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
米兰和科莫
我在正午时分到达米兰，期待自己能碰到一些好玩的东西。这毕竟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同时也是意大利众多蜚声国际的传奇品牌的总部所在地：金巴利、贝纳通、阿玛尼、阿尔法·罗密欧、孟菲斯设计集团以及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弗兰科·玛丽亚·里奇缔造的与众不同的商业帝国。但是这一点(我本该早就意识到的)也成为米兰的问题所在。城市本就该致力于创造财富，但是米兰人除了赚钱外，基本不想别的，因此也就没在提升米兰的魅力上多花心思。
在纪念碑式的白色大理石中央火车站对面，我住进了一家昂贵又不伦不类的旅馆，它就像是为了能让墨索里尼对着拥挤的人群发表趾高气扬的演说才造的。宾馆前面是又长又热的比萨尼路，这是一条宽阔、现代的林荫大道，比起欧洲，它更像是美国的一条街。大道两旁立满了用玻璃和铬合金建成的时髦办公楼，但是道路中央的绿化带却十分寒酸，也没人打理，那些清洗用的喷水器可能都被塞在了为数不多的几条长凳下面。我越往城里走，看到的建筑就越古旧，也越让人舒心，但我还是觉得它们少了点儿东西。走到大教堂广场附近，我看到了一个环境不错的居民区，就在那里的小公园里停下来，查了查地图。这个小公园实在是太脏了——寸草不生，泥泞不堪，长凳也是坏的，无数鸽子在上百个香烟屁股和已废弃的有轨电车票之间挑挑拣拣。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城市，实在是很难为这番景象找到辩解的理由。
我又走了两个街区，才终于看到了如花盛放的米兰。这个城市的三大光辉建筑簇拥而立——斯卡拉歌剧院、米兰大教堂和艾曼纽二世回廊。我先去了米兰大教堂，它呈洞穴状，是哥特式建筑，也是世界第三大教堂。它的外墙积满了污垢，堆满了脚手架。教堂里面十分昏暗，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天花板。就算是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下，它依旧十分绚丽灿烂，而且里面没有游客。去过佛罗伦萨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桩让人开心的新奇事儿。这里只有些本地人，他们一拨拨地进来点个蜡烛(尽管已经有几百支蜡烛正在熊熊燃烧)，快速地唱几句圣颂词，然后回家吃晚饭。一个大教堂能一直恪守本分，发挥自己该发挥的作用与价值，倒是个蛮不寻常的景致。我很喜欢。
之后，我穿过大教堂广场，去艾曼纽二世回廊开心地逛了一小时。我把手背在身后，随意欣赏着玻璃窗中的展品。同时也注意到了令人不快的鸽子叫声，它们悄悄溜进回廊，美滋滋地在房椽间漫步，朝着下方的游客拉屎。艾曼纽二世回廊是一条壮丽的购物拱廊，有四层楼高，属于19世纪60年代的那种浮夸风格，但可能至今都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购物中心。它的形状与教堂类似，铺满图案清爽的瓷砖，还有一个拱形的由玻璃和钢铁建造而成的格子屋顶，十分高峻，而且静谧得能听到回声。但它还是带有一点商业化的气息在，也有19世纪火车站的痕迹。每一个购物中心都应该像它这样。
下午还是需要给自己的身体注入咖啡因嘛，我在商店间三四家相当精致的咖啡店里挑了一家坐下。这家咖啡店的店面设计是典型的欧式风格，有70张桌子和一个工作远超负荷的绝望服务员。他横冲直撞，同时要递单子、擦桌子、收钱，不过他倒是有一种积极乐观、“啥事也不是麻烦事”的态度。那些从事有趣又有所偿的流水线工作的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态度。在这种地方，你可没第二次点单的机会。周围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就用手托着下巴，漫不经心地想着奥内拉·穆蒂有没有在泥地里摔过跤。然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服务生已经在我身边经过了一次，而且还好像对我说过：“需要来点什么吗？”
我抬头张望。“哦，一份蒸馏咖啡——”我说道，但他已经离开了，我马上意识到，我应该再也不会和他如此靠近了，除非我和他的妹妹结婚。我长叹一声，打算就此作罢，侧着身子通过桌子之间窄窄的通道，一脸萎靡地回到了街上。中途还充满歉意地朝其他人扮鬼脸，因为那些得理不饶人的人不是被我搞得洒了咖啡，就是被我碰得鼻子里塞满了奶油蛋糕。
我沿着宽阔的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步行街逛了逛，想再找一家咖啡店进去坐坐，但却没找着。有一个瞬间，我恍惚觉得我已经死了，然后被上帝错误地送到了雅皮士天堂[1]。这里和艾曼纽二世回廊一点也不像，那儿起码还有几家书店和一两个艺术画廊，但这里及其附近的街道却没有一点能丰富我头脑和灵魂的东西，只有一些精品店在卖着价格不菲的“身体装饰品”：鞋子、手提包、皮具、珠宝，以及模特身上看着像帆布袋却要花一大笔钱才能买到的设计师定制服饰。而等你到了蒙特拿破仑大道，就会发现你还是远远低估了这里珠光宝气的程度。这条大道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毋庸置疑是这个国家过滤平民百姓的购物主干线，大道两旁都是奢华的商店，大概“钱都不算事儿”是这些店的准入密码。除了这些古旧的购物中心，米兰好像没有咖啡店。其实也还是有的，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看起来像是直接在墙上打个洞立在外面的咖啡小站。人们会在五秒之内点好咖啡，付好钱，并回到大街上。这可不是我要找的类型。
去过意大利南部之后，米兰看起来就几乎没有意大利的感觉了。大街上的人都手提“古驰”或“菲拉格慕”的购物袋，步履匆匆，直奔目的地。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在蒸馏咖啡上，不会把餐巾围在衣领上，然后把自己藏进堆积如山的比萨盘里大快朵颐，也不会为了生活琐事而进行激烈的争执。他们在开会，在做生意，在用车载电话和人交流。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地开车——通常是宝马或保时捷——然后稳稳当当地停下。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仿佛都是刚从《vogue》或《gq》杂志里走出来似的。米兰就像是南加利福尼亚在意大利的一个前哨站。(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但我发现加州南部的人都很难适应在那边生活。)但这里可是意大利啊!我想要的不过是喧嚣的街头生活：人们穿着无袖背心坐在前门，街上挂满了洗好的衣物，商贩们推着手推车买东西，奥内拉·穆蒂和基安卡罗·基安尼尼坐在黄蜂牌摩托车上疾驰而过。但我最想要的，只不过是一杯咖啡。
在某一个早晨，我去了布雷拉画廊，它藏在一条后街上，我是穿过一家围满脚手架的宫殿庭院后才到的那儿。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灰尘在空中飞扬，四处充斥着锤子和电钻的咆哮声。这个画廊似乎只开了一半，好几个展厅都是关着的，就连一些开着的展厅，也有大量画框空着，只能看到没有装饰物的深色墙纸，看来上面的画不是外借就是被拿去修复了。好在画廊剩下的那些画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让我觉得很熟悉：曼提尼亚的《死去的基督》、贝利尼的《小树与圣母像》、两幅卡纳莱托[2]的新近完成修复的作品，还有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色彩富丽但毫无疑问成为“奇葩”的《圣母子与诸圣人》，其中就有我们的老朋友乌尔比诺公爵。
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幅画。如果它是在乌尔比诺公爵死后才画的，他已经在天国了，那为什么当时基督还是个小宝宝呢？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公爵不知用了什么法门，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长河，就为了在基督的诞辰上出现？不管这幅画的意味是什么，它都是一幅极好的作品。曾经有一个人对这幅画的喜爱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带来自己的折椅，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画看。布雷拉最好的一点便是这里几乎没有人，没有外国游客(当然，我除外)，只有一些本地人。在去过佛罗伦萨之后，我发现能够在不用请求别人把我举起来的前提下看画，实在是一桩幸福无比的事情。
在逛完画廊之后，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穿过城市，去看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它位于圣母玛利亚教堂旁的餐厅内。你要在一个窗口付一笔钱，然后踏入一个空空如也、光线昏暗的大厅。它就在那里，这幅世界上最具盛名的壁画覆盖了整个墙面。那儿有一根栏杆，把你拦在离画25英尺远的地方，让你再也不能靠近半步。其实这好不公平啊，因为你只有在离它5英尺远的时候才能看清它，而如果你离它25英尺远，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它就像是鬼魂的幻象。如果你不知道这幅画已经被复制了1000多次，你可能都认不出它是一幅世界名画。画的一端堆满了脚手架和一大堆不知道谁在用的修复设备。一个孤独的技术工人正在一个台子上又刮又擦。他们已经为《最后的晚餐》付出了数年的劳动，但是我却没看出这幅画有恢复生机的迹象。
可怜的老列奥纳多并没有被历史好好对待。他完成这幅画之后，这道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崩塌了(这道墙的某些部分是用松动的污泥建的)，早期的修士在上面凿了一道门，基督的腿就这么被敲断了。历经时光的洗礼，这里已不再是教堂餐厅，而是变成了马厩(你能想象吗？一屋子的驴竟然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共处一室？!)、储藏室、监狱和兵营。我委婉一点地说，早期的很多修复工作都没有好好进行，一个艺术家给圣詹姆斯安上了六根手指。所以，《最后的晚餐》能够保存下来，真可谓是个奇迹，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没有真的保存下来。我不知道经过10年或15年的修复工作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可以更准确地说，这只是《最后的晚餐》曾经存在的地方。
我往墙上的一个机器里塞了1000里拉硬币，随即意识到这是个错误。果不其然，里面传来了一个女声，讲解着这幅壁画短小而又沉闷的历史，她如果用她的英语发音下指令，大概没一个人能完成任务(“在你面前的这幅壁画，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作品之一……”)，我只能四处瞧一瞧，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觉得值回票价，找了一圈，发现还真没有。所以我只能眨眨眼睛，走出教堂，步入骄阳下。
我溜到附近的技术博物馆，花了笔小钱，到它空空如也的大厅里走了走。我对它充满好奇，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这里拥有达·芬奇所有发明的工作模型。确实有——是小小的、木制的一对玩意儿——但它们看起来却是惊人地无趣，还是木制的。博物馆的其他地方堆满了老式打印机和机器零件，不过这些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标签上的字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不管怎样，说实在话，意大利对人类技术的贡献止于比萨烤箱。
下午晚些时候，我坐上了去科莫的火车，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它离米兰比较近，还有一个湖，而且我也不想在同一个城市过第二夜。我记得曾经在书里读到过：科莫湖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陷落后的藏身之处。看到这里，我立刻明白：如果这里是一个绝望男人最后的避难所，那它一定有某些值得一去的理由。
它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科莫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干净、完美，位于狭窄的阿尔卑斯山脉南端，并被它保护了起来，还拥有一个与城市同名的30英里长的科莫湖。科莫是个小地方，却拥有两座大教堂、两个火车站(每一个都能通往米兰)、两幢大别墅和一个美丽的公园。湖边大道上种满了杨木，绿色的长凳装饰其间，还有一条古已有之、只能步行的老街——充斥着小小的商店和神秘的广场。完美，实在是完美!
我在城中心的普利纽斯旅馆找了个房间住下，并在罗马广场喝了两杯咖啡，俯瞰了一会儿科莫湖，又在后街一家亲切的餐厅吃了一顿好的，我顿时再度爱上了意大利。吃完晚饭，我便开始享受这漫长而又怡人的时光，没干别的，就是不停地走走走走走：双手插着口袋，漫步在无尽的湖边大道上。然后懒洋洋地躺了很久，等待夜幕降临。随后我走到了位于湖弯岬角处的吉娜花园，又折回去，走进了湖对岸的湖滨公园。公园里有座博物馆，按照神庙的样子打造而成，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德罗·伏特[3]的。我又在那儿躺了一会儿，之后便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往旅馆的方向走去，途中时不时地瞥一眼商店橱窗，心想着意大利人是何其幸运——博姿[4]、迪克森和姆贝罗[5]还没有肆无忌惮地入侵他们的购物街。最后我回到旅馆，开心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去参观了两座大教堂。其中一座是圣菲德尔天主教堂，建于公元914年，历史悠久。另一座穹顶教堂圣菲德尔天主教堂虽然比它年轻500岁，但它更大，也更辉煌——说实在的，它比我在亚琛大教堂之后见到过的任何一座教堂都要辉煌。它很昏暗，我不得不在那儿站上一分钟，来适应教堂的光线状况，以免一头撞到柱子上。晨光透过高悬的彩色玻璃窗直射进来，很快便被高耸的穹顶投下的阴影所吞没。这个教堂不仅大得让人吃惊，而且藏品丰富，里面摆满了精巧的挂毯、古老的画作和一些吸睛的雕像，包括一个据说是基督在哭泣的人像。我在路旁坐了一小时，凝视着教堂的内饰，看着人们过来点蜡烛。这一切都让人心绪放松。事毕，我心满意足地回到火车站，爬上了通向瑞士的第一班火车。
火车一路向北，穿过陡峭的山坡和怡人的乡野，但并没有出现我心心念念的湖光风景。我们离开意大利，来到了基亚索。它是瑞士最南端的一个小点，从基亚索进入意大利，就好像潜水者潜入水中一样。基亚索看起来像是一个低调的边境小城，但这里可是发生过欧洲最大的银行诈骗案哦。1979年，五个瑞士信贷银行基亚索分行的员工转移了1亿美元的资金，苏黎世银行总部在这之后才发现银行的资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流动。
瑞士和意大利像是两只十指相扣的手，紧紧缠绕在一起，它们均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南部分布。我在向布里格前行途中，就一直在两个国家之间交替穿梭。火车颤颤巍巍地朝着高海拔的地方挺进，先到卢加诺，再到洛迦诺。
我需要在洛迦诺换乘一班火车，开车前有一小时供我消磨，我便去小城逛了逛，顺便买块三明治吃。洛迦诺是一个洁净又遍洒阳光的地方，还有比科莫湖边更好的湖边大道。这里的人仍然说意大利语，但是你能通过斑马线和早晨刚刚涂过漆的发光的红色长凳，还有小小的湖边公园中不见一片树叶的小径，辨认出你已置身瑞士。这里到处都是在认真工作的街道清洁工，他们用老式的扫帚清扫落叶。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我不小心把口香糖的包装纸扔在地上，某个身穿制服的人便会从某棵树后面跨步而出，扫掉包装纸或把我击毙，也可能是先把包装纸扫掉，再把我击毙。
洛迦诺人似乎不吃三明治这种东西，我把商业街逛了个遍，却连一家面包店都没找到。最后，我总算是找到了一家，可它却只卖黏黏的油酥蛋糕和一堆在我看来是香肠卷的东西。我已经快要饿死了，便花一大笔钱买了三个。不过我吃过后才知道，它们是捣烂的无花果——这是一种只有奶奶才会吃的东西，因为只有吃这个，她才不会找不到她的假牙——味道尝起来像是泡在糖浆里的茶叶。我恶作剧似的啃了几口，但它实在太恶心了，我只好把它们塞进背包，想着没准过会我还会再尝试着吃吃看。然后我便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两天之后我从背包里拉出最后一件干净衬衫准备穿的时候，才又发现它们。不过那时，它们已经紧紧地粘在衬衫上了。
我去车站餐厅要了一杯矿泉水，想要冲掉我肚子里那堆黏黏的东西。那里可能是整个瑞士最不友好的地方。餐厅里有八个顾客，但却十分安静，甚至能听到时钟嘀嗒的声音。服务生站在柜台处，懒散地擦拭着啤酒杯。他并没有要“高抬贵脚”为我服务的意思，而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我打了个响指要了一杯矿泉水，他才带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一言不发地放在我的桌上，然后又回去擦玻璃杯了。他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得知老婆和送牛奶的男人私奔，还带走了他所有韦伦·詹宁斯[6]的专辑。但我随后注意到，其他顾客脸上也挂着同样酸酸的表情。在领略了无边无际的意大利式幽默之后，这种态度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我对面坐着一个拄着金属拐杖的老太太，她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把拐杖摔到了地上，那个服务生竟然就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心里一定在想：好了，现在你想做啥，你个老瘸子!我连忙过去施以援手，不过让我伤心的是，老太太也只是畏畏缩缩地看了我一眼，用最低的音量说了声“谢谢”，就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了。
我就此认定，洛迦诺是个奇怪的地方。我买了下午2点去多莫多索拉的火车票，这是一个能有37种不同叫法的名字。售票员让我把这37种叫法都试了个遍，他痛苦地挤着眉毛，好像他此生都不能想起这附近究竟有哪个地方的名字会给一个美国人造成这么大的困扰，直到我哆嗦地说出一个类似“多莫多索拉”的发音。“啊!多莫多索拉!”他喊了出来，用了第38种叫法，而且他最后还完成了一桩“善举”：他忘了告诉我前方的铁路正在检修，前10公里需要改坐汽车。
我在月台上等啊等，火车就是不来，而且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其他人和我一起候车。哦，原来去多莫多索拉的火车一天只有两班。但就算是这样，至少也得有一两个乘客吧？最后我去问了列车服务员，他用一种友好的、“你为什么不滚远点儿”的态度(全世界的列车服务员都这样)向我指明，我应该去坐汽车。我又问他我该去哪儿坐汽车，他一言不发，含糊地指了一个方向。我向站外走去，刚好看到去多莫多索拉的汽车正要发动。幸运的是，我死死贴着车窗跑了200来码，总算说服司机把车停下了，我迫不及待地上了车，想要尽快离开洛迦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