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5）

圆梦燕京大学

1.建校始末

1918年年末，我受邀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创立一所联合大学，神学院的工作十分开心，我本欲将大学的事情一推了之。在神学院，我已经对课题有了真正的主导权，研究和教学也进入了新阶段，另外还在筹办几个文学项目，我并不想离开这里。汇文大学堂（英文叫北京大学，隶属卫理公会）和坐落于北京通州郊区的华北协和大学（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是当时北京的宣教学院，它们想要联合起来。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双方采取行动，占领了一块位于城东南角的地，这块地一直通到老卫理公会学校背后。如果说这些分歧不能弥合，那就不可能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了。

当时，我家里住着一位汇文大学堂的董事会成员，他是位退休的传教士，他是从北京回到南京的。他问我是否愿意出任大学校长，我对他说，我已经准备在中国传教一生，但是对学校没有管理经验，应该无法胜任，并且现在的工作十分舒服，还是请另寻高明吧。他马上说，这次回北京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希望有人能够带头，稳定双方的联盟，这个人需要起到领导的作用。

几周以后，我收到邀请去北京大学[24]担任校长的正式聘书。对于这件事，身边的朋友都奉劝我尽量不要掺和，因为这样的差事容易费力不讨好，海瑞·卢斯[25]博士却警告我，一定要在应聘前了解、调查对方的经济情况。事实上，我并不是对方请的第一个人，在我之前他们也请过很多人，但是双方达成了一致原则：校长不能由外地人和局外人担任。对于这一原则，我的条件很符合。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多年前考虑是否做传教士时的困境，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我打算用同样的方法考虑。几周之后，双方督促我尽快做出决定。我只好答应他们先去北京做实地调查，尽管当时我并不是特别想去。虽然我曾试图推托让自己抽身，可最终还是以我北上告终。

1919年的1月31日，我抵达了北京。那天寒冷的西北风几乎刺骨，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抵达了位于城北的长老会教会。才刚刚抵达，我就意识到我想象的有些乐观，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一个汇文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两所学校合并后，不管新学校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但是中文名字必须还是“汇文”，否则母校的地位将无法承认。对方一脸的严肃，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又跑去另一方那里征求意见。可结果却是，另一方要求只要不叫“汇文”其他任何名字都可以接受，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叫了“汇文”，那么不如将现在所有通州的毕业证都堆在篝火里烧掉，象征着从此他们的母校灰飞烟灭。两方均是校领导，又是有地位的传教士。我能在这些人的态度里看到高涨的反对联合的情绪，也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刘海澜[26]博士是当时将汇文定名为“北京大学”的人，他坚决不肯让步，一定要继承原来的名字，新大学的校址也与汇文接壤。而对方却死活不肯接受中文名字为“汇文”。

当年，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另一所大学所吸引：清政府被推翻后，传教士正为了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所官方大学诞生了，并且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它的中文和英文名字都叫“北京大学”，在当时的中国，这所大学人人皆知，甚至扬名海外。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蔡元培，他曾位居翰林院庶吉士，并且曾经到欧洲留过学，北京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出类拔萃。众多学者慕名而来，他们大多都拥有西方教育的背景，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胡适博士。北大人以出版书籍报刊来宣传进步革新，这些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学子们虔诚拜读。当时的北大氛围可以用一部当时的刊物名称来形容，那就是“文化复兴”[27]。当时远在南京的我以极高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而那两个布道会在学校命名的问题上最初只是内部争吵，到了后来它们居然不自量力地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要知道它们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而已，这真是太荒谬了。“北京大学”这个名字只属于中国人，中国人正努力将它塑造成为国家知识的发电机。

而后，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同我会面，我对他们说：“如果内部无法解决争论，我将无法决定去留。”他们知晓我的意思，并让每一方任命了10个人作为代表来共同协商，这些代表包括5个中国人和5个外国人。当然还需要一位中立人士，他们便要求我来做主席。命名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他们猛吵了三天，甚至顾不上吃午饭，还有一回吵到了半夜还不肯罢休。从始至终，我都在认真地聆听，并且清晰地意识到：双方虽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代表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的承诺，并且双方矛盾太多、存在党同伐异的心态，所以导致谈判举步维艰。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此刻一走了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并且再也无法打起精神走下去。事实上，我的脑海中也已经有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这所学校矗立在这座古老而迷人的城市里，它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推行新政策、自由地进行改革。

在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猛然顿悟了。在犹太人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耶和华显灵了似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必须承担起和这个职位有关的责任，要知道这些人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我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他们争论的结点只是微观之处，并不至于无法解决，只不过是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并且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北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传教。终于，神回应了我的号召。在下一次与这些人的聚会中，我向他们主动提出，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意愿——让我来做领导。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本着不偏不倚的原则，拍板每一个所争论的问题，最终所有人都必须遵从通过的决定。他们听后欣然同意。就这样，会议的气氛轻松了下来，他们又像昔日那样成了好友和同事，终归那才是他们原本的样子。

可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被中国人的妥协文化而影响，中国人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多让一些，并以此类推，这样的方式导致结果又陷入了原来那样的沼泽地。而当时的我已经回到了南京等候消息，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些电报，电报是那边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并不在那所大学工作的朋友发来的，电报的内容是敦促我尽快赶回北京，一刻都不要延误。那时是3月，回到北京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味道。想必，北京人也是如此吧，享受着初春明媚阳光的同时，却被沙漠戈壁吹来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

之后，我同理事会的成员见面，看得出来他们十分沮丧。我告诉他们目前的问题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种，重新启动委员会方案，但是必须要绝对服从规矩；第二种，就此结束合作；第三种，为新学校的福祉考虑，双方放弃坚持，做出一定的牺牲。如果这次会议仍然不能将问题解决，那么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时，亲爱的刘海澜博士起身老泪纵横地说，他受够了无休止的争吵，可却又不能接受取消合并的计划。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是最顽固坚守的人，那么这一刻他却将自己所有的顾忌放在了桌面上，任由大家处理。

其他人纷纷效仿刘海澜博士的举动，化解了在这之前看上去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双方最终决定，现在的中文名依旧在会议召开期间使用，而后取一个新名字，这件事由我来负责。诚静诒博士，这位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燕京”。这个词充满了诗意，它不仅仅代指中国古代的燕国都城，同时在中文里这个词也代表北京。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这个名字都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创建一个联合机构需要越过无数困难，可一旦越过障碍成功建立，那么将获得巨大的收益。

燕京大学

在所有的矛盾都化解掉之后，我正式宣布就职，不过我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不受到历史的牵绊下，考虑重新选址的问题；一个是财务方面的事情我不负责处理。对这两个条件我认为十分聪明，并且具有原创性，没想到的是，到后来才发现这是国际通行的标准程序，在美国每个私营机构新上任的领导都要遵循这个原则。不过，这是一招傻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陪同下，我第二次来到北京，在董事会那方面我提议由海瑞·卢斯博士做负责财务事宜的副校长。早在创建山东齐鲁大学时，筹备资金的工作就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得很出色。因此，在筹备燕京大学资金这件事上，我对他怀揣着相同的期望。

2.穷学校

当时，除了对于未来前景的无限憧憬外，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四个布道会董事会各自拨款5万美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买下了地并且进行修整后，那些钱早已经花光，我们的财政金库变得空荡荡了。事实上，校址选在这个鬼地方，我从开始就非常讨厌。尽管现在的开支预算很少，可也已经是收入的两倍。在这里只有不到100个学生，并且其中一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学习的材料。只有两位中国教师在合并后留了下来，他们是李荣芳博士和陈在新博士。而外方的师资队伍中，很多人并没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在这之前，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并没有人去规划或者考虑过。于是，这导致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不管他们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而就我自身而言，我缺乏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并且中国对于我来说人生地不熟，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合作。过去在南京，我不需要去管理别人，那里的工作很轻松，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喜欢的课题。传教士出身的我，现在的职业轨迹正逐渐远离传教士本身。最初，我由传教士变成教书匠，而现在居然又要去管理一所大学！这是全新的人生篇章，在这场旅途中，我到底需要多少信念支撑？还是这一切仅仅是冒着傻气的莽撞？

眼前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所大学一贫如洗；另一个是其他人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建设补助金被本地人拿去买地、装修房子。而学校董事会的成员都是由布道会的成员组成，他们整日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没人愿意承担筹集资金的责任。一切都处于黑暗之中，海瑞·卢斯博士是这黑暗中的一丝曙光。他在理事会的批准下成了副校长，可纽约的董事会却提出了异议，于是，我写信到纽约去，并以一封辞呈为威胁，可对方却依旧不批，这次连建议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理事会的成员叫到了北戴河，并拿出与纽约来往的信件给大家看。随后，理事会立刻撰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并马上寄往了纽约，最后，纽约董事会妥协了。

卢斯博士去了美国，并在各地拜访旧友，意图搭建新的人际网络。而这座大学不仅默默无闻，甚至连地点都没选好，卢斯博士还得用尽一切办法向别人要盖房子的钱。我收到了他写满抱怨的信，他认为这是最大的障碍，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

3.选定校址

北京方面，我们已经协议好以距离城墙不超过1英里的城外某处做校址。这个方案困难重重，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按照中国的传统，进驻北京的外省官员都要为家人寻找一块安葬之地，而城墙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导致北京城墙外的荒野形成了一圈私人墓地。而这些私人墓地中，一部分已经破败，根本无法知晓是谁的坟墓。当我们开始寻找校址时，每一次都会撞上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墓。由于在中国的文化中刨坟掘墓是被反对的，这也导致我们的方案不得不暂时搁浅。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用走路、骑驴、骑自行车等各种方式将北京周围转遍了，可终究还是没有遇到一片合适的地。某一天我应朋友邀请去清华大学玩，有个人对我说：“你把对面的那片地买下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听了这话，我便立即跑到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去看。这里和北京城的距离在5英里左右，一条马路直通这里，从交通这个角度看，它甚至比之前考虑的那些地方还要方便。这块地的环境非常好，它位于北京著名的西山脚下，那些矗立在山坡上的美轮美奂的亭台楼榭，似乎是在向后世讲述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清朝某位王爷的花园就建立于此，到现在这里成了一座消夏别院和宗祠，它的主人是陕西省省长[28]陈树藩[29]。有一位我们认识的官员，他声称有法子将这块地弄到手。不久后，在这里建校的决定得到了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批准。就在第二年的夏天，我亲自到陕西拜访了陈省长。热情的陈省长最终以6万块大洋的价格将那块地出手，不仅如此，陈省长还设立了奖学金，奖金大概是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最初，那是一块40英亩左右的整片地，到后来的面积居然是40英亩的4倍还要大，那是因为我们揽进了邻近的年久失修的花圃和空地。

燕京大学校区

一开始，教学楼的建筑风格我们就已经决定好了，那种风格混合了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我们预想的外部设计是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加固水泥则用来修建内部，一系列现代设施，照明、取暖和管道等一应俱全。整座楼宇象征着我们教学的目的：中华文明中最有价值的瑰宝将被保留。在校园里，一座13层的宝塔要数最夺目的建筑了，而水塔就藏在这里。我们恢复了破旧的老花园的外形，并且又加入了自己的设计，比如那些废墟里的玉砌雕栏被搬迁至此，甚至在风景雅致的地方，我们还盖了一些小亭子。海瑞·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30]则负责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填湖心岛。时至今日，那时候建立的一座声音洪亮的大钟仍然将钟声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几十年后，前来参观的无数游客对燕大赞不绝口，他们声称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就是燕大，这些恭维的话听多了的结果就是，连我们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美丽的风景，可以让学生增加一份对校园的感情，并且更加能够体会其国际化的理想。在校园建设这一点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

4.为了燕大而“乞讨”

卢斯博士的处境极为凄惨，他在美国无依无靠地到处漂泊，筹集到的资金甚至无法补足路费。这让我渐渐地明白，梦想是昂贵的。

恩内斯特·伯顿教授当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1921年时他率领一支教育委员会访问中国。这支教育委员会访华的目的是代表教会的董事会前来考察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并做出评估和推荐。他们要求由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来协同他们执行工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1]博士是中方人员之一，外方代表之一便是我。在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后，我们做出了一份极为翔实的报告，报告中对基督教学院、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宗旨进行了阐述，并且还制定了一个有关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整体计划。

1922年，我应邀回到美国向教会提交这份报告，我第一次和燕京大学的董事会见面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一生中很少有大失所望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次就是其中之一。会议前董事会成员陆续进场时，我听到了一个人在嘲笑另一个人，他嘲笑他的理由是：类似于这样的董事会这两人参加了很多次，可另外的那个人已经搞不清这次会议到底是什么了。在这之后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了：有人辞职也有人激情澎湃，并且在董事会的鼓励下我提名了一些官员。从此以后，董事会成员又展现出了高昂的合作精神，他们的士气和干劲都很棒。

可事实上，前景在我第一次去之前还是很暗淡的。在卢斯博士的游说下，燕京大学拥有了很多潜在的资助人。由于卢斯博士广交朋友，所以他建造了坚实的人际网络，并且这种人际网络让他之后的继任者受益匪浅。不过，卢斯博士虽然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可是现金并没有涌入。一个晚上，我在威廉·亚当斯·布朗博士家里做客，偶然间我听到了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的一位老师和布朗博士的儿子约翰谈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可以通过专业公司进行筹款。在回去的路上，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答案吗？于是，我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但是他们有些犹豫。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和传教是否商业化，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我找的“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在这之前也没有和海外做生意的经验。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建议，于是，我们便和那家公司签订了合同。

这家公司指明要求我参与进来。从以往的经验里他们知道，美国客户的心理特点很特殊，那就是直接打交道的对象必须是机构的领导。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的时间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在那里我做着不太适合自己的项目，导致顾不上原本应该做的工作。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我进行了10次中国到美国之间的旅程。我的一位美国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说：“我每次遇到乞丐，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们同属丐帮，我们是兄弟。”资金筹集的工作十分艰辛并且进展缓慢，美国政府没有援助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来自美国公民的自发捐款。

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入口处

燕京大学化学实验室

坦布林与布朗公司运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雇用一些机智的大学毕业生，帮助他们在幕后组织活动。在一些指定的城市里，我、卢斯博士、中国同事和燕京大学的工作人员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我们还需要出席一些地方专门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而后那些分派到自己头上的人物也需要亲自去拜访。不过，这种办法十分有效，仅仅在第一期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距离预期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于是，我们便停止了这样的活动。对于筹钱的方法，我四处向人讨教，最终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业余”方式来进行。几年后，当另一家公司与我合作时，他们的方法更加直接，由我和另一位从西部来的人去波士顿筹集资金。这个人热情洋溢，看上去干劲十足。对于筹集资金，他的宗旨只有一个：唯一拿到钱的办法就是直接去要。他带我去拜访波士顿的社会名流圈里的人，那些人我只认识其中的一部分。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使出浑身解数去推销，直到逼着对方掏出钱来为止。对于这种行为，我十分不齿，便狠心离开了波士顿。就算大学再需要钱，我也绝对不能因此失格！

我真的不适合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并且一天到晚都在进行这个工作，导致其他的工作没有时间进行，对此，我十分焦急。一次次的“乞讨”，伴随的是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只要这项工作一暂停马上就恢复健康了。虽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我也因为这项工作而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经历了不少的奇闻异事。当时，我的原则是：第一，资金不管能否筹集到，都要让对方和我们的大学、和中国结交成为朋友；第二，在事先商议好的情况下，资助者不能限制校方如何使用资金，而校方也不过问资助者资金的来源，但资助者有权对捐助款项的使用政策和意图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我看来，这样的原则一箭双雕，既维护了我的道德底线，又避免了一切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即便到了后来，用类似的方法在中国筹集资金的时候，坚持这样的原则也令我受益匪浅。

如何平衡贸然和谨慎的关系，是筹集资金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在此刻回想起来，大概我在这方面担心得更多一些。校园里包括教学楼和员工宿舍的建设等这类的资金比较容易筹集到，但诸如建设极为昂贵的电站这种事情，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兴趣。要想更容易获得额外的资金，燕大的成绩就需要做到更好。在财政方面，我们也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之所以能够将整体问题解决，都要归功于在谨慎思考后所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冒险。

5.新成员黄国安

黄国安是新加坡华人，家境殷实的他自幼就来到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卫理公会大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硕士。在带他游历完美国和欧洲后，家人准备让他回国。可他并不想回去，美国人的简单直率、勤劳努力已经让他深深迷恋上了，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实现做一番事业的雄心。他的家人却为此威胁他，如果他不肯回到新加坡，那么将和他断绝一切关系。而黄国安一不做二不休，主动和家族一刀两断，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工作谋生。关键时刻，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得知了此人的事迹。刚巧公司正在启动一所大学的一个基金项目，便将他招聘了进来。可在当时，谁都不知道黄国安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正在这时，为了纪念贝施福[32]主教，卫理公会海外布道会董事会决定在燕大校园里修建一座建筑。在此之前，主教一直想让北华布道会加入到联合大学里。黄国安在俄亥俄州读大学时，贝施福便是校长。按照程序，纪念楼需要卫理公教会拨款筹建。黄国安当时没有其他职位，我便叫他去做这件事了，当然，单据必须要有牧师的签名，这样可以确保如果有其他的拨款，这个账户可以自动接收到。对于这份工作，黄国安十分满意。由于他认为坐火车太浪费时间，所以希望我借给他一辆车，我同意了。但是，车被黄国安开坏了，公司对此极不满意，可他却筹到了钱。于是我又去为黄国安申请了一台新车，公司同意了，但是需要他对新车爱护一些。不久后，卫理公会就警觉了起来，他们没想到账户里会白白流失那么多的筹款。但是，他们是讲诚信的，在上限和时间上有所规定。黄保证一定在数目和时间上谨慎处理。

燕京大学田径场

体育场上的燕大学子

在到达期限之前，另一位华人青年被黄国安培养起来，随后，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也加入进来协助黄国安工作。这位姑娘获得了柯蒂斯出版公司的帮助，为了帮助她筹款，他们的一位老总曾为她专门拨出私人豪车。在海量的资助下，校园中心的施德楼[33]建立了起来。有好几次，警察因为黄超速驾驶而拦下了他，但是每一次警察都高抬贵手，因为他们看到一位华人正在为某个主教四处奔波劳顿。这个项目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奋斗而结束后，黄国安非要留在燕大工作，其因是由于整日向别人推销燕大，导致他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但当时只有他没什么兴趣的体育系还缺人，不过他同意先试试看。至今回想起来，黄国安是我此生认识的华人里唯一一位做过美国大学棒球教练的人。在最初执教的时候，黄国安惊讶于中国人为了不打输而丢脸，他们宁可在半路退场，如果队伍里的队长是某个人的敌手，那么势必要遭到这个人的“报复”，他们通常以破坏得分这种手段进行报复。黄因为学生缺乏体育精神而费尽心思，最终，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对我说，旅美的经历能让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是他能培养出中国学生的竞技体育精神。他请我准许他回到美国去，因为他没有任何职业培训的经验，所以他需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体育教育博士学位，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位。取得学位回国后，黄国安将燕大学生培养出了崇高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华北所有高校的比赛中。不仅如此，他还创建了体育教育系，培养出了“燕京精神”。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而且校园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有了新的方向。

6.来自哈佛的支持

因为一件只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所谓的“工业性质逸事”，燕大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一项实验正在欧柏林大学进行着，进行实验的化学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他可能已经发现一种轻金属产品，这种产品极富商业潜力。查尔斯·霍尔[34]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做实验，并生产出了铝。现在，他当时用过的原始仪器就保存在欧柏林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中，其财产的三分之一赠予欧柏林，三分之一赠予南方各州的一些学校，另外三分之一赠给美国人在亚洲或者巴尔干半岛开设的高等教育学院，当然这是除去其他个人赠予之外的部分。负责执行遗嘱的是他的两位挚友：美国铝业公司的总裁和他的一名法律顾问。很多人都打算登门拜访这两个人，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事，但这两位几乎不见任何人。

凭借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充满热情的善意，海瑞·卢斯博士终于敲开了法律顾问约翰逊家的大门。总裁亚瑟·戴维斯先生和我在卢斯博士的安排下一同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先生在饭桌上提出了各种刁钻刻薄的问题，我明白他这样做是在仔细地评估我。在这种逼问之下，我紧张得几乎看不到盘子里的食物，要知道自己的理想就捏在对方的手心里。等问题都问完的时候，我紧张得已经大汗淋漓。最后，戴维斯先生对我说：“下午我要去一趟波士顿，需要事先和你说明的是，我是和同事站在一起的（这里的同事指的是约翰逊先生，我如果能够成功说服戴维斯先生，那么约翰逊先生就会拿出50万美元）。不过，你手下的人别再来烦我们。现在，你回去盖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一定要值得我们捐赠，如果时机成熟，我们一定会帮忙。再见。”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约翰逊先生对我说：“我们决定拿100万给你，你做出的一切有目共睹，我们现在给你双倍的钱。”由于过度兴奋，我当时差点抽搐起来。随后，我做了个大胆的举动，我向他们提出将捐款额度增加到150万，令我感到心花怒放的是，他们居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账面上的钱有450万，这都是他们在亚洲捐助过后的数字，但是其中一半并没有付给股利。我收到了两人发来的咨询电报，这笔钱如何处理掉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而我却对另外的事情更感兴趣，美国的一位商业巨头，一个精打细算的大企业律师，居然想要建立一所机构，用于研究适合海外科研的仪器和技术方法，以帮助中国人研究文化，并同时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将知识从地球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去。后来，他们两个说，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不过这个主意最初确实是他们俩想的。东翰是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他想赢得霍尔基金的捐助，不过，却没有成功。刚巧，他和约翰逊律师是大学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讨论一下哈佛的想法。哈佛的校方大度地同意将哈佛的名字与东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大学写在一起，专门为中国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这样成型了。在这件事上，东翰说了算。他过去是银行家，并且与约翰逊和戴维斯很投机。东翰对燕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作为燕大的董事会主席做出了积极贡献。燕大和其他的优势结合在了一起，哈佛燕京学社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升华为了纯中国文化机构的最高标准。

麦克布瑞尔先生是董事会的财务总管，在最开始筹款的时候，我来到伍尔沃斯大厦他的寓所拜访他，他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为了借钱而来吧？”

“不，”我回答他，“我请其他的董事来处理借钱的事宜，这次是为了更私人的事情来访，我希望您还是辞掉董事会的职位吧。”麦克布瑞尔先生当即便愣住了。我继续对他说：“我来解释原因，显然，您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只要比较您所从事的其他事务就能看出。既然如此，您为何不甩掉这个包袱？”

“说我没有兴趣，你有什么证据？”麦克布瑞尔先生反问。

“以您现在的权力，您想给谁钱都可以，但是到目前为止，海瑞·卢斯博士只得到过您资助的260美元的火车票，除了这个，燕大没有得到过您1分钱。作为董事会的财政总管，您一定清楚资金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您并不在乎学校会被我们办成什么样。我没有责怪您的意思，只是建议由其他人来接受这个担子，而这样您就可以关注您更感兴趣的东西了。”

一开始，麦克布瑞尔先生听得脸都绿了，他不断地在椅子里扭动着身体，并激动地解释他还要照顾其他方面。最后，他对我说：“相信我，我一定会付出实际行动来让你看到我对这所学校的关心，不然，我一定会辞职。”

我启程回中国前，收到了一封麦克布瑞尔先生寄来的信，在信中他承诺拨款10万美元，并希望这笔钱能够建造一座大楼。我以为他的计划改变了，但是他说：“不，这些都是额外的。”在我和他的几次谈话中，他都提到了其他几名董事会的成员：“既然你已经来找过我了，是不是也应该拜访他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