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7)
第7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7)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人在“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随着战争的进程，在这阶段的末期，战争双方都有向下、向上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将继续发展，中国继续向上，日本继续向下。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日本力量的减弱，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根本相反的变化，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双方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中国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长期艰苦斗争和准备，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更加增多，将使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越来越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1938年8月，去莫斯科疗伤近两年的王稼祥回到了延安。王稼祥带来了让毛泽东惊喜的消息。在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约见了王稼祥，明确地告诉他：“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这番表白，王稼祥并不感到吃惊。自任弼时3月份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战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在那段时间里，莫斯科最有影响的《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对八路军的抗战活动的报道明显增强。6月的《真理报》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开辟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的专栏，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所有这一切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一步。
3.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1.2万余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2600多字。
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米，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淮。”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个体上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矛盾论》中，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毛泽东说，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还分析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如果说在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后，毛泽东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在建党建军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那么，到陕北后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
4.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了。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年之后，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当时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上述三篇文章中，《新民主主义论》是代表之作。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正反两方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原则，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精辟的说明，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科学命题，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原为毛泽东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演讲，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个月后，毛泽东的这篇讲演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