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三章《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
那不勒斯、索伦托和卡普里
我在旅馆退完房后，便走向罗马中央车站。这个车站就像意大利的大部分公共场所一样，像个疯人院。每一个售票窗口前都有顾客在夸张地做着各种手势，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来买票的，倒像是在对神情冷漠又疲态尽显地坐在每一个窗口后面的人倾吐自己遇上的所有麻烦事儿。我很惊讶于意大利人在处理微末之事时，也拥有如此饱满的情绪。
我不得不排了40分钟的队，排在我前面的一堆人都在扯着自己的头发，不停地发出怒吼，但一拿到票就突然转怒为喜，开心地走了。我始终猜测不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忙着阻拦那些试图插队的人，仿佛是我为他们打开了插队乱纪的大门。其中有个人还企图插队两次，在罗马排队，你需要用一把鹤嘴锄来维持秩序。
最后，在我要坐的火车即将驶离前的一分钟，总算轮到了我。我买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二等座车票——这是很简单的事啊，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大惊小怪什么——然后绕过拐角跑到月台，做了一件我渴望许久的事情：我跳到了已经开动的火车上，说得再稍微准确些，我被人像扔邮包一样从月台摔到了火车上。
火车很挤，但我在窗边找到了一个座位，然后屏住呼吸，擦去了小腿上的涓涓血流。火车缓缓开过布满了无穷无尽塔楼的罗马郊区，接着提速进入了灰尘飞扬、混沌朦胧的乡村地带，那里到处都是还未竣工的房子和一些并没有人办公的办公楼。从罗马到那不勒斯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火车上的每个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用睡觉来打发时间。只有在火车通知大家停靠在哪个死气沉沉的车站或是在乘务员经过时，乘客们才会猛然醒来，看看站牌名或拿出车票让乘务员检查。大部分乘客看上去都穷困潦倒、不修边幅(甚至有些女人也这样)，和罗马蜚声国际的优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猜这些人应该都是每周去罗马打工的那不勒斯劳工，现在正准备坐车回家看望家人。
我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片低洼的平原延伸至浅绿的山脉，其间还散布了一些毫无生气的村庄，里面有许多未建好的房子——做着关于奥内拉·穆蒂的梦，以此消磨旅途时光，现在这个梦里又多了一个透明的沙滩球、两辆独轮车、一张蹦床和摩门教圣所唱诗班的高分贝歌声。车厢里温暖而沉寂，不久后我便进入了梦乡，但是几分钟后又被一阵充满恶意的哀号叫醒。一个裹着头巾的肥胖女人搂着一个脏兮兮的孩子经过车厢，大声嚷嚷着自己的困顿人生，一路乞讨走过，但是没人买她的账。她把孩子推到了我的面前——他全身都被巧克力状的黏液覆盖，而且长得真丑，我感觉自己为了避免发出尖叫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于是用手拼命地挡着脸——在这个小丑娃身上的棕色黏液滴在我身上之前，我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1000里拉给了这个女人。她像乘务员检查车票似的冷漠接过我给的钱，连声“谢谢”都不说，直接扬长而去，继续向其他人大倒苦水。除此之外，剩下的旅途风平浪静，无事发生。
火车顺利抵达那不勒斯，我一出火车站，便受到27个出租车司机的热烈欢迎，他们每个人都想带我去一个很不错却十分偏远的地方投宿，我挥手让他们离开了。从脏乱差的中央车站走到附近同样脏乱差的环游小火车站，一路上经过的也是脏乱差的街区。人行道上的人都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旁，叫卖着一包包香烟和各种廉价的小东西；沿街停靠的车辆都是又脏又旧；所有的商店看上去都灰蒙蒙的，橱窗上堆满了包装早已褪色的商品，就算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些商品也几乎无法辨认出是什么东西了。我本打算在那不勒斯待一两天，再去索伦托和卡普里，但这里的环境实在太令人作呕了，所以我决定马上离开，等到我觉得自己稍微缓过来的时候，再回来。
我到达环游小火车站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高峰期。我抓紧时间买了一张车票。车上塞满了汗津津的乘客，而且开得很慢。我被夹在两个肥胖的女人中间，她们一直在高谈阔论，激动得肥肉乱颤。继续看书是不可能了，做关于奥内拉·穆蒂的梦也是不现实的。但我自我安慰地想着，自己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个位子坐，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即使它只有六英尺宽，而且我不得不说，这两个女人的身体柔软无比。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把头靠在其中一个女人的肩膀上，用爱慕的眼神盯着她们的脸庞，她们对此好像也毫不在意。
我们经过那不勒斯市区和郊区的贫民窟，驶入了维苏威和地中海之间遍布贫民窟的乡村地带。火车每开几百英里，就会停在某个乡村小站，有100个人会下车，同时120人会上车。甚至是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或者现在被叫作埃尔科拉诺)这样的历史名城，看起来也很破旧，到处都挂满了晾衣绳，混凝土建筑上也布满裂痕。从火车上看过去，我可没有发现任何遗址。不过在火车继续前行数英里，爬上高处的一座山脉，在一连串的隧道中穿行时，空气突然变得凉爽起来，那些海边的村庄也十分美丽，虽然有些村庄只有几间农屋和一个坐落在隧道之间山坡上的教堂。
我看到索伦托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它。可能是因为那一天、那时的天气，以及离开那不勒斯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但这里的一切看上去确实都很完美：一个小巧的城镇从火车站一直绵延至那不勒斯湾。城镇的中心有一个叫塔索的广场，面积不大，但热闹非凡，开满了露天咖啡馆。广场的一边连接了许多蜿蜒曲折的巷子，它们十分冷峻朦胧，散发着浓郁的芬芳。有很多店家聚在门口聊着生活八卦，孩童在嬉戏，充满着意大利生活中那种随处可见的喧闹。小城的其余部分则由大约12条步行街构成，街道两旁开满了实惠的商店和餐馆，还有一些小巧精致的老式旅馆藏在浓浓的树阴下。这里可爱迷人，我甚至想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我在伊甸园酒店入住，这是一家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酒店，坐落在一条侧道上，规模中等，开价很高，但也没啥可指摘的。透过层层屋顶和繁茂的树木，我能瞥见远处的海景，我在房间里十分躁动地踱步了五分钟，庆幸自己竟然有此等好运，随即关灯回到了街上。我环顾四周，在塔索广场旁迷宫似的小巷子里逛了逛。我怀着赞赏的目光注视着索伦托街旁那些干干净净、备货充足的商店橱窗，在广场上的托尼诺小吃吧的露天座位上坐下来，点了一杯可乐，欣赏着眼前人来人往的景象，顿觉快意十足。
镇上全是选择在淡季度假的中年英国游客(这个地方，他们还是玩得起的)，路上行人和邻桌夫妇的只言片语飘进了我的耳朵里。这些话听起来都差不多。妻子总是在瞎嚷嚷、制造噪声污染，抱怨那些无休无止、毫无意义、烦躁不安、困扰英国中年女人的鸡零狗碎之事。“我今天本来是要去买裤袜的，但我忘了，我叫你提醒我的，杰拉德。我现在穿的这条抽丝都快抽到阿马尔菲[1]去了，我以为自己能在这儿买到的。我不知道自己要穿几码的，我就知道我早该再带一双过来的……”当然杰拉德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因为他正在偷偷地看一个没穿内衣、慵懒地倚在路灯柱上的美女，或是和一个骑着黄蜂牌摩托车的小流氓说几句俏皮话。而他似乎也意识到，他妻子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温和的、慢性的刺激因素。不论在索伦托的哪里，我都能看到这样的英国夫妇，妻子看到什么都要批评一通，就好像她是卫生部门的卧底一样，而丈夫总是跟在她后面，疲惫不堪、招架无力。
我在广场旁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这里人很多，但是服务态度很棒，上菜也很快，东西也十分好吃——有奶油意大利方饺和一堆索伦托扇贝，还有一大份简易沙拉和一碗超大分量的自制冰激凌，看到这些，我的眼眶里已然全是喜悦的泪水了。
用完晚餐后，我坐在那儿喝了杯咖啡，抽了根烟，让我的肚子先缓一缓。正在这时，一桩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八人团伙走了进来，他们看起来很有钱，而且自视甚高，一看就是背景可疑之士。女人们都穿着皮草，男人们都戴着墨镜、穿着开司米大衣，他们进来还不到一分钟，现场便爆发了一阵骚乱。他们十分喧闹，餐馆里的其他人顿时陷入沉默，不论是顾客还是服务生，都纷纷转头看向他们。
很显然，这些新来的人已经预订了座位，但是餐馆却没给他们准备好位子——这里一张空桌都没有——所以他们在各种抱怨。经理焦急地搓着手，忍受了所有的辱骂，他让手下的服务生像道具工人一样，拎着椅子、捧着鲜花，怎么着也要在已经拥挤不堪的餐馆里再拼出一张能坐八个人的临时餐桌来。这里唯一一个不骄不躁、不忙不乱的人就是这伙人的头头，一个看上去和阿多夫·赛利[2]一样神秘可怕的男人。他十分冷漠地站在那里，肩上披着一件500英镑的大衣。除了不时地对手下的麻子脸小喽啰耳语几句之外，他一言不发，我想他的指示内容应该类似于把谁炒了并把一条死鱼塞进他嘴里。
领班冲到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地向他们报告说现在已经拼了一张能坐六个人的桌子，如果女士们现在还没有那么急着坐下的话，他们很快就能换到一个更大的桌子上……我感觉他的额头都快要贴到地板上了，然而这对那伙人来说是更严重的羞辱。“阿多夫”再次向小喽啰耳语了几句，小喽啰便离开了，看上去像是要拿把机关枪狂射一通，或是开辆推土机把这个餐馆碾为平地。
正在这时，我说道：“不好意思(我想给他们点好处)，你们可以坐我的桌子，我马上就走了。”我将咖啡一饮而尽，拿了零钱，站起身来。经理十分感激地看着我，仿佛我拯救了他的生命，或许也真的是这样。领班很显然是想把我狂亲一遍，但还是代以十分谄媚的“感谢”。我从没有这么受欢迎过。服务生和其他的顾客都用——我感觉可以这么说——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我。就算是“阿多夫”，也微微低下了他那高贵的头颅，对我表示感谢与尊敬。服务生很快将我的桌子收拾干净，随后经理和领班将我欢送至门口，向我鞠躬致谢，还用小毛刷子掸了掸我的肩膀，甚至要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我或是和我共度春宵。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重新焕发出了青春光彩，颜值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我露出好莱坞式的微笑，朝餐馆随兴地挥了挥手，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在饱食一顿并为索伦托的一个麻烦地儿带去和平之后，我在温暖暮光笼罩下的索伦托街上开心地漫着步。我走向通往波西塔诺的海岸公路，也就是蜿蜒高峻的卡波路，路两旁都是一些为了能俯瞰那不勒斯湾而建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旅馆。这些旅馆全起了一些让人联系起另一个时代的名字——贝尔艾尔、贝尔维斯西来纳、海军上将、卡拉维尔——看上去就像这40年间，它们都没什么变化。我在路边的栏杆上坐了一小时，凝神注视着眼前魔幻般的美景，我的目光来回扫视着维苏威和远处的那不勒斯以及左前方漂浮在宁静海面上的普罗奇达和伊斯基亚岛。灯光在海湾附近闪耀，和蓝色天空下的零星几颗暮色之星相得益彰。空气温暖舒适，还透着一股新鲜出炉的面包的味道。在我所有的人生阅历中，这番景象，已几近完美。
远处有一个能俯瞰海湾的岬角，那儿有个叫作波佐利的小城。它位于那不勒斯的郊区地带，也是索菲亚·罗兰[3]的故乡。波佐利的居民们享受着住在这个地球上地质结构最不稳定的地区的乐趣，那感觉仿若置身于一个陆地按摩床。他们一年要经历4000次左右的地震，有时甚至一天就要经历数百次，所以他们应该早已习惯了诸如天花板碎片掉进炖肉里，或是烟囱翻滚着掉下来把他们祖母砸晕之类的事情。
这一整片区域就像是一个保险推销员最可怕的梦魇。地震是卡拉布里亚生活的一部分——那不勒斯1980年就曾发生过一次地震，导致12万人无家可归，甚至比这更猛的地震都随时可能会来。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担心地震。这些城镇都是建立在十分陡峭的山坡上，仿佛只要是轻微的震动，就能让它们全部滑进海里。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它们的背后还有时不时发出隆隆声的维苏威火山，它可是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活火山。它上一次爆发是在1944年，这已经是它自中世纪以来沉默时间最长的一次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怪绝望的？
我久久凝视着海湾对面波佐利的灯火，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是否会有诸如脚手架坍塌或地球裂成两半的轰隆声。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个闪烁的红点在沿着天际线规律地移动，飞机飞过高空时发出的蚊子般的嗡嗡声，以及我身后索伦托传来的舒缓的车流声。
***
第二天早晨，我在一片明媚的阳光中，沿着无比陡峭又风光旖旎的梅约路走向索伦托码头。我在至尊维多利亚大酒店的阴影里，坐上了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渡船，前往卡普里。它位于索伦托半岛西面约10英里处，是一个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海岛。
渡船渐渐靠近卡普里，它看起来也不过如此。海港四周坐落着许多无精打采、样子难看的商店、咖啡馆和渡船租赁公司。它们似乎都还关着门，除了一个长得像大力水手的人在卷绳索之外，这里毫无人烟。一条公路盘旋至陡峭的山坡，路口的标志牌上写着：卡普里镇，6公里。
“6公里!”我发出猪叫。
我带了两本毫无用处的旅游指南来到意大利，它们已经无用到我甚至都不愿意说出它们的名字来，以防为这两本书打了广告。或许我应该把其中一本叫作《让我们去找另外一本旅游指南吧》，另一本叫作《福德旅游指南》(就当我刚刚在撒谎好了)，这两本指南都没有说卡普里镇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峻峭的山腰上。他们的描述听起来像是告诉你，只要你一下渡船，就直接到了卡普里镇上。但是从码头这里望过去，卡普里镇仿佛处于云端中的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