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6)
第6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6)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
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2.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
（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1936年12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党内关于军事问题的多次争论导致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已经激烈地进行着。主要是围绕李德这个洋顾问所提出的军事方针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军事战略展开争执。出于李德在历次重要时刻所做出的军事决定都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每每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总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此，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就做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件事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道：“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作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2）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
1937年9月22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40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1月29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很真诚地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
可是，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李德看来，王明在到延安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按张国焘的说法是：“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10来天，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
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这些无疑仍是对毛泽东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