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5)
第5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5)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即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1月15～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遵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创作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其主要成果，一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纲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二是总结出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三是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其代表作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三篇文章。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了。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25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10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他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毛泽东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
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他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仟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5月，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最后，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