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四章《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
佛罗伦萨
我坐了一辆全世界最慢的列车去佛罗伦萨。它像一个肌肉拉伤的奔跑者般，一瘸一拐地跑过沿途的风景，而且车上没有餐车。一开始里面还很拥挤，但是随着时间从下午推移到傍晚，再由傍晚转入如墨的黑夜，留在车上的乘客便越来越少。最后，车上就只剩下一个埋头工作的生意人和一个看上去像是要去参加科学小怪蛋竞赛的人，还有我。火车隔两三英里就会在一片漆黑的车站停一次，这些车站通常都是好几个星期没来过火车的，杂草在月台滋长，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
有时候，火车会在半途中的某个地方突然停下，周围都是黑漆漆的村落。然后就一直停在那儿不动了，它停得可真是久啊，久到我都要开始思量，司机是不是已经跳下车，找了一块附近的田地撒了泡尿，然后掉进了井里。过了一会儿，火车向后倒退了大约30码，然后就停下，继续一动不动。突然，一声巨大的“呜呜”声传来，车厢随之震动，窗户好像快要爆炸，一辆火车从旁边平行的铁轨上飞驰而过，亮光也随之一闪而过——你能看到那列火车正光速穿越欧洲，车上的人正在吃晚饭、玩纸牌，十分惬意。随后四周再次陷入寂静。我们可能要坐在这儿再次体会永恒，直到火车积聚一定的能量，朝下一个荒无人烟的车站爬去。
我们到达佛罗伦萨时，差不多刚过晚上11点。我饥肠辘辘，精疲力竭，觉得自己此行这么折腾，现在无论怎么奢侈享受都不过分。但我惊恐却并不惊讶地发现，车站附近的所有餐馆都打烊了。倒是有一家小吃店还亮着灯，我赶紧奔了过去，想着能吃一块垃圾桶盖大小的比萨，上面堆满了蘑菇、意大利腊肠和橄榄油，但当我跑到门前的时候，店家正准备锁门。
我十分沮丧，只能走进我来时看到的第一家旅馆，它在半个街区之外，是一幢现代的混凝土盒子楼。我能通过它的外观判断它一定价格不菲，而且它违背了我选择旅馆的所有原则，因为它丑得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尤其是在佛罗伦萨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气息的城市里。但我实在是又累又饿，又迫切地想撒泡尿、洗把脸，所以原则就只能暂且不谈啦!
前台招待跟我说了一个贵得超级离谱的单人房价格，但是我放弃抵抗般地挥了挥手，接受了。随后，一个112岁的侍者带我乘上全世界最慢的电梯(我觉得自己花了两天的时候才坐到五楼)，走向我的房间。我从老侍者那儿了解到，旅馆的餐厅已经打烊了，而且这里没有客房服务——他说起这一点还有点小骄傲呢——但是酒吧还有35分钟才关门，我可以去那儿找点儿小吃填饱肚子。他信心满满地摇了摇手指，表示相信他准没错。
我的膀胱都快爆了，此刻亟须把尿撒掉，还要在酒吧关门前赶到那儿，但老侍者又是那种一定要带客人看看房间里所有陈设的人。他要我跟着他，看他演示淋浴器、电视机的用法，跟我示意壁橱的位置。“谢谢，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壁橱在哪儿呢。”我说道，然后往他的口袋里塞了1000里拉，半推半请地把他送出了门。我也不想这么粗鲁的，只是我感觉我在拼命地堵着胡佛水坝。只要再多五秒，尿液便会像灭火水龙带里的水一样迅疾猛烈地喷射而出。我总算是没让这样的惨剧发生，因此舒了一口气。我洗了把脸，抓起一本书，朝电梯奔去。我能听到电梯还在下降。我按了按向下的按钮，又看了看手表。情况还不算太糟，离酒吧关门还剩25分钟，够我喝杯啤酒和随便来点什么点心了。我又按了下按钮，嘴里哼着《等待电梯之歌》，鼓鼓腮帮子，略带沉思地通过走廊的镜子看着自己的脖子。
然而电梯还是没来，我决定走消防通道。我向下走，一步跨两级台阶，我存在的所有意义便是为了能喝杯啤酒、吃块三明治。下了一通楼梯，总算来到底楼，我发现前方有道反锁的门，上面有一句用意大利语写就的标语：如有火灾发生，此乃聚尸地。我没做停留，立刻跑回一楼。一楼的门也锁着。我能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到酒吧，里面幽暗舒适，还有不少人。有人在弹钢琴，更重要的是，每个桌上都放着几碗花生豆和开心果。我的肚子问题解决啦!我使劲敲门，用我的指甲刮门，但没人听到。所以我又赶回二楼，那里的门没有锁，谢天谢地。我朝电梯径直奔去，不停地按向下的按钮。没过多久，向上的按钮“叮”的一下亮了，电梯里有三个身穿同样蓝色西装的日本男人。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尽全力和他们解释了一通，我和他们的电梯方向是错开的，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坐电梯，这和珍珠港事件没半毛钱关系。我们互相微微鞠躬致意，然后电梯门关上了。
我又按下了向下的按钮，电梯门很快又开了，那三个日本男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四次，直到我突然明白过来，是我不停地在取消电梯向上的指令。所以我站了回去，让他们先上楼。我足足等了两分钟，屏住呼吸，数了数我剩下的旅行支票，哼着电梯之歌，瞥了眼手表——离关门只剩10分钟啦!——然后按下了向下的按钮。
很快，门又开了，还是那三个日本男人。我冲动地跳了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的加入增加了电梯额外的重量，它开始上升了——以每30秒一英尺的平常速度。电梯很小，我们几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在某些国家，这样做可能会被逮捕。我面向他们，我们的鼻子都快碰到一起了。被逼无奈，我只能说一些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你们是生意人吧？”我问。
其中一个人用他的肩膀向我微微地、无意义地鞠了一下躬。
“在意大利做生意？”我继续问，这真的是个愚蠢的问题。有几个人会穿着蓝色西装来度假啊？
那个日本男人又鞠了一下躬，我这才意识到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会说英语吗？”
“啊……不会。”第二个男人说道，他好像有点不确定，身子轻轻晃了一下，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三个人醉得一塌糊涂。我看向第三个男人，还没说什么呢，他便朝我鞠躬。
“你们刚刚去酒吧了？”又是不明所以地微微鞠躬。我开始享受起这种单边对话来了，“希望你们不介意，但你们看上去喝多了，愿你们之后不会感到不舒服。”我洋洋得意地补了一句。
电梯慢慢向上爬，然后突然轰地停下：“好了，绅士们，这里是八楼。在这里下，去硫黄岛的各个站点吧。”
他们在走廊里转过头看我，三个人同时用意大利语和我说：“buongiorno(日安)。”
“祝你们也有个非常buon的giorno。”我巧妙地回应，然后十分焦急地猛按去一楼的按钮。
我到酒吧的时候，离关门只剩两分钟，但实际上它已经打烊了。一个过分勤快的服务生已经把所有装着果仁的碗碟收了起来，钢琴师也不知所踪。不过这都没关系了，因为它已经停止供应小吃了。我回到房间，在迷你吧里翻了好一会儿，只找到了两个小小的铝箔袋子，里面各有14颗花生。我再找了找，发现这两包花生是我在瓶瓶罐罐的软饮料和酒精里能找到的唯一食物。我站在那儿，一次一颗地吃着花生，就为了让这快乐持续得久一点。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迷你吧上面的价格表，发现这么可怜的一丁点零食竟然要花掉我4.8美元!我真的是疯了，竟然把这么蠢的事告诉你们。
第二天早晨，我便换到了纳兹奥那勒大街上的克罗洛旅馆。房间里没有电视，但有个免费的浴帽，而且一晚的价格比之前那家便宜5万里拉。我还没见到过比这更小的浴室，淋浴区竟然没有和洗漱区隔开。你只要关上通向卧室的门，就等着水把一切都淋湿吧——马桶、水槽、昨天的那份《卫报》以及新换的内裤。
我首先去了大教堂，这是整个城市里最引人注目之处。我觉得没有人在转过街角走进主教座堂广场时，心头不会为之一震，如果有，我一定十分鄙视他。这可是欧洲的一大胜景。
但那里也挤满了游客和千方百计想卖点东西的商贩。我第一次去佛罗伦萨是在1972年，那时可谓是人头攒动，但那是在8月，所以还可以理解。而现在可是4月的一个工作日，一年里正忙的时候，情况却更糟糕了。我走到乌菲齐美术馆、领主广场周围，以及老城区的其他地方看了看，情况都是一样的糟糕——到处都是乌泱泱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外国人，漫无目的地拖着脚走在路上，极具游客特色，通常五六个人一组，还时常看着地平线以上20英里的地方。他们究竟在看什么啊？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只要是在人流拥挤的地方，我便会假装身上有把射线枪，我可以拿它让我看不惯的人瞬间从人间蒸发——游手好闲的懒汉、穿情侣装的情侣、叫“小子”或“薯片”的孩子。我经常幻想自己穿过拥挤的人群，拿枪朝着选定的目标开火射击，“让路!麻溜的!只留下好苗子!”我现在又有点想这么做了。
那里有数百个日本人，不只是传统印象里一车一车的背着相机的中年日本人，还有很多学生、情侣和背包客。他们至少在数量上和美国人一样庞大，而美国人更不用说，随处可见，再加上成群的德国人、澳大利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英国人等。你不禁会想：一个城市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啊!
这儿正好有一组有趣的数据可以给你：在1951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全世界有700万国际航班乘客。现在则每年都有很多人飞去夏威夷，而欧洲一些热门景点则会日常接收庞大的观光客流，游客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佛罗伦萨每年的游客与本地人口比例为14∶1。在外来游客蜂拥而至的情况下，本地人怎么才能保持独立的生活呢？很明显，他们不能，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