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第90章

那个深秋寒夜收到的黑色信封，仅仅是一把开启隐秘之门的钥匙，信封内没有具体的指令或名单，只有几篇打印着观点极其尖锐的哲学随笔特殊纸张。

文章内容是探讨人类文明无法逆转的宿命，技术发展对人性的异化陷阱，以及“超脱当前维度束缚，实现存在形式跃迁”的终极必要性。

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近乎宗教殉道者般对终极真理的狂热追求与冰冷绝望交织的气息。

随信附有一个一次性加密通信信道地址，其协议层级甚至超出了我当时的知识范畴。

我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将那些晦涩的文字反复研读，试图剥离其华丽辞藻，窥探其核心意图。

我甚至冒险将其中一些剥离了敏感来源的科学假设，以学术探讨的名义与凯文教授进行讨论，他只是皱紧眉头，评价其“思想危险但逻辑自洽，像是某个极端技术虚无主义学派的分支”。

同时，我也在与萨黎女士共进晚餐时，看似不经意地提起这些“激进但有趣的哲学思辨”，将其伪装成我青春期特有的痴迷。

她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欣赏，认为这是我“智力活跃、思维深邃”的表现，但那双锐利的灰色眼眸深处，却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警惕与审视。

她似乎敏锐地嗅到了某种脱离她精心编织的情感罗网的气息。

经过数月的暗中观察，信息交叉验证和几次通过那个加密信道进行的试探与反试探的虚拟对话后，我逐渐勾勒出这个自称为“天使之翼”组织的模糊轮廓。

它并非一个结构严密，拥有森严等级的传统秘密社团，更像是一个由分散在全球，各领域的顶尖异见者，包括对现行科研伦理彻底失望的量子物理学家，信奉历史终结论的悲观哲学家，对官僚体系极度不满的前情报分析员，掌握巨额财富却对人类社会未来深感绝望的隐富豪，以及少数抱有某种“救赎”或“净化”情结的末世论者，通过高度加密的分布式网络连接而成的松散联盟。

他们共享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念：当前的人类文明已病入膏肓，在贪婪、短视、虚伪和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中走向集体性的慢性自杀，任何局部渐进式的改革都是徒劳的，唯一的“救赎”，或许是通过某种终极的系统性干预手段，彻底打破这个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实现文明的“硬重启”或“维度跃迁”。

他们用“升华”、“超脱”、“集体意识跃迁”等充满希望的中性词汇来包装这个终极目标。

但我内心深处那个自童年起就埋下的、名为“毁灭”的黑暗火种，却清晰地辨认出这华丽的哲学外衣之下，包裹的正是与我灵魂共鸣的，对一切进行彻底终结的渴望。

只是他们的“毁灭”，被赋予了更“理性”的必然性论证，显得不再是个体的愤怒宣泄，而是一种基于冷酷逻辑的必要解决方案。

他们对我进行了极其严格和全面的评估，过程远超常规的背景调查。

评估不仅深入考察我的智力水平，专业知识深度和逻辑严谨性，更重点审视我的心理动机，情绪稳定性，对痛苦的耐受阈值，尤其是我对现有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乃至生命价值本身所抱有的最真实的态度。

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着我的价值：我对物理法则近乎本能的深刻理解，对人性弱点一针见血的敏锐洞察，在萨黎女士影响下悄然积累的政治人脉雏形，以及那种深藏于顺从外表下，对一切固有规则和权威的根深蒂固的蔑视，和那种连我自己有时都感到恐惧的潜在破坏欲。

我没有刻意掩饰我对奥本海默的矛盾崇拜，而是将其升华为一套关于“终极权力与终极责任”的哲学论述，强调在认知到毁灭性力量后所应承担的道德重负与悲悯情怀。

这套论述，恰好与“天使之翼”部分成员那种“以毁灭行拯救”的悲壮心态产生了微妙共鸣。

最终，在经过数次虚拟会面和多轮由顶尖心理学家设计心理测试后，我被这个隐秘的网络所正式接纳。

他们认为我具备“超越年龄的战略视野”、“近乎冷酷的决策能力”以及“对组织核心理念的深刻潜在认同”，授予我一个内部代号“黑翼”。

这个代号与我童年那个充满恶意的绰号“黑翼天使”惊人地重合，仿佛一个宿命般的轮回，让我在感到一丝荒诞讽刺的同时，也隐约意识到，我或许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容纳我最黑暗一面的扭曲的归宿。

作为“黑翼”，我的职责并非执行具体的行动任务，而是进入一个更核心的圈子，参与高层战略方向的制定，利用我的知识体系和社会位置，为“升华”计划寻找坚实的理论支点、隐秘的资源支持渠道以及在现实世界权力结构中可行的切入点。

研究生毕业之际，在“天使之翼”提供的秘密资金，精准的情报，以及那种在核心理念上达成的危险共鸣的支持下，一个大胆而野心勃勃的计划被提上日程：让我这个拥有显赫养母政治背景，顶着学术新星光环，且具备独特个人魅力的年轻人，正式踏入波诡云谲的政坛。

目标直指我所在州的一个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州议员席位。

这并非为了实现传统的政治抱负或推行某项具体政策，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的平台，一个能够以正当理由接触更高层级机密，影响特定领域资源分配，并秘密网络那些对现行体系感到失望或恐惧的关键人物的完美身份掩护。

我的整个竞选策略，经过“天使之翼”智囊团的精心设计，完全背离了所有常规的政治营销法则。

我拒绝了热闹喧嚣的街头集会，摒弃了煽动情绪的口号标语，甚至没有精心设计那些充满亲和力的标准宣传照，我的核心竞选活动，被设定为一系列在大学礼堂、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举行的专题演讲，例如：“基于信息熵增理论的社会治理效率边际递减效应分析”、“多维时空模型下的区域资源可持续性评估与政策启示”、“技术奇点临近前的伦理困境与适应性制度框架预设”。

这些演讲的讲稿，由组织内顶尖的学者和写手合力打磨，内容充斥着大量的统计数据、复杂的曲线图、抽象的数学模型和艰深的哲学引述，风格极其平铺直叙，逻辑链条冗长严谨到了刻板的地步，语调被要求保持一种近乎机械的平稳，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的情感波动，仿佛一位老学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一份极其枯燥的技术报告。

起初效果可想而知。

普通的选民听得昏昏欲睡，连连打哈欠；主流媒体记者也感到枯燥乏味，报道寥寥无几；我的政治对手们更是毫不留情地嘲讽我的竞选是“一场高级别的集体催眠术表演”，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絮叨的范·霍恩老教授”，讽刺我年纪轻轻却演讲起来像个七八十岁沉溺于故纸堆的迂腐学究，与时代脱节。

然而这种看似彻底失败的策略，却像一张精心编织的滤网，精准地筛选并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听众”。

那些对充斥谎言和表演的传统政治感到极度厌倦，渴望听到“理性”“客观”声音的技术官僚和智库成员，那些对社会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和潜在危机感到焦虑，私下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的体制内边缘人物；尤其是一些年事已高，手握重权却深受各种慢性疾病折磨，对死亡充满本能恐惧的政界元老和商业巨擘，开始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了我这个“异类”。

他们派来心腹助手，详细记录我演讲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推论，分析那些冰冷言辞背后可能隐藏的“不容置疑”的“深意”和“终极逻辑”。

针对这些掌握着真正权力，内心充满特定焦虑的关键人物，我开启了另一条极其隐秘的接触渠道。

通过萨黎女士的引荐和“天使之翼”通过复杂关系网安排的私密会面，我得以在一些守卫森严的私人俱乐部，奢华而隐蔽的疗养院甚至戒备等级极高的家庭书房里，与这些重量级人物进行一对一的深度会谈。

在这些场合，我稍稍卸下了公开演讲中那副过于学术化的僵硬面具，但依旧保持着超然的冷静和令人信服的严谨。

谈话会从看似寻常的时事或健康话题开始，然后我会巧妙地地将话题引向“人类意识的本质”、“存在的终极意义”以及“科技能否克服生命的有限性”等深层哲学命题。

面对那些被病痛和死亡阴影笼罩的老人，我会用那种带着敬意却充满不容置疑力量的语气，抛出那套经过“天使之翼”理论家精心完善和包装的“地球升维”的终极构想。

“尊敬的先生/女士，”我会这样说，“我们目前理论物理学的一些最前沿假说强烈暗示，意识可能并非大脑的简单副产品，而是一种在多维时空中持续投射的信息共振模式。死亡或许并非彻底的消亡，而是一次存在‘环境参数误差’的‘投射重置’。意识会因其生前所处的‘环境质量’，即这个充满冲突、不公和熵增的世界，而陷入痛苦的无尽轮回。”

我会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捕捉那些在权力顶峰却无法抵御时间侵蚀的老者眼中对永生的渴望或对轮回的深切恐惧，然后继续用平静而富有说服力的声音阐述：“我们的世界，从物理定律到社会结构，都呈现出一种难以逆转的衰败趋势，这是一个低质量，充满‘噪音’的‘投射环境’。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方式，‘促使其整体向一个更高、更和谐的维度跃迁’，当然，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的优化，那么所有与之关联的意识，将在下一次投射中集体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存在层面’。我们想要为所有被困于痛苦轮回中的意识，开启一扇通往永恒安宁与更高形态存在的大门，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远见。”

我这套将彻底的毁灭精心包装成终极救赎，将个体的死亡美化为集体跃迁的理论，结合了前沿科学中尚未证实的猜想、哲学上的终极关怀，以及针对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的精准心理暗示，对那些在世俗权力中登峰造极却无法摆脱生命有限性这一残酷事实的老人，产生了一种近乎催眠般的吸引力。

我提供的不是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药，而是一种能让他们从对个体消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哲学安慰”和“集体解决方案”，一种赋予他们的死亡以“崇高意义”的叙事。

我从不要求他们立刻承诺或行动，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和“未来的选择”，但这种看似超然的讨论，却像一颗精心设计的种子，悄无声息地植入了他们内心最肥沃的恐惧土壤中，静待发芽。

与此同时，我的公开形象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微妙变化。

虽然演讲风格依旧枯燥如故，但我那副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混合着精致忧郁和神秘疏离感的面容，以及那种“不迎合民意”“只忠于数据和逻辑”的孤高姿态，反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反差和可信度。

一部分年轻选民觉得我“真实”“不造作”“像一股清流”，一部分精英阶层则认为我“有深度”“是混乱喧嚣政坛中罕见的理性之声”。

那个“絮叨的老教授”的外号，渐渐变成了带有几分亲昵和敬意的“我们的年轻智者”或“数据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