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8)

第8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8)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具体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步骤和任务。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社会性质，规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从而也就决定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民主主义的，而不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文章中，毛泽东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及其发展方向的首要问题，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陈独秀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当同盟军。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心甘情愿地把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他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新与旧的区别。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究竟哪一个阶级居于领导地位，不是由人们的主观臆想所决定的，而是要看究竟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各阶级的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建立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所受的剥削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见的，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又有其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领导农民革命是掌握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革命发展有阶段之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决不能把将来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硬合并到民主革命阶段上来完成，搞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如果“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不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毛泽东指出，“恶意的宣传家”的“‘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时又指出另一些“并无恶意的人们”的“一次革命论”是一种有害的主观空想，只会“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

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各革命阶段的行动纲领是统一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决不会成功。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那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说，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但是必须经过若干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才能达到。因此，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实行耕者有其田，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实行节制资本的制度，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20多年后，他曾讲道：“《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它不仅展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还描绘了一条独特的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成果的形成表明，毛泽东已经无可争辩地处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5.延安整风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然，毛泽东的认识水平，决不代表全党的认识水平。全党真正接受和初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在经历了1942年2月～1943年12月为彻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开展的整风运动之后。

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到1942年年初，全国共有党员80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57万，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内战，没有参加过长征，不熟悉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懂得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有不少人读了几年书，但只记得一些教条，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

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以前，有两件事最能说明在全党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一是1940年再版了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1930年9月中共党内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借反“立三路线”为名，打着彻底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于当年11月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先是在王明的小宗派中传阅，接着就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传布。由于这本小册子摘抄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著作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用教条主义吓唬了一部分人，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这本小册子曾于1932年2月在上海正式出版，同年3月又在莫斯科再版。王明靠这本小册子起家、上台，又以这本小册子作为纲领，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贻误全党，危害极大。时隔八年之后，在经过了革命的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这样大的历史曲折之后，在经过了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这本小册子居然还能在延安再版，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这一方面说明王明本人对自己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和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充分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许多党员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还认识不清，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面目还没有识破，以致继续受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蒙骗。

二是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全党要总结由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后期的两个极端政策，使党和革命遭到极大损失的教训，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党内有些高级领导干部却认为，王明的“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的错误。这种情况说明，在党中央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没有认真总结，认识还有分歧，尚未达到统一。同时还说明中共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还不高，王明错误路线对党的严重影响还远未消除。

为了彻底肃清王明的错误及其影响，分清路线是非；为了克服困难，认清复杂的形势，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转变作风。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我们这些学习好了的干部可以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都是全国性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这是整风学习的动员。

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个阶段持续了一年多。在整风检查过程中出现了王实昧的“托派”、“特务”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不纯的问题，引发出对干部队伍成分的怀疑，于是从1943年4月开始，整风运动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这一阶段进行了半年左右，直到1943年9月以后党的高级干部重新讨论党史路线问题才基本结束。

在思想整风阶段，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和8日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