身处世界两端，心却紧紧相连。我们经常通信，我熟悉他的日常生活，也熟悉他的内心事业。他最初在弗吉尼亚做牧师，后来去了南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的一所教堂任职，他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他延续了我的事业。
4.两位总统
很多令人激动的亲身经历都是在我来往于中美之间发生的，但是，大学校务和这些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幸拜访两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听过我在华盛顿中央长老会教堂发表的演讲，不久后我应邀与他会面，向他介绍中国的情况，这发生在我在南京任教期间。我9岁的儿子和我同去，他显得兴奋而恐慌，总统对他说：“你的名字是约翰·雷登·威尔逊吗？”儿子答道：“不是，先生，我随我爸爸姓！”为人谦和的威尔逊总统给了我儿子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赠j.ls.jr.，好友威尔逊”。这张卡片约翰到现在还留着，挂在书房里的镜框中。
伍德罗·威尔逊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3年罗斯福[44]新上任时，我刚好赶回美国，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那时候，经济大萧条初见端倪。两个月后，罗斯福听说一位在华传教士回到美国，于是，我就这样被他召去了白宫。要知道，之前日军空袭上海，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公愤。
有趣的是，总统的心思不是经济大萧条而是中国。他有自己的为人处事技巧。我进去之前，等候了很长时间，但是工作人员说这很正常。进去后，我们聊起了大学和德拉诺家族[45]的广州快速帆船生意，我的紧张情绪很快得到了缓解。我和他说起了一年前该家族中的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的太太去世的情况，我当时极度悲伤，在北京郊外的日军火葬厂举行了葬礼。到这个时候，我彻底轻松了下来。罗斯福总统想知道如果不打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并且强调，如果打仗战争至少会持续5年，能避免就避免。当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时，我忽然意识到过了拜访时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主动提出离开。总统注意到了我的顾虑，他对我说有一支南美代表团在外面急得跺脚呢，他轻松地化解了尴尬。
普林斯顿大学在1930年6月17日授予了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院长斯图斯·特洛布瑞芝是这样表彰我的：“约翰·雷登·斯图亚特，中国燕京大学校务长。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他的诞生地，他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熏陶，后来，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又让他得以深造。回到中国后，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大力开展基督教教育运动，并得到了大家的赞扬。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合作，他推进了年轻的民国发展，并为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5.60大寿
说到生日，一般来说我都是同家人和朋友一起过的。在燕大，每次过生日都有一群不错的同事陪我去西山我最喜欢的寺庙玩上两三天，如果时间太紧张，我们就荡舟颐和园的湖中，并在船上吃饭。
60大寿那天，亲朋好友出席了按照中国传统举办的筵席。这个传统很好，任何人不管有没有成就，只要到60岁都可以享受盛宴。
我不在这里描述那次宴会，而是借用同事博晨光的《燕京贺司徒雷登甲子华诞》一文中的几段话：
在中国文化里，“60年”是有着特殊含义的。从遥远的商朝时代开始，“60年”就在中国人的编年制里是一个轮回的表现，60个不同的干支组合被用来代表年月日时辰，而历史悠久的殷墟甲骨文中曾反复地出现过这一切。有一块甲骨陈列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博物馆里，这块甲骨上清晰地刻录着60个干支的组合。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甲子是有极为崇高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讲，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为这一天准备着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这一天，有一个燕京人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就是燕大学生敬爱的校务长司徒雷登。1936年6月23日、24日的晚上，经过周密筹备的盛大宴会终于在燕京大学召开。分散在各大城市的燕大校友也举办了各种庆贺仪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校友会。宴会提前到6月21日周六召开，是为了照顾每个人不同的日程安排。250名燕大校友在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t.t.chang的主持下到会参加。
6月23日，燕大本部召开了盛大的晚宴，地点在女子体育馆的大室内场地。186个座席摆放在长长的u形桌子旁，所有的行政、教学、大学理事会成员，和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约翰逊夫妇以及其他贵宾，北平众多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夫人、众多北平的文化组织负责人、罗氏医社主席、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胡适博士、福开森博士、美国汉学老前辈及其他一些宾客，出席了本次宴会。整个场地上挂满了客人送来的无数锦旗横幅，喜庆的红布上是飞扬的毛笔字。其中的49面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46]赠送的，其余的是全国各校友会的全体学生赠送的。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礼物，是由全体女生赠送的。高大斑斓的蜀葵长满了整个校园，这些蜀葵现在被搬到了大厅里，墙上挂着的锦旗与蜀葵交相辉映。巨大的、开放着金色夺目鲜花的灯笼树前，是校务长的座席。
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刚进场的客人，并赠送每位客人一本纪念手册。上面印着一幅博雅塔的优美图片，并标记着客人座位的号码，以及在刘廷芳指导下按照中国习俗写下的司徒博士一生的大事记。大红灯笼头上挂，鲜花红烛桌上摆，会场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围坐在桌前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今晚的活动，也正是在这时宣布贵宾开始献词的。美国大使代表全体西方人发言，北京大学（中国第一所大学）校长蒋梦麟[47]代表全体中国人致辞。蒋校长说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懂两种语言，所以他用中文发言。他的发言列举了司徒雷登校务长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赞扬司徒校务长是集合了古希腊人的智慧、希伯来人对宗教的热忱和中国文化对人性的关怀。他之所以能够朋友遍天下，是因为他的热情和温暖的性格所致，这就像是在春天的阳光中，嫩绿色的叶芽和鲜艳的花朵能够茁壮成长一样。司徒雷登博士对宗教的精神是蒋校长主要强调的，司徒博士身上丝毫没有传教士为人诟病的狭隘之处。他推崇司徒雷登是耶稣救世精神的真正代表，并高度赞扬了司徒校务长的远见卓识和他为中国教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司徒校务长为中国建立了一所大学，可最终目的却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运作管理这所大学。中国曾经爆发的全国上下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我们这些跟着燕大一路走来的人还都记得，所以，能够得到中国顶尖大学非基督徒校长如此真挚地赞扬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仁在燕大成就背后的宗教精神，这是实在难得的。
燕大的校长吴雷川是当晚的司仪。在蒋校长讲话后，他请大家离去，但是大家不肯离开，一定要司徒校务长亲自发言。终于，校务长起身讲话，这段讲话非常符合他本人的性格。他说实在无法想象居然可以有这样一个豪华的庆典，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次的庆典活动，是对中国人的高雅礼节的充分体现、是对友谊的热爱、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人际纽带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这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只存在60年就可以享受如此富丽堂皇的庆祝的原因所在。当晚，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庞大的燕大家庭的成员，都沉浸在这发自肺腑的喜悦中，相比之前的一切官方贺辞，这才是对司徒雷登校务长最好的祝福吧！
大多数访问者在6月24日这天来到校务长的官邸，大家祝福他长命百岁。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充满了洋洋喜气，大门上方贴着一个大大的“寿”字，在它下方是随风飘动的色彩斑斓的飘带。包括这些摆设在内，和大大小小的灯泡，都是电力部职工赠送的，这再次体现出工人、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正是燕大引以为傲的优秀之处。勤杂人员赠司徒博士匾额，这是下午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在中国，匾额是一种表达欣赏和感激之情的物品，在一块油漆好的木板上，用优雅的书法大字篆刻上赞美之词。送匾的人将匾额悬挂在接受者家大门的上方，让其荣誉昭示天下。游行队伍会在赠送仪式开始之前，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至府邸。送礼的队伍吹吹打打地绕过整个校园，好不热闹。校园勤杂工的工头和一处校舍区的看门人是领头人，他们身后跟着的队伍由大学内所有的工人和杂务人员组成，其中也混杂了一些学校职工和附近村庄的小孩。他们在抵达校务长官邸之前，先欢天喜地地绕着校园和校舍区走了一圈。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匾额终于到达府邸。工人们被请到屋子里享用潘趣酒[48]，在这里，工人们与尊贵的校友和贵宾们享受到了同等待遇。宾客们在一个小时后也去了餐厅喝茶聊天。茶点委员会的姑娘和大婶们感慨，这辈子就没见过茶点“消费”得如此之快。“有教无类”正是匾额上的题字。
一大群孩子在工人送匾仪式完毕后走了上来，以黄维廉[49]和李约翰为首，他们身着中国传统绅士服装，率领孩子送上两个卷轴作为贺礼。
贝施福礼堂举行的娱乐活动，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手捧花束的校务长被准时接送到场，大幕在他刚走到会场前方时徐徐升起。对校务长的赞美致辞是第一个节目，节目中赞扬他的人格体现出燕大的精神，在他辛劳的筹资下，才有了燕大的今天。发言者在问候诸位校友后，向大学高层致敬。过去一年中社会混乱和动荡，而管理层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发言所强调的内容，并祝福他们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将燕京精神传递到每个阶层，领导层都应向校务长学习，共同开创新的道路。他发言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学生代表赠送给他一幅华丽的刺绣画，象征着“松柏精神”。在全场的掌声中，两名女生接下了校务长手中的刺绣，送出了大厅。接着，所有人员全部起立，要知道此时的大厅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郑重地对校务长三鞠躬。校务长本人则用中文做了一段恰到好处、文辞优雅的发言。在高年级学生代表致辞后，娱乐节目正式开始。
7点半时节目开始，午夜时分结束。而辛劳了一整天的司徒雷登始终兴致高昂地坐在那里欣赏表演。这就是他深受中国人爱戴的原因，在这时最能体现他的彬彬有礼和处事老练。作为记者，我一整晚都在场内走来走去，11点半时，我在贝施福的露台上遇到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负责文娱表演的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她因受不了而出来透气。我向她询问了对今晚活动的看法，她用崇敬和讶异的口气回答我说：“想不到司徒校务长居然还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前排。”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司徒校务长规定了自己不收任何礼物，“司徒奖励基金会”将收下所有赠送的纪念品。不过，他个人没办法拒接锦旗和条幅，而教职工、学生和勤杂工则为奖学金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