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第89章
那个带着掠夺性温度的吻，不仅灼伤了我的嘴唇，更在我精神世界的版图上，烙下了一个散发着耻辱与愤怒的焦黑印记。
萨黎女士在那夜之后，对我展现出的是一种混合了更深沉占有欲与近乎病态关怀的复杂态度，仿佛在享用一件稀世珍宝的同时，又时刻担忧其光泽会因自己的触碰而黯淡。
她并未在□□上强迫更多，但那种注视，那些在书房柔软地毯上“不经意”的肢体接触，那些在为我整理衣领时过分流连的指尖，都让我如同被置于文火之上慢烤，时刻处于一种高度警觉的紧绷状态。
我开始厌恶历史与政治的厌恶，那些曾经让我觉得有趣的，关于权力博弈与人性的精妙剖析，那些隐藏在华丽辞藻下的宫廷阴谋与外交诡计，如今看来不过是包裹在丝绸手套下的铁拳，是赤裸裸的掠夺与虚伪粉饰的精致变体，与萨黎女士书房中弥漫的那种表面理性，内里的欲望如出一辙。
我感到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恶心，仿佛亲手触摸到了人类文明华美袍子下爬满的虱子与化脓的伤口。
我迫切需要一种更纯粹且不受人类肮脏情感与欲望污染的东西，来锚定我几乎要再次失控的精神世界。
于是，我快速将目光投向了物理学，那个研究宇宙最基本法则，物质最深层次结构，能量最原始形式的领域，在那里没有诡辩，没有背叛，没有令人作呕的占有欲，只有不容置疑的数学公式，精确到小数点后无数位的实验数据，以及那些绝对而公正的物理定律。
这种绝对的、非人性的、超越一切世俗纷争与人性弱点的秩序感，对我而言，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避难所，一种对抗身边扭曲且冰冷现实的慰藉。
在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中，在爱因斯坦的场方程里，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逃离萨黎女士那令人窒息的情感勒索和权力操控的思想空间。
在一次晚餐时看似随意的交谈中，当萨黎女士再次试图将话题引向某位历史人物的权术手腕时，我以一种混合着少年狂热与哲学沉思的口吻，将话题引向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那位原子弹之父。
我用那双被训练得“纯净无辜”的眼睛望着她，语气中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憧憬与执着：“萨黎阿姨，您知道吗？我现在最崇拜的人，是奥本海默。他带领人类，真正触摸到了神才能掌控的力量——原子核裂变那毁灭与创造并存的力量。他创造了能够瞬间将岛屿化为灰烬的武器，这是一种何等近乎神圣的权力啊！”
我注意到萨黎女士切割牛排的银质餐刀微微停顿，但她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的不是惊骇，而是一种极感兴趣的光芒。
我继续说道，眼神中刻意流露出一丝混合着敬畏与虚幻慈悲的复杂神色：“但更让我着迷的，是他在成功之后所表现出的那种近乎先知般的愧疚与仁慈。他为自己释放的足以毁灭世界的巨兽而深深忏悔，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忧心忡忡。这种执掌至高毁灭权柄的同时，却怀有最深切的人道关怀的矛盾性，是一种多么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我甚至用一种包裹在最认真语气下的方式，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也要研究出能真正毁灭星球的武器。到时候，我也会像奥本海默那样，怀着最深的仁慈与悲悯，为人类虔诚地祈祷的。”
我本以为这番惊世骇俗，带着明显危险倾向的言论会引来训斥、担忧或至少是一阵错愕的沉默，然而萨黎女士的反应再次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料。
她非但没有觉得可笑或可怕，反而缓缓放下手中的刀叉，用餐巾优雅地擦了擦嘴角，用一种带着灼热欣赏的目光凝视着我。
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近乎宠溺的笑容，眼中闪烁着发现稀世珍宝般的光芒。
“我的小糖果天使，”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是在吟诵一首危险的抒情诗，“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最极致的惊喜，这种纯粹而不掺杂任何世俗利益的求知欲，这种将终极毁灭与至高仁慈融为一体，近乎神性的矛盾性。这正是一种超越凡俗的，真正天才才具备的特质。”
在她眼中，我这种看似危险，混合着天真与偏执的宣言，非但不是需要纠正的畸形心理，反而成了一种证明我“与众不同”的迷人品质，她似乎更加确信，我是一块蕴含着巨大能量与无限可能的璞玉。
这种扭曲的欣赏，让我在心底冷笑的同时，也感到一丝彻骨的寒意：她对我“独特性”的迷恋，已经深入到了何种盲目和危险的地步。
她爱的或许并非我本身，而是她在我身上投射的，那个混合了笛克影子与她自身权力欲望的危险而美丽的幻象。
在她的鼎力支持下，我在学业上突飞猛进，我那种对事物本质的敏锐直觉和近乎偏执的专注力，在物理这个需要高度抽象思维和严密逻辑的领域，竟然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
不久后我顺利进入了国内最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主修哲学和物理学。
在大学里，我刻意保持着疏离，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布满灰尘的书架深处或深夜依然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将自己沉浸在公式、数据和哲学思辨的冰冷世界中，以此构筑一道抵御外部情感侵扰与权力渗透的精神壁垒。
我的学术表现，尤其是对理论物理一些最艰深领域所展现出的独特见解和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非常规，甚至堪称激进的思路，很快引起了一位教授的注意。
凯文·奥尔森教授，一位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盛誉，同时也在科学哲学领域著述颇丰，以思想深刻且特立独行而闻名的学者。
他年近五十，身材瘦高如鹤，灰白的头发总是有些凌乱，仿佛刚与某个复杂的方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但一双蓝色的眼睛却锐利如鹰隼，闪烁着永不疲倦的求知光芒和洞穿虚妄的智慧。
他以其思维的极度严谨，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以及某种程度上近乎孤僻的离群索居而闻名于校园，他亲自邀请我加入他的一个关于“量子纠缠与时空几何关联”的前沿小型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只招收极少数他亲自挑选的有“非凡潜力”的学生。
起初我们的交流严格限于学术，在堆满草稿纸和厚厚专著的书房里，围绕白板上写满的复杂公式进行激烈的争论，但很快，凯文教授发现我不仅对物理公式敏感，对支撑这些公式背后的哲学基础同样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和尖锐甚至带有几分偏执的质疑。
一次课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一个关于“量子测量难题”所引发的关于意识与实在关系的哲学问题时，我无意中流露出对将科学成果应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强烈厌恶，甚至用了一个相当激烈的比喻：“将e=mc这样揭示宇宙奥秘的简洁公式，最终转化为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是人类理性最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是其最卑鄙的堕落。政治，就像一种贪婪的低维寄生虫，总是试图扭曲和污染一切它触及的高维真理，将其变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我本以为这番愤世嫉俗的言论会冒犯到他，毕竟许多科学家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持中立或实用主义态度。
但凯文教授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暮色中熙熙攘攘的校园，背影在夕阳下拉得长长的，显得异常寥落而沉重。
良久他转过身，眼中不再是平日的锐利与学术上的咄咄逼人，而是带着一种仿佛积累了数十年的疲惫、失望与强烈的共鸣。
“你说到了问题的核心，杰克。”
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沙哑：“我们这些探寻宇宙最深邃旋律的人，穷尽一生想要理解自然的和谐，但最终，我们发现的这些旋律，往往被用来为人类最野蛮，最愚蠢的伴奏。我年轻时也曾天真地相信，科学的纯粹性可以超越政治的泥沼，但现实……”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但那眼神中的理解、认同与一种近乎同病相怜的感慨，却像一道强烈的闪电，瞬间击穿了我长期以来自我封闭的外壳，直抵我内心最柔软也最脆弱的部分。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质的飞跃，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学术讨论之外，进行触及灵魂深处的长谈。
在校园里最僻静的长椅上，在堆满书籍、弥漫着旧书和咖啡香气的办公室深夜灯光下，我们讨论科学伦理的边界，讨论技术滥用的可怕后果，讨论那些被政治和资本绑架的、指向明确毁灭性目的的科研项目，讨论历史上那些因为坚持真理而被迫害和被遗忘的科学先驱。
凯文教授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了他年轻时因坚决拒绝参与某个高度机密，具有争议性的国防项目而遭受的学术圈排挤、经费削减乃至人身威胁，以及他对当前某些大国间以“科技竞争”为名，实则进行新一轮更危险军事竞赛的深深忧虑与无力感。
我则小心翼翼地，以经过哲学思辨包装的方式，表达了我对身边那种以“爱”、“保护”和“培养”为名、实则充满控制欲与扭曲占有欲的权力关系的反思与刻骨铭心的厌恶。
我们在对主流政治话语的深刻怀疑，对纯粹知识价值的坚定期许，以及对人类滥用技术力量的悲观预期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他欣赏我年轻锐利的思维，不受传统束缚的视角和那种隐藏在顺从外表下的不屈的批判精神，我则敬佩他坚守学术良知的风骨，深邃的洞察力以及在巨大压力下依然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
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一种超越了普通师生关系的、基于共同理念与精神共鸣的深厚友谊。
凯文教授成了我灰暗世界中罕见的一束理性而温暖的光，一个我可以部分卸下伪装，进行真正思想交流的导师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我甚至一度天真地以为，或许沿着这条纯粹的学术道路走下去，真的可以找到一种超越世俗污浊，值得坚守的生存方式。
然而，命运似乎从不允许我拥有长久的宁静，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刚刚结束与凯文教授关于“科技时代个体责任”的激烈而投机的讨论，独自一人裹紧风衣，走在回校外公寓的林荫小路上。
四周寂静无声，只有脚踩在落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响。
就在我即将走到公寓楼下时，一个深色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路旁一株巨大橡树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拦在了我的面前。
那是一个穿着普通灰色风衣，看起来像一位温和的学者或低调公务员的中年男人，相貌毫无特点，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平静而深邃，如同两口古井，仿佛能映照出人心底最隐秘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