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12)

第12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12)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其严重性不仅在于打击面宽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甚至党内干部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破坏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中断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更重要的是，由错误的实践所导出的错误理论，其影响既巨且深，关乎此后20年间党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和实践。

在反右派斗争后，理论认识上的重大失误有三个方面：

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新肯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是改变了关于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了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八大二次会议宣布，我们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三是提出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1957年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概念导致了此后“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升级，直至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动乱。

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及纠正“左”倾错误中的曲折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两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城河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迈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历时3年的“大跃进”运动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乱了。1960年，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突兀地暴露出来了。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相当于新中国成立第二年的产量。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缺粮的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恰是大跃进中大放“卫星”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情况，大量的货币投放市场，1960年的投放量是96亿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在这种高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1960年城市人口人均消费量下降了78%。

受到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在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党为战胜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坦诚的检讨。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会后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到1962年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尽管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总的指导思想上来看，“左”倾错误并没有什么纠正，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纠正，相反还恶性地发展起来。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26日至9月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

为了反修防修，1963年2月毛泽东号召在农村中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斗争。与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相呼应，毛泽东又强调“阶级从争，一抓就灵”。以“四清”、“五反”为主要内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起来。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与方向问题，即运动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思想直接酝酿成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