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

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下车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车站位于城中心一个阳光普照的广场上，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街道达姆拉克大街的起始处就在它旁边。在踏出车站大门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感觉：天哪，这是全欧洲现存的嬉皮士都出现在我眼前了吧。我曾经以为，嬉皮士这个物种在欧洲快要“灭绝”了，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多。他们一堆一堆地聚在一起，晃着胳膊，弹着吉他，相互之间递着大麻卷烟，舒服地晒着太阳。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们都一直躺在公共场所里无法自拔地吸着大麻卷烟。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牙齿松动、头发稀疏，但或许是作为补偿，他们育有子嗣无数、养狗成群。孩子们都光着脚丫子在日光之下嬉闹，那些狗在我经过的时候，还咬了我几口。

我满怀期待地走在达姆拉克大街上。阿姆斯特丹是我和卡茨最喜欢的欧洲城市，没有城市能出其右。它漂漂亮亮的，十分友好，拥有很棒的酒吧和合法的大麻。如果我们能在那里多留一个星期，我们或许会抱着电吉他坐在火车站广场上虚掷光阴，旁边围着几个叫“阳光”或“打火机”的孩子——我们离这一切近在咫尺。

达姆拉克大街上挤满了游客、嬉皮士和星期六的“扫货者”，他们以不同的速度移动着：游客们走起路来像是将鞋带缠到了一起，脚步一拖一拖的，他们四处张望，却不关心自己走到了哪儿；嬉皮士们驼背耷肩，急急忙忙向前走去；扫货者们也匆匆忙忙，活像摇臂玩具，在人群中穿梭。要想在这里不疾不徐、有模有样地走着，是一桩不可能的事儿。我在街上找了几家旅馆，结果它们都客满了，我只好回到水坝广场那如监狱般的皇宫背后，岔进一些小巷子里去找。我隐约记得那里有一些小旅馆。那儿确实是有，不过很不幸，巷子里面的绝大部分旅馆都在窗子上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用六种语言写着“客房已满”，我根本没必要进去询问。

时移世易。我当年和卡茨一起来的时候正值盛夏，我们刚下火车，便在水手区进入的第一家旅馆里面找到了住处。那是一家名叫安可的小店，典型的阿姆斯特丹式的房子：过道狭长，屋顶很陡，楼梯很暗，在房间里能一览四层楼下老城墙运河的美景。一个晚上五美元，每天早上，旅馆的服务员都会从门外给你扔一份煎蛋作为早餐(是真的扔进来哦)。美中不足的是，我们不得不和两个年纪稍稍有些大的男人共享一间房。

我们和他俩的第一次碰面就不大愉快。当我和卡茨打开房门时，那两个男人正赤裸着在床上“上下互搏”呢，这一幕让我们四个都受到了惊吓。

“很抱歉，女士们。”我和卡茨脱口而出，然后转身回到了过道上，还帮他们关上了门。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在艾奥瓦州的20年里，根本没有面对这种情况的经验。我们给了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松开彼此，穿上浴袍，才再次走了进去。很显然，他们觉得我们是没有礼貌的侵入者，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的举动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总是在他们正酣畅淋漓地开展床上运动时回到房间，不知道是这两个男人就从没停下来过，还是我们实在太会挑时间了。

面对我们，他们总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们分辨不出他们的口音，但我们都觉得，个头比较小的那个人是澳大利亚人，因为他被压在下面的时候，表情可是很享受的。[1]到了第二天午夜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那天晚上，卡茨在参加完帕拉迪索俱乐部的派对后回到旅馆，半夜因为尿急，跌跌撞撞地爬下床，一边往垃圾桶里撒尿，一边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喘息声。

“我认为那是一个小便池。”卡茨第二天早晨解释道，我觉得这话他自己都不信。早餐后，我们的室友就搬了出去，在剩下来的几天里，这房间就归我们两个享用了。

我们很快养成了个不错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醒来后，我们会先去吃个早餐，再回到房间，拉上窗帘，让一丝一毫的日光都无法透进屋内，然后钻回床上继续呼呼大睡。到了大约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爬起来，在大厅边上的房间里洗个蒸汽浴，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头发顺平。然后下楼，在安可的酒吧窗前边喝着喜力啤酒，边看着人来人往，并对这个拥有不错的运河、美丽的妓女和丰富多样毒品的荷兰最大城市感到由衷的喜爱。

安可酒吧里有一个胡子像洁净球一般的年轻男服务生，穿着一件比他自己的身材足足大三号的红色夹克衫。他应该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次嗑药中嗑过了头，以致现在不得已带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卡片，以防万一哪一天记不起自己叫啥。他有时会卖一点点大麻粉给我们，还会在每天下午6点，卖给我们每人一支大麻卷烟，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开胃菜。抽完大麻卷烟，我们便走到旁边的印度餐馆区吃晚餐。夜幕慢慢降临，妓女们也在街角摆好了接客的姿势，夜晚的空气中充斥着大麻卷烟和炸薯条的味道，我们在这条街上漫步，和这温柔的、喧闹的夜色融为一体。

我们总是频繁地去帕拉迪索俱乐部，一家由老教堂改造而成的夜间俱乐部。我们总想在那儿勾搭几个女孩，但从未得手。卡茨撩妹的开场白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他总是带着些小小的紧张，热情地走到女孩面前问道：“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并不认识我，但能不能请你帮我把我的某样东西移个六英寸？”

“什么？”女孩问道。

“44毫升的精液。”卡茨总会带着突如其来的笑回答这个问题。这一招从没管用过。不过我也没比卡茨好到哪儿去，我一般会问俱乐部里长得最不好看的女孩，我可不可以为她买杯啤酒，当然我总是会被骂“滚远点”。所以，我们在俱乐部里面陷入了一种被我们称为“高阶认知功能障碍”的状态中。有一天晚上，我们和几个一脸茫然的非洲人成了好朋友，卡茨一个劲儿怂恿他们回到家乡发动叛乱。卡茨当时喝得酩酊大醉，醉到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他们(他似乎觉得，这块手表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这块布洛瓦手表是他祖父传给他的，价值不菲，就这样被送给了几个陌生人。之后的几天里，每当我忘记这件事去问他时间时，他总会这样回答我：“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小事，我已经把它们全权交给我在祖鲁兰[2]的一个伙计处理了。”一周结束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花掉了700美元旅行基金中的一半了，所以我们觉得是时候跑路了。

***

荷兰人和英国人很像，都有些马虎(我客观地讲，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他们的马虎体现在他们停车的时候，体现在他们安放垃圾桶的位置上，体现在他们总是喜欢把自行车停到最近的树干、墙边和扶栏旁。德国人和瑞士人所特有的那种认真和严谨，他们是不会有的。在德国和瑞士的居民区街道上，汽车整整齐齐地停着，就像是一个人用尺子和水平仪画出来似的。而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就是把车子往运河边上随便那么一停，总感觉这些汽车马上就要掉到河里去了。

荷兰人和英国人一样话多。这一点常常让我感到很疑惑。在《泰晤士报》工作时，我有一个荷兰的同事。有一次，我问他凡高的名字应该读“凡·高”还是“凡·高克”，他略带严厉地对我说道：“不，你错了，他的名字应该是文森特·凡·——”[3]然后他会发出一连串绝望的干咳声，好像有一只飞蛾卡进了他的喉咙。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会问他各种各样的东西用荷兰语怎么说，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荷包蛋和舔阴，他就会在回答后，发出一系列聒噪的干咳。有时，经过的人会拍拍他的背部，或给他一杯水。这一招我在其他荷兰人身上也用过，如果你在派对上没什么事做，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说不定会很好玩。不过有趣的是，荷兰人和荷兰人聊天，可从来都不会发出干咳声。事实上，他们那时说的话很像是英语的一种方言。

我和卡茨经常注意到奇怪的一点，我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总有人从漆黑的巷子里跳出来，对我们说：“你好，哥们儿，能帮我在‘那里’抹点润滑液吗？”或是之类的一些话，但他其实只是想要借个火点烟。这真的非常奇怪!我在王子运河边的一家小旅馆也遇上了这样的事情。我向一个长得非常友好的旅馆老板询问有没有多的单人间。“噢，我觉得应该没有了。”他回答道，“不过我还是和我老婆确认一下吧。”话音刚落，他把头穿过房门的珠帘吼道，“玛塔，你紧身裤里面怎么了？你下面湿透了吧？”

里面的人怒吼回来：“没有，只不过我在喷潮的时候有些兴奋而已。”

“你身上是不是有好几种气味啊？”

“是啊，有豆子和痰的味道。”

“你的几个小洞洞怎样了，是不是还在流着蜜汁？”

“是啊。”

“需要我在晚上帮你吸吸吗？”

“你真贴心。”

他转过头来，面带悲伤地和我说道：“我原来以为有人会退订房间的，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这么做，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