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4)

第4章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4)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献长期散失，但毛泽东自己总是记得这篇文章。1961年，失而复得，毛泽东欣喜异常，同年3月11日他对此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作了说明和解释。在3月13日的讲话中，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叫作“本本主义”。中国红军从南昌起义创始到这时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党内、红军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里所指的主要是红军第四军内的一番大斗争。

1928年下半年以来，红四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比较严重。一些同志不注重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对待外国革命的经验、对待中共“六大”的决议。他们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1929年4～5月间，某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由党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同志到红四军后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就对一些原则问题轻率地大发议论，散布一些错误思想。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即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红四军领导的团结和党的工作。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当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为的是进行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就将反对教条主义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它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并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将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和革命斗争策略上的争论联系起来，强调为了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创造斗争的新局面，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篇文章深挖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认识论根源，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析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指出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掌握各种必要的材料，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估量，才能形成正确的工作指导，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毛泽东把党内确实存在的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就明辨了是非，说服了更多的同志。

3.武装斗争与建党建军理论的形成

（1）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

大革命的失败给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教训，它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此外，党还在其他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工农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支新型的武装力量，与旧式的军队、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本质区别何在？这支军队的宗旨和任务是什么？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中国共产党将如何组织和建设它并使其迅速发展壮大？这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和朱德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过程中，经过艰苦的摸索，对此作出了解答，初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第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当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完善了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改编中，毛泽东从当时部队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把中共的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他说：红军之所以艰苦奋斗而不涣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后来，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把这一原则通俗地解释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第二，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

早在1927年，毛泽东曾经向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1928年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废除了雇佣制，红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1929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这就初步提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对红军任务的探索，在当时已形成根据地的地区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中也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自“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搞好工农革命军与民众的关系。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能拿。只有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血肉相连，革命才能胜利。

1927年10月，在红军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年初发展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将六项注意增加到八项。与此同时，各根据地红军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都十分注意加强军队纪律，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2）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初步总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军不断扩大，部队成分也较前复杂，共产党内涌进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红军中又增添了大批俘虏兵。这种组织状况的变化，无形中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影响。对于红四军党内思想上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负责人都有察觉，红四军先后召开了多次党的代表大会。然而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个人说了算等观点仍未得到解决。

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即有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与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了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了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起草党代会决议准备材料。同时，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官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家祠）隆重开幕，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两万多字，分为九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决议案的基本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军队。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根本点，也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古田会议决议包括了下列建军思想：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按照决议的规定，中国的红军，其性质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红军“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它表明了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中共的领导中枢，健全中共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一切工作，必须在经过中共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去执行。各级党的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工作计划及报告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