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乡村志·卷一·土地之痒》（2）
一
天还没有亮，贺世龙就像耗子一样，摸摸索索地起了床。他记得昨天晚上睡觉时，衣服就脱到床里边的，伸手摸了半天却没摸着，倒把女人李春英弄醒了。李春英困得正香，她吃力地觑开眼睛，朝窗外瞄了一眼，然后又翻了一个身，这才嘟嘟哝哝地问：“才擦粉粉儿亮，起来做啥子？”贺世龙不爱多说话，一边摸自己的衣服，一边回答女人：“反正困不着，在床上压床板啥子？”
李春英问：“惦念着啥子困不着？”说完又补了一句，“又不出去偷哪个的！”
贺世龙被女人问住了，他想老老实实回答，又怕女人笑话，于是就说，“怎么不是欠到啥子！一眯到眼睛就做梦，一会儿梦到这个，一会儿梦到那个，陈古八十年的事都涌到脑壳里来了。”说完怕女人又追问扯了些啥子混老二，于是急忙岔开话题，问：“我的衣服裤子呢？昨晚上我脱到床上的，怎么不见了？”
李春英听见问，把身子翻过来，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晓得你放到哪里了，你各人划根洋火看嘛！”贺世龙所在的贺家湾，早在几年前就通了电，却是三天两头停。有时一停就是一两个月，那电灯就像聋子的耳朵——配盘，因此家家户户，都得备了煤油、火柴，以备不时之需。老百姓编了两句话，骂那供电的部门，“供电所，供个球，牵起电灯点洋油！”十分难听。
贺世龙听了李春英的话，侧过身子，果然在床头柜子上摸到了火柴，划燃，点着了煤油灯。煤油灯是用儿子贺兴成读书时用过的一只墨水瓶做的，用火纸搓的灯芯，加上昨晚灯芯结了灯花，此时灯火昏黄，摇曳不定，给人一种蒙眬虚幻的感觉。贺世龙终于找到了他的衣服裤子，原来被他用脚蹬到李春英那头去了。他朝前俯过身子，把皱成一团的衣服裤子拿过来，先把褂子套在身上，然后跳下床，一边往腿上套裤子，一面急急地走到尿桶旁边，掏出裆里的家伙，对着尿桶便冲刷起来。那尿桶就放在柜子前边的角落里，经贺世龙一阵酣畅淋漓的冲刷，一股尿臊味儿马上便如林子里受惊的鸟儿，在屋子里狂飞乱舞。
贺世龙撒完尿，将那玩意儿抖了几下，舒服地打了一个尿噤。顿时，整个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顿觉一阵轻松。这才将裤子提上来，抄紧裤腰，用一根布带子系紧，也没趿鞋，便赤着一双扑扇般的大脚，往歇屋外面走。走到堂屋里，从屋角摸到那把新打的月儿子冬瓜锄，正准备去开大门，忽然又想到了啥，重新返回来，把头伸进歇屋里对李春英吩咐道：“早点把兴成和兴仁喊起来哟，现在莫得人来催工了哦！”
李春英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故意说：“起来这么早做啥子？往常起来晚了，倒说要扣工分，现在又不扣工分了，三不打时的，还不兴叫他们困点宴瞌睡！”
贺世龙听了女人的话，有些生气了，说：“不扣工分，你以为就没有活路了？叫兴成把前后阳沟的肥泥巴起出来，找个地方堆起，然后把灶屋门前那个凼凼跟老子再挖大些，以后好把牛吃不完的草和牛粪一起倒在里面沤肥！叫兴仁把牛儿牵出去吃点露水草，好长膘……”
李春英听到这里，忍不住在被窝里笑了，却假意做出不高兴的样子，打断贺世龙的话说：“你成贺世忠来了！还有没有啥子？要安排就安排完！”
贺世龙一听这话，有些噎住了。他本来还要对李春英说，让兴仁一边放牛一边捡点野粪，狗屎鸳篼（一种竹具，常用于挑土）他都补好了，就放在牛圈的墙脚下。但一听李春英的话，默倒是自己给娃儿指派了那么多活路，当娘的有些不安逸了——那当娘的，哪个又不惯着娃儿呢！于是，贺世龙只好翻了一会儿眼睛，就再没说啥，打开大门出去了。路过牛圈时，顺手提起了墙下的狗屎鸳篼。
李春英听着男人开大门的声音，又听见那一双扑扇似的赤脚踏在地上的踢踏声，忍不住在那铺盖窝窝里，悄悄地笑了。自己的男人，她还不晓得他的肚子里有几根蛔虫？丈夫睡不着瞌睡，都是那分地给闹的！分地怎么闹的？先不先，自然是因为弄不明白，这地得不得分、又会怎么分，肚子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那肚子里像有根绳绳绊着，当然困不安稳了！现在却是因为地已经分到了手，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心里犹如哑巴捡到一坨金子——说不出的快活，因此也困不着了！
那李春英想到这里，便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说：“地呀，地呀，你硬是比那痛心肝的幺儿子还让人牵挂呢！”然后也翻身爬了起来。
二
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国家要把土地重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的消息犹如三月里的春风，呼啦啦地刮进了村民的耳朵里，把那村民的心头弄得酥麻麻的。大队小学的校长、教书先生贺世普对大家解释说：报纸上不叫分地，叫“生产责任制”。村民对这新名词搞不大懂。“啥叫生产责任制？”贺世普就对问他的人解释说：“就是包产到户！”一提包产到户，贺家湾的村民一下子就明白了。贺世普还拿出一张报纸，挑了一段用红笔画了杠杠的话，对他的乡亲们念了起来：“山南公社的干部群众，最感兴趣的是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且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包产到户，不仅劳动力强的群众拥护，而且劳动力弱的、甚至‘五保户’也都拥护。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贺世普的报纸还没念完，听的人就哗哗地拍响了巴巴掌，好似这政策就是贺世普制定的！
但是，不管社员们心头怎样热乎和痒痒，也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大队小学旁边，那棵象征贺家湾风水、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老黄葛树上的铜钟，每天早上、上午和下午，照例被生产队长贺世忠敲响。伴着那激越、悠扬而深远的钟声，贺世忠会十分忠于职守地喊：“上工了！上工了！男社员挑粪，淋黄泥巴地的苞谷，女社员割三层岩的麦子！麻溜点，迟到了扣工分，莫说我又仗势欺人哟——”喊完，仿佛害怕那社员没听明白，又重新敲一遍钟，再亮开嗓子喊一遍，直到看见大伙从那些破旧的木门里拱出一颗颗脑壳为止。
那段日子，除了黄葛树下的钟声和贺世龙的喊声，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以外，还多出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郑锋训斥人的声音。郑锋五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拉壮丁，先和解放军打仗，被俘后参加解放军，调过头来，又去打国民党。不管是打哪一边，他都很勇敢，因为他的小名就叫“郑二球”。先不先在国民党里勇敢地打解放军的事，没人再去计较了，可在解放军里，勇敢地打国民党，解放军却很感激，给他记了功，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就转到县政府保卫科。“二球”到底是“二球”，后来反右倾时，别人都不说真话，他却处处都扛直巴锤。组织上便认为他思想右倾，不宜在政府部门工作，遂被解职回家，做了支部书记。因此，说他是全公社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一点也没有吹牛。不管春夏秋冬，郑书记都爱在魁梧的身上披一件过时的旧军装，把腰挺得直直的，再加上一张雷公脸，即使遇到他心情好，和社员开玩笑的时候，社员们都有几分怕他。他的嗓门又高，说起话来隔几匹梁子都能听见，何况是训人的时候呢！
这不，也不晓得这个时候是哪个把郑书记的脾气惹发了，那横绷带嗔的声音传了过来：“哪个日笼包说要分田到户？分不分田，未必我还码不实在？喊明叫现说，那是坏人造谣，你们可不要听！哪有分了地主的田地，现在又走回头路的？难道我们的革命就白革了？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分田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党中央决不会答应的！哪个龟儿子再造谣，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旁边地里干活的人听见郑书记这番话立即不作声了。是呀，分不分田，干部们最清楚。郑书记说这是谣言，那就一定是谣言了！想想也是，分了田，那不是真的就回到了解放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报纸上的话毕竟没人见过，现实而今眼目下，还是听干部的话没错！
其实，郑书记那番话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还代表了他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要不然，他再“二球”也不敢说出那番话来。何况郑支书吃亏上当了几回，也并像先不先那么“二球”了。他喜欢看报、听广播。报纸上那些话他自然清楚，但在内心他确实不理解这场变革，甚至非常抵触。他不晓得究竟该站在哪边？于是便去请教他的直接上级——公社谢书记。谢书记给了他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决顶住要求分田单干这股歪风邪气！”并且还说这不光是他的意思，还是区委王书记对他说的话。而王书记又是在参加完了县委扩大会议，回来传达县委丁书记的讲话时说的。郑支书一听领导这话，心里就明白了：原来那县、区、乡领导的想法都和自己一样！看来这包产到户确是走回头路，是搞不得的！领导要求他坚决顶住这股歪风，顶住就顶住，他郑锋执行上级的指示，啥时含糊过的？因此，他回来才能对社员们说出那一番理直气壮的话。
但是，时代潮流毕竟不可阻挡。尽管有谢书记忠实执行着区里、县里的指示，“顶住要求分田单干的歪风”，但有一个队——二大队三生产队，还是悄悄地把田分了。虽然做得秘密，但坛子口好封，人口难封，还是有人说出来了。消息传出，不但公社谢书记气炸了肺，连区委王书记也哆嗦着嘴，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等气稍微喘匀净后，王书记当即决定在这个乡召开一次区、乡、大队的三级干部会，狠刹一下分田单干的歪风。当听说四大队人心浮动，有人也在闹着分田单干，而郑锋又是一个对党忠诚、有魄力的干部时，王书记就决定把会场放在四大队。
那天，贺家湾那棵象征风水的古黄葛树下，坐满了密密麻麻的来自全区各地的干部。学校停了课，凳子都端出来给干部们坐了。几张课桌拼起来临时搭成主席台，上面蒙着从社员家里借来的两床被面。区上领导和公社的谢书记，满脸肃穆端坐在桌子后面。主席台两边，架了两根贺家湾的慈竹，上面挂了一条长长的会标：大垭区三级干部会，是贺世普的手迹。从黄葛树的枝丫上，又垂下来几幅大红标语，一幅写着“坚决刹住分田单干歪风”，突出会议主题。一幅写着“坚定不移地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标语，是照搬县上开会时用的。两条标语也都是贺世普的手迹。会议开始，区委王书记讲话。王书记对着话筒咳嗽一声，会场里的人都以为他马上就要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因为全区的干部群众都晓得，王书记是宣传部门出来的，口才极好，遇着他讲话，既不要稿子，也不看文件，就可以滔滔不绝一泻千里，还从不会跑题。大家正凝神屏息等待王书记的精彩演说时，却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报纸，用不快不慢的声音说：“今天我自己不想多说啥子！只是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听听党中央的声音。这是一篇啥子文章呢？文章的题目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是一篇读者来信。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大家听清楚了啊。信中说：最近，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听社员说，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文章后面，《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大家又听听编者按是怎么说的？编者按说: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读到这里，王书记才放下报纸，双手撑桌，目光锐利地扫了会场一遍，拿出了往日做报告的架势，声音洪亮地说：“大家都听清楚了吧？这可不是我王某人说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就代表党中央！党中央说连分田到组都有悖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更何况分田单干？可是今天，我们区里就出现了分田到户的事，这是啥子行为？这是复辟倒退行为，我们坚决不能容许！现在我宣布，对于那个生产队的分田单干行为，必须立即纠正！”
王书记讲话后，是郑锋代表参会的支部书记上台对组织表态。郑锋披着他的旧军衣，橐橐地走上台，看得出他的内心甚是激动。他笨拙地向台上的领导行了一个军礼后，才转身亮着他的大嗓门，声如洪钟，对台下说：“先不先我脑袋还不醒豁，刚才听了王书记的讲话，我心里明白了！我代表四大队表态，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搞分田单干！”说完，意犹未尽，忽然举起右手，像呼口号似的又喊了一句：“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喊完，这才红着脸下台了。
这次会后，贺家湾人彻底明白过来，他们想分田到户，是七月十四烧笋壳——没指（纸）望了，于是不再议论。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日里踩着贺世忠那钟声上工、下工，如是而已。
区里来大队开会后没几天，县里又把区、公社和大队书记们通知到了县里学习。起初，社员们也没把县上这个四级干部会放到心上，那县里哪年不组织这一两次的学习？社员在私下猜测，说不定县上的这次学习，也和区上上回来开会一样，是整顿干部作风，刹分田单干这股风的！但令社员们没想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干部们从县上回来后，从区到公社立即掀起了一股包产到户的热潮。不但如此，原先受到谢书记和王书记严厉批评、下令整改的二大队三生产队，因为悄悄包产到户，一下成为全区的典型。王书记又带着全区的大小队干部，到二大队三队召开现场会，号召所有生产队都向他们学习，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这形势变化比那演员演戏变得还快，让社员们瞠目结舌。他们实在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晓得，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突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更办不好”的恶性循环。文章又说：“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因此，对那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不但如此，文章还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包产到户受到阻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某些地方，中间隔着县级这个“顶门杠”，才导致迟迟不见动静，甚至百般阻挠这个受农民欢迎和中央支持的好政策。敏感而习惯于唯上的县里领导，一见《人民日报》这个评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明白，这不是个一般性的评论，而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哪个如果还不能从这个信号中看出端倪，他一定是个“二球”，只有被历史淘汰！县委丁书记此时坐不住了，他自然不愿意自己管辖的领地，成为报纸上说的“某些地方”。于是，他马上组织区、公社、大队书记们，到县里集中学习一个星期，让大家通思想，提认识。学习完后，丁书记让每个区委书记上台表态，先上台去的，表态说一个星期分完。接着上台去的，表态说用五天时间分完，然后有表四天、三天的。最后是王书记，他咚咚地跑上台去，向丁书记表态说他们区一定在两天内，把土地、畜生、农具和其他该分的东西，全部分完！结果王书记受到了丁书记的表扬。
就这样，贺家湾的村民贺世龙在一个半天里分得了几亩地；在又一个半天里，和世凤、世海三家，一起分得了一头牛。第三个半天里，分得了一张犁，一把开山打石的二锤和一截钢钎；最后一个半天里，分得了保管室晒坝的几块石板。除了保管室和高温大屋窖房顶上的瓦片没来得及分以外，那贺家湾，分得真是迅速而干净！
三
李春英不但晓得，自己男人肚子里有几根蛔虫，而且她自己，就是贺世龙肚子里的一根蛔虫，男人有啥子心思，又怎么能瞒过她？那贺世龙确是因那几亩地和这变化困不着瞌睡的。在贺世龙看来，这世道就像耍把戏！他是看见过耍把戏的。那年县里剧团来演出，那个演员，明明是一张普通人的白脸，可一转身，就变成一张比猴子屁股还红的关公脸，再一转身，回过头来，又变成一张比木炭还黑的雷公脸，又一转身，变成一张小丑脸。几变几变，又回到了原来那张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眨眼，这世道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前个天上午，他衔着烟杆，看着老二世凤往他们共同的地上埋界桩，他还默倒是在发梦忡：这地真的就是自己的了？以后，想种啥就种啥了……他掐了大腿一把，一股疼痛传遍全身，这才晓得，不是扯啥子混老二。这地，千真万确是自己的了！那么，二天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地呢？昨天晚上，他刚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忽然看见自己老汉朝他走来了。老汉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头上包着一根帕子，那帕子原本是白色的，可现在已看不出来原先的颜色了。因为那帕子包得很厚，把一张窄脸衬得更瘦。下颏巴上一撮山羊胡子，灰白灰白的，微微往上翘着。老汉走到他的床前，对他喊了一声：“南瓜——”
“南瓜”是贺世龙的小名，老二世凤的小名叫“冬瓜”，老三世海的小名叫“豇豆”。贺世龙本来还有一个妹妹的，叫“白菜”。这样一来，贺世龙家里瓜果蔬菜都齐了。老汉怎么要给他们取这样土里土气的小名？贺世龙知道那是因为老汉怕他们兄妹不好带，故意取这样一些贱名来麻痹阴间那些小鬼的。那时，贺家湾人最喜欢给孩子起什么“狗儿”。贺世龙弟兄出生时，贺家湾已有了若干个“狗儿”，到吃饭的时候，家家唤“狗”声一片。甚至还有呼自家“狗儿”，而别家“狗儿”，也应声而至。贺世龙的老汉便另辟蹊径，给儿子们取了瓜果的名——那时，湾里以蔬菜瓜果为小孩取名的还不多。
贺世龙听见老汉叫他，答应了一声，问道：“老汉，你怎么来了？”
老汉没回答，径直来到贺世龙床前，对儿子不满地说：“你还不去挖地，困到啥子？”
贺世龙说：“挖地？”
老汉说：“这些年那些地被糟蹋了，要深翻，把泥巴盘活！”
贺世龙一下明白了，便响亮地答应了一声，说：“是，老汉！”
老汉又说：“要多上肥，才有好收成！”
贺世龙再次回答说：“我晓得，老汉！”
老汉再说：“跟冬瓜和豇豆也说一声，要把地经佑好！”
世龙又说了一句：“好，我跟他们说！”
老汉听了这话，说：“你都晓得，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说完，转身就往外走。
贺世龙见老汉走了，大叫了一声：“老汉——”一下把另一头的女人惊醒了，说：“你发啥子梦忡？”
贺世龙睁眼一看，见自己还在床上，知是一个梦，苦笑了一下。他感到非常奇怪，这么多年，老汉都没来给自己投过梦，土地刚刚一分，老汉就来了。而且，老汉说的又都是土地的事！难道老汉在阴间也晓得了阳间分地的事，特地来嘱咐自己的？老汉土里刨食了一辈子，是被湾里湾外公认的种田把式，到头来却做了饿死鬼。一想起老汉死时的惨相，贺世龙顿时没了睡意。他就坐了起来，靠在床头裹了一杆叶子烟，划燃洋火吸起来。一边不慌不忙地吸，一边想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来。
贺世龙的老汉叫贺茂前，种了大半辈子地，却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靠给人当丘二来维持全家人的嘴巴。能够拥有一厢地，成为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哪怕是一厢瘦壳壳地，也会让他困着了都要笑醒！共产党坐了江山以后，闹土改，毛主席他老人家，大救星，把土地分给了穷人。因此，贺茂前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地——其中一块在河沟背上，因为三面都是岩，像一只鸟窝，故而就叫了“窝窝地”，面积将近三亩，另外还有山林。这地和山林，原是贺茂富的。贺茂富被村里农会和土改工作队定为了地主。贺茂前本来是可以分到贺茂富那块窝窝地下面叫扁担丘的干田的，因为斗争贺茂富不积极，还和工作队、农会顶撞，故而工作队和农会就把干田换成了旱地分给贺茂前。贺茂前斗争贺茂富不积极的确有原因，原来贺茂富并不是一个坏人，也莫得多大的家产。他除了有一二十亩薄壳壳地以外，在湾里还开了一个小油坊榨油。既不见他们一家人怎么穿金戴银，也不见花天酒地，日子只是比一般人过得好一些罢了。平时，贺茂富两口子也和湾里的庄稼人一样，披星星、戴月亮，雨天披蓑衣、晴天戴草帽，在地里像蚂蚁一样劳作。只在农忙时候，才在湾里请了像贺茂前这样没地的农民，干一段时间的活。干活这段时间，贺茂富管吃管住，临了的时候再籴上几升或十几升粮食，作为工钱。不但如此，贺茂富还对给他干活的人做了一条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允许他们的家人——婆娘或是娃儿，可以跟在他们后面，捡拾掉到地上的粮食。那时，他贺世龙还小，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却也跟在大娃儿屁股后头，去贺茂富地里捡粮食。捡麦穗时，他就背着一只像牛嘴笼式的小背篼，跟在大娃儿身后，看见一吊麦穗了，就不要命地扑过去，但往往是抢不过大娃娃的。或者被大娃娃撞在地上，就借势一倒，屙二连三地号叫起来。每到这时，贺茂富就要从地里伸起身来，对他喊道：“是哪个哭兮狗儿又叫唤了？过来过来！”他正要起身，又听见爹在说：“二哥，你莫理睬他！”但贺茂富说：“管他的，细娃儿呢！”说完又叫：“原来是南瓜！南瓜，快点过来！看你那鼻涕就要过河了！”于是他爬起来，不好意思地走过去，这时贺茂富就从地里捋下几吊麦穗，塞到他的小背篼里，说：“拿回去，叫你娘跟你炕粑粑吃！”他这时才抿嘴笑了。爹看见，忙对他说：“还不快谢谢二爹！”于是他就吸溜了一下鼻子，把“两条龙”吸进鼻子里，对贺茂富说：“谢谢二爹！”说完就返身跑了。一边跑，一边听见贺茂富在对爹说：“你这一屋鸡大马细，也不得了哦！”爹说：“多靠二哥你帮衬了，要不是你三不打时地让我到你油坊里或地里干点活，我还硬是不晓得怎么养活他们呢！”
捡麦穗时是这样，捡稻穗时就不同了。小娃娃们都是拦腰拴着一只篾笆篓，男娃儿打着光懂懂，女娃子栓一件小兜兜，遮住肚子和大腿，模样都像是一个逮黄鳝的。稻子不像麦子容易掉穗，只有到稻草堆里去刨，把那些附在稻草上还没成熟的、没挞进拌桶里的谷粒捋下来，捋一点往篾笆篓里放一点。这不但需要耐心，而且捋不到一会儿，那被水泡得发白的小手，先是发红，继而被捋出了泡，疼得要命，谁也坚持不到多久，况且收获也像是从针上刮铁——有限得很。怎么办？于是就跟着大人的拌桶跑，躲到后面，把小手从挡席缝隙里伸进去，从拌桶里抓出一把谷粒，往腰上的篾篓子一放，撒腿就往后面跑，生怕被抓住的样子。可也奇怪，明明贺茂富就在拌桶旁边，可从来就没有抓住过他们这群“窃贼”。让贺世龙最喜欢的，还是点小麦时，爹帮贺茂富犁红苕地。那红苕像花生一样，无论你怎样架细挖，也总是挖不干净的。犁地只有爹一个人，也就没人和他争。他跟在爹的后面，爹跟在牛的后面，往往是爹先发现一根埋在土里的红苕，就用脚给他踢出来，他跑过去拾进背篼里。也有爹没有看见，而是他发现的，每当这时，他就要骄傲地叫起来：“爹，是我看见的！”爹听了也会马上对他说：“是的！是南瓜看见的！拿回去让娘切成苕片，二天莫得吃的了，也打得到一碗汤！”有时爹犁一天地，他能捡到一小背篼红苕，背不动，爹就接过去背，他看着心里特别高兴。
但在土地改革前，贺家湾那个有些民愤、真正够得上地主条件的贺银庭，却带着老婆孩子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工作队和解放军打起灯笼火把，县里县外、旮头旯脑都找遍了也没找着。没有了地主斗，那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会缺少几分声势，况且群众也难以发动起来。这样大一个村子，除了贺银庭，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两个地主了？村农会和土改工作队在上级的要求下，关在屋子里把手指头掰了半天，结果贺茂富和另一个也有十多亩瘦壳壳土地、又在团方四邻行医、当过国民党乡约的土郎中贺老五，被中了彩。地主这时有了，接下来就是开那两人的斗争大会。但贺家湾的人，大家都晓得这两人那点瘦壳壳地是怎么来的?那也是人家这代人和上代人,在泥巴里勤做苦扒、肩背磨破了几层皮做出来、省出来的呀！况且这两人在村里不但没有民愤，还有一些口碑。工作队和农会怕到时没人上去斗他们，于是便先来发动群众。那天，工作队队长和农会主席贺老踮找到贺茂前。贺茂前一听要斗争贺茂富和贺老五，便像被弄昏了头似的，鼓起眼珠子了叫起来：“怎么要斗争他们？”
贺老踮对贺茂前说：“他们是地主！”
贺茂前仗着自己和贺老踮一样，也是穷人，就敢于和贺老踮顶撞，说：“老踮，我看你当了农会主席，就有点哈戳戳的了？你未必不晓得他们那点地是怎么来的？又不是别个拦路抢劫抢来的！再说，别个也没有做过啥子恶事，斗他们啥子？”
贺老踮听了贺茂前的话，有些不高兴了，沉了脸说：“贺茂富剥削你，你忘了？”
贺茂前听了有些不解，看着贺老踮和工作队队长问：“他什么时候剥削我了？”
工作队长启发贺茂前说：“你给他家里当丘二，给他当打油匠，这就是剥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