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第67章
我于联邦司法部那份高压且时常与人性最阴暗面打交道的工作中，寻求短暂精神喘息的少数方式之一是观看一些主题深科的北欧或东欧独立电影。
我并非为了娱乐，而是试图从那些充满象征主义和精神探索的影像叙事中，捕捉到一丝超越现实，关于存在与命运的灵感火花。
其中一部名为《灰烬中的星芒》的立陶宛电影，以其冷峻的视觉风格、对战争创伤与个体救赎的哲学探讨，深深地吸引了我。
影片中饰演女主角，一位在二战废墟中挣扎求生，用脆弱身躯守护着最后人性微光的年轻战士，其角色的演员阿斯塔·约纳蒂斯，表演内敛而富有力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那双混合着无尽悲伤与不屈坚毅的灰蓝色眼眸，以及她在绝境中依然试图保持尊严与良知的姿态，在某一个瞬间，意外地穿透了我惯常的理性壁垒，在我冰封的精神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
我对她所诠释的那个承载着巨大苦难却未被压垮的灵魂碎片，产生了一种基于高度审美认同的欣赏。
一次在司法部咖啡间，因连续处理完一桩棘手腐败案后略显松懈的时刻，我无意中对一位还算能交流艺术话题的同僚，提及了对这部电影以及阿斯塔表演的赞许，语气依旧平淡，如同评价一份案情摘要。
我并未放在心上，却低估了官僚体系中那种无孔不入，试图通过投其所好来攀附关系的陋习。
几周后，我参加了一位助理部长举办的“非正式文化交流晚宴”，照例独自端着一杯未动的气泡水，隐身于落地窗边的阴影里，冷眼旁观着这场权力与虚荣的化妆舞会。
突然，那位助理部长满脸堆笑地领着一个人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纽恩，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大大的惊喜！你不是非常欣赏阿斯塔·约纳蒂斯女士的才华吗？正巧，约纳蒂斯女士近期在华盛顿参加艺术论坛，我特意邀请她来与我们共进晚餐！”
那一刻，我感觉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站在我面前的，正是阿斯塔·约纳蒂斯本人，她褪去了电影中那种灰头土脸的妆造，穿着一袭简约而优雅的深蓝色长裙，妆容精致，脸上挂着符合社交礼仪的微笑。
然而近距离观察下，我能清晰地看到她眼神中难以完全掩饰的一丝疲惫，以及那种长期周旋于名利场而程式化的谨慎与疏离感。
她与《灰烬中的星芒》中那个灵魂仿佛在燃烧的角色，除了五官之外几乎判若两人。
我内心的第一反应是被侵犯私人领域的不适与恼怒。
我的审美偏好，竟成了他人用以攀附交易的筹码。
但长期的社交伪装训练让我瞬间压制了情绪，脸上维持着惯常淡漠的礼貌。
我微微颔首，用平稳到近乎冰冷的语调道：“很荣幸见到您，约纳蒂斯女士。您在《灰烬中的星芒》中的表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晚宴中，我被安排坐在阿斯塔旁边，起初，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浮于表面的客套，但或许是为了打破僵局，或许是她也确实对那部代表作的创作过程有所感触，话题逐渐转向了电影本身。
我开始谨慎地询问她关于角色内心动机的某些关键转折点的理解，关于导演如何运用长镜头和自然光来营造那种压抑与希望交织的氛围，关于那段历史背景下个体选择的伦理困境……
当我沉浸在对角色和电影美学的分析中时，我的语气会不自觉地变得专注甚至略带热切，暂时忘却了周遭令人厌烦的社交环境。
阿斯塔起初有些惊讶于我对电影解读的深度和角度，但随后也被勾起了真正的谈兴，分享了一些拍摄时的感悟和与导演的讨论。
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角色灵魂的一丝微光。
然而这种基于纯粹艺术共鸣的精神交流很快被现实打破。
晚宴后气氛转向更私密的酒会，酒精开始发挥作用，人们的举止变得随意，言语也暧昧起来。
阿斯塔·约纳蒂斯显然习惯了这种场合的运作模式，或许她也将我对电影的深刻理解，误读为对她个人的某种特殊兴趣，又或许这本身就是她在这种场合下的一种生存策略。
她端着酒杯靠近我，眼神中那层职业性的面纱渐渐褪去，流露出一种带着些许挑逗的意味。
她开始将话题从电影转向更私人的领域，询问我的工作、称赞我“与众不同的深邃气质”、抱怨演艺圈的浮华与孤独……
最后在一个周围人群注意力分散的间隙，她借着几分酒意，身体微微倾向我，用一种充满暗示的口吻道：“纽恩先生，这里的空气太闷了。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爵士酒吧，环境私密，或许我们可以换个地方，继续我们更有趣的谈话？”
她身上浓郁的香水和酒精的气息，以及那种意图进行身体接触的侵略性信号，像一股混合着毒素的热浪，猛地向我袭来。
我一直以来严密守护的精神洁癖防线，瞬间拉响了最高警报。
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和排斥感，如同冰冷的电流，迅速传遍我的全身。
我几乎是本能地向后撤了一步，与她拉开了明显的物理距离，脸上的最后一丝礼节性的温和瞬间消失殆尽，恢复了那种能冻结空气的冰冷。
我的声音低沉而清晰，不带任何情绪波动，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拒绝：“约纳蒂斯女士，感谢您的邀请。但我想，关于电影艺术的讨论到此已经足够，我对任何超出此范围的‘有趣谈话’，都没有兴趣，失陪了。”
说完，我无视她的错愕、尴尬以及一丝屈辱的表情，径直转身，穿过喧闹的人群，如同逃离瘟疫一般迅速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宴会厅。
室外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才让我胸腔中那股翻涌的恶心感稍稍平息。
回到我那间一如既往寂静的公寓，一种深刻的疲惫和难以言说的“污染感”，牢牢地攫住了我。
我反复洗手，仿佛要洗去晚宴上沾染的所有气味和触感，但那种因他人越界企图而引发的精神上的粘腻与不适，却久久无法散去。
我罕见地主动拨通了温克的越洋电话。
他那边是斯德哥尔摩的清晨，电话那头传来他一如既往温和，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慵懒的声音：“菲尔？真难得你这么早联系我。”
听到他声音的瞬间，我心中那道紧绷的弦似乎松动了一些。
我近乎崩溃地向他倾诉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从同僚的可鄙伎俩，到初见阿斯塔时那短暂的艺术共鸣，再到最后那令人作呕的越界试探和我的剧烈反应。
“……温克，你能理解吗？”
我的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困惑：“我似乎只能接受穿着衣服的人。我可以在精神层面欣赏一个被艺术塑造的灵魂，可以与一个包裹在得体服饰下的个体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但一旦涉及到身体气味的交融，皮肤的触碰，那种动物性的亲密企图，我就感到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恶心。我的精神洁癖，难道已经病态到连人类最基本的接触都无法容忍了吗？我感觉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强酸洗礼。”
电话那头，温克沉默了片刻。
然后我听到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声音愈发柔和，像羽毛拂过冰面：“纽恩，我理解你的感受，或许不是完全一样，但每个人守护自己内心世界的方式都不同。你的心太干净，太敏锐，所以容不得半点指纹或水汽的玷污，这并非‘病态’，只是一种需要被尊重和保护的敏感特质，你不必为此感到困扰或自责。那个晚宴，那个演员，那并不是你的世界，忘掉它吧。”
他的话语像一股清冽的泉水，缓缓流过我被灼伤的精神领域，虽然无法根除那种深植于骨髓的洁癖，但至少有人理解，有人接纳我的这种“异常”，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大的慰藉。
就在我逐渐从那次不快的社交经历中恢复过来时，来自家族的压力，以另一种更无法抗拒的形式再次降临。
我的父母对我选择进入司法部而非接手家族核心业务一直耿耿于怀，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我那“格格不入”的性格，或许在体制内积累人脉和声望，未来对家族同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