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
比利时
我坐着火车，在比利时漫无目的、开开心心地闲逛了几天。在这么多国家里，比利时是个很迷的地方。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其实是两个：北部地区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斯[1]和南部地区说法语的瓦隆。南部地区坐拥最优美的景色、最可爱的村庄、最美味的佳肴，还有高卢人惯有的享受生活的天生本领。而北部地区则有最繁华的城市、最杰出的博物馆和教堂，还有港口、海滨度假胜地、稠密的人口和大部分的财富。
佛兰芒人受不了瓦隆人，瓦隆人也受不了佛兰芒人，但是你只要和他们简单交谈几句便会明白，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原因在于他们更加讨厌法国人和荷兰人。有一次，我和一个说荷兰语的比利时当地人在安特卫普玩了一天。在每条街的拐角，他都会眨眨眼睛，让我去看某对表情天真无辜的男女，然后非常厌恶地对我说：“荷兰人!”而且他非常惊讶我竟然无法将荷兰人和佛兰芒人区分开来。
当被问到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荷兰人时，佛兰芒人就会有些含糊其词。我听过最多的抱怨是荷兰人常常成为饭点的“不速之客”，而且永远都不会带礼物来。“哦，原来和我们亲爱的苏格兰人一样啊!”我在旁边这么说道。
在安特卫普，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在那儿停留了一个下午，游览了当地的大教堂，又逛了很多家酒吧，一直逛到了晚上。不得不说，若论酒吧的数量和服务质量，安特卫普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冠军。这些酒吧小巧精致、烟雾缭绕，舒服得就像是尼格尔·劳森[2]的马褂一样。屋子里的墙饰都是暗色调，被昏黄的灯光所笼罩，里面总是挤满了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的人，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这是一座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人聊上几句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人十分开放，而且他们的英语水平几近完美。我曾经和两个年轻的马路清洁工聊了一小时，他们那会儿正准备下班回家，在路上停下来买杯饮料喝。除了北欧，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一个异乡人用母语和马路清洁工交谈呢？
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某种震撼，他们是多么了解我们，而我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你可以读到几个月来的英国报纸，也可以读到迄今为止所有的美国报纸，却看不到一篇关于比利时的报道，但那里不断发生着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尼韦尔[3]”匪帮，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比利时肆虐(都到了能横行比利时的程度了)，他们会时不时地冲进超市或是人流量巨大的餐馆，拿起机枪一顿扫射。只要谁刚好在那里，他们就杀谁，就算是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待到他们的脚下躺满尸体，他们却只从收银机上抢去一小笔钱，然后消失在夜色中。不过这个匪帮很奇怪：他们从来没显示过他们的动机，也从不劫持人质，偷走的钱也不会超过几百英镑，他们甚至连个绰号都没有。“尼韦尔”这个名字是拜报道他们罪行的媒体所赐，因为他们借以逃跑的工具通常是从尼韦尔郊区偷来的德国大众牌gti轿车。尼韦尔活动了大约六个月，然后戛然而止，从此销声匿迹。持枪者没被抓到，武器也没被找到，警察们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如果这都不算怪事，那还有什么算怪事呢？但你在报纸上从来都没读到过关于这件事的报道，我认为这又是另外一件怪事。
我在布鲁日逛了一天，它离布鲁塞尔只有30英里，而且非常漂亮，充溢着无穷无尽的美妙，让人很难相信这两个城市在同一个国度里。这里的一切都棒极了——卵石小道、平静无波的碧绿运河、中世纪风格的尖顶房屋、集市广场、弥漫着沉沉睡意的公园，还有我没列举到的所有的一切。没有哪座城市比布鲁日更受衰败的青睐。在曾经的200年里，布鲁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坚持要这样称呼它，因为当地人通常把它写作“布鲁吉”(e)，读作“布乳谷”(brooguh)——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但是，随着茨文河泥沙的堆积和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幻，它渐渐地被遗忘。之后的500年里，欧洲的其他城市不断壮大、日新月异，但布鲁日却无人问津。当华兹华斯[4]于19世纪造访布鲁日时，街上杂草丛生。有人告诉我，安特卫普那会儿可比布鲁日更漂亮，甚至在世纪之交[5]时仍是如此。然后开发商们来了，他们拆掉了能拆的所有东西，几乎把整个城市搞得面目全非。布鲁日反而因为默默无闻而免遭他们的毒手。
这个地方很罕有，我在那儿走了一整天，嘴巴就没合上过。我参观了格罗宁格博物馆，拜访了贝居安女修会——庭院里的水仙花摇曳生姿。但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街上溜达，贪婪地想把这个城市的美妙尽收眼底。我甚至觉得，这个城市的大小也是完美的——大得刚好有个城市的样子，有书店和可爱的餐馆；小得刚好能让人觉得亲切友好。你差不多可以用一天时间走完运河围绕着的每一条街道。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会挑起我想要在此度过余生的念头。没有哪一家路过的酒吧我不想进去看看，没有哪一片风景我不想独享。很难让人相信下面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人们每天晚上回到这些房子里，每天在这些店铺里买东西，每天在这样的街道上遛狗，就这样度过一天天的时光，并认为生活就该如此。这里的人第一眼看到布鲁塞尔时，一定会被深深地震惊到。
我在圣雅各布大街上的一家酒吧里遇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核保员，他悲伤地告诉我布鲁日一年有八个月是不适合居住的，因为到处都是游客。他还和我说了一些他觉得极其严重的骚扰行为，比如有些游客会眯着眼看他门外邮筒里的信件，还有些游客为了抓拍一些快照把他院子里的天竺葵乱踩一通。我没有听进他的话，部分原因在于他是整个酒吧里，或者说整个佛兰德斯最无聊的蠢货，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听到这些，我想要守护我对这个城市的幻想。
因此，在所有旅游巴士到来之前，我就早早出发了。我要去迪南，一个坐落于穆斯河畔的小城，那一天它正安卧在连绵的阴雨之下。这座小城非常吸引我，如果我不是刚从布鲁日来，如果我没碰上这恼人的天气，我应该会为它兴奋很久。我站在横跨大河的桥上，看着子弹大小的雨滴敲打在水波上，泛起阵阵涟漪。我打算花几天时间，徒步穿过阿登高原南部，看看我是否还能认出第一次欧洲旅行时经过的村庄和走过的路。但我实在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天气，我里里外外全部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仿佛得了疟疾却没有吃药一样。我在迪南只待了一小时，就坐上那慕尔方向的火车，朝斯巴奔去。比利时有个好处，就是它的面积很小，只消一两个小时，你就能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不过你过会儿便会发现：整个国家不过是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罢了。
我去斯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就是觉得它听起来是个好地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它被绿色的山峦所围绕，有一个树木葱郁的“七点公园”、一家与城市规模格格不入的赌场和一个叫绿地的小岛——那里坐落着两座大饭店。整个小岛可以称得上是青翠欲滴，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雨已经停了，整个城市因此变得清新明净，让人想起刚从滚筒式烘干机里取出的暖暖的被单，空气里也始终弥漫着一股治愈的味道。我甚至有些期待看到缺胳膊少腿的战士穿着棕色的病号服，被护士用轮椅推着在公园里转悠。
斯巴是水浴(spa)的发源地，曾经有200年，这里一直是欧洲皇室频繁光顾的地方。甚至在一战那会儿，这个地方还是皇亲国戚和贵族乡绅休养生息的好地方，威廉二世[6]正是在这里逊位。这里是一个分水岭，不仅标志着这位帝王的陨落，也标志着斯巴的衰败。今天这个地方，看起来已经不再是专门为任何人准备的了，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来到公园里的旅游信息咨询处，礼貌地看了看告示橱窗，然后向柜台后面的那位接待员询问那些国王与王后现在身在何方。
“呃，他们已经不再来这儿了，”他回答道，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打从彼得大帝[7]那会儿就不大有人来了。”
“为什么呢？”
他耸耸肩：“世道在变吧。如今他们要的是阳光和大海，现在这里也会偶尔服务一些男爵什么的，但主要客户是德国人。这里的水浴疗法品种丰富，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他大手一挥，让我注意到一系列广告折页后就去招呼下一个游客了。
这些广告折页宣传的都是一些名字一目了然的机构，比如亨利·金教授水疗研究所、温水疗养所附属放射及胃肠科。在这两家之间，还有一系列的疗养服务中心，天然炭气浴——埋在热气腾腾、黏黏糊糊的泥膏里，会把你并联到一座独立式二级发电站活活地电一遍，至少照片上看是这样的。他们保证这些疗法能做到一些你并不是特别渴望做到的事情，比如扩张真皮层血管、放松温度调节中枢和缓解关节痉挛，我暂且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我毫不犹豫地断定，只要还没挂掉，我的温度调节中枢应该是处在非常放松的状态。尽管我偶尔会有关节痉挛的毛病，会让我猛摔一跤，把手上端的通心面糊满整张脸，但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带着这个病活下去的。因为我看了水浴机构里肌肉发达、衣领洁白的护士们服务顾客的照片，只要她们在某人膝关节处侦测到刺痛或是怀疑他真皮层有所萎缩，就会进行治疗。这些照片上都有这样一番景象：有一位面带愁容的女兵员，身上用各种方法涂满了油膏，在淋浴房边上被一个高压水龙头冲得无处可逃，只能歪着身子躺在直冒水泡的大铜缸里，不然就会被送去军事法庭处置。要说在别的地方，难免会让人想到“战争犯罪”这四个字。我看了一眼注册的医生名单，想看看约瑟夫·门格勒[8]是不是在里面，结果我唯一记得住名字的只有一个叫皮兹的医生。我还是控制住了给他打电话询问“嘿，你不会是换了个名字吧”的冲动，去了一家小旅馆，是咨询处那个人给我推荐的。
我洗了澡，吃了饭，开心地在城里逛了一圈，然后带着马丁·吉尔伯特的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皇家大街上一家热闹的小酒吧。我可以告诉你，这书不适合在酒吧看，你没读几页，就会发现自己在目光呆滞地四处打量，想找个人聊聊。
但在瓦隆行政区，几乎没有人说英语。我的法语还不够好，还没到能够偷听别人讲话的境界，我开始后悔没好好学法语。我在学校学过三年法语，但和没学也没什么区别。问题就在于教材基本上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它们是由那些都没怎么接触过法国的人编写的——我学的那几本好像是北达科他州温德梭克市大马路68号州立师范学院的马尔维斯·弗里斯比教授主编的——也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表明他们和现实世界有所关联。他们不告诉你任何在法国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如何租一个坐浴器，如何和管厕所门户收费的老大妈打交道，如何把插队者的膝盖打烂。他们总是纠缠于一些课堂活动，如把外衣挂到衣帽间；帮老师把黑板擦干净；开窗户，再关窗户；安排一天的课程。即使是在七年级，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在今后的日子里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在法国旅行，你有多久才会需要擦一次黑板呢？你有多久才会对人说“现在是冬天，马上就到春天了吧？”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常识。
我从来都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课本编得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他们完全可以给我们设置几个章节，关于“杰拉德和伊莎贝拉在互相抚摸身体”或“克劳德有了第一次遗精的春梦”，如果真有，可就太爽了!至少它们可以被改编成连环画。
我醒来时发现雨水冲刷着窗户，马路几乎被水淹没，楼下传来汽车经过时发出的“呼呼”声。我出门去兑换了旅行支票，在绿地广场(placeverte)进行“橱窗购物”，沿街店铺的遮阳篷正好能让我避雨，雨水打到篷子上，滴滴答答，听起来十分安宁。每家店里都有最美味的食物——“片片干酪坊”的奶酪大得跟汽车轮胎一样；“华吉鼐肉铺”窗前挂着一串串红肠，大块大块的阿登熏腿堆积成了一座粉红色的小山丘；“甜品小屋”的橱窗里是瓜果状杏仁蛋白糊装点成的美味佳肴。欧洲人是多么善于利用橱窗吸睛啊!即使是药店的橱窗也是非常整齐干净，物品放置得井然有序，以至于你会又饥又渴地望着卷筒石膏和成人尿不湿。
我到最后一家店的时候，回头望了望绿地广场，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可以做点什么。最后我决定去杜拜，希望那里的天气能好些。不过这不大可能，因为杜拜离这里只有15英里远。然而谁又能想到，因为比利时铁路的千奇百怪，到杜拜竟然花费了我半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要换乘三趟列车(虽然是短途)。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算已经抵达杜拜，因为杜拜没有站台。我能够到达的离杜拜最近的地方是巴福，在地图上看，它位于杜拜左侧半毫米处，实际距离却是四公里。两地中间隔着一座陡峭的小山，我在站台都能听到远处的卡车费劲爬山时发动机发出的噪声，但至少雨停了。
我打算打一辆出租车，但是站台那里一辆也没有，我只能走到镇子上——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去找一个公交车站或出租车公司。我走进镇中心大街上的一家旅馆，从一位郁闷的老板那里得知，巴福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我用在学校里学到的法语问她，如果一个人没有汽车，那他能靠什么到巴福呢？我本来以为这位女士会把一只死海狸甩在柜台上的，但她居然回答我：“靠你的脚，先生。”接着就面无表情地向我做了高卢人才会做的耸肩动作，她先将脑袋垂至腰处，然后双肩用力地将两只耳朵夹升到头顶，全世界大概只有高卢人会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大概是想给我传达如下意思：生活就是一坨屎，我十分认同这一点。但是我尽管知道这个事实，却还是不会对你抱以同情，因为先生，这可是你的一坨屎。
感谢她在我的生活里扮演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角色。我走到小镇的边缘，在那里看到了一抹比起像山更像是墙的风景。原来那里有条马路，旁边建满了一排排惹人烦的房子，就是那种专门建造在繁华地段的房子，看上去像是要被路面上负荷沉重的卡车慢慢震成碎片的样子。每个院子都被铁链锁着的篱笆围了起来，每道篱笆背后都有一条叫作“铁头”的猛犬。每次我一走近，它就会很警觉，一跃而起，沿着园中的小路扑过来，还会反复地冲向前门，一顿乱叫，龇牙咧嘴，就差用最狠毒的招数从我的肋骨那里撕咬一块五花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