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第66章

在我于圣乔治学院度过相对平静的两年后，我的父母，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在我这个行为模式愈发难以预测的孩子身上。

一次在日内瓦湖畔奢华酒店顶层套房举行的家庭晚餐上，窗外是阿尔卑斯雪峰在夕阳下的壮丽景色，餐桌上摆放着精致的分子料理和勃艮第顶级红酒，气氛看似融洽，实则暗流涌动。

我的母亲，这位在顶级艺术圈与慈善晚宴上长袖善舞的贵妇，用她那双保养得宜、戴着硕大祖母绿戒指的手，轻轻摇晃着酒杯，状似不经意地提道：“纽恩，听说你和那位北欧来的温克同学相处得不错？这很好。不过，你也应该拓宽一下社交圈，比如，罗斯柴尔德家的小儿子对神学很有研究，或者那位来自梵蒂冈的年轻神学院访问学者……多与这些有深厚精神背景的人士交流，对你的心境修养，或许有益。”

她的语气温和，眼神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期许。

父亲则更直接，他放下手中的雪茄，灰色的眼睛锐利地扫过我，带着一丝混合着无奈和调侃的笑意：“是啊，纽恩。你这副不苟言笑，对世俗享乐嗤之以鼻的样子，让我有时候觉得，你不该生在我们家，倒更像是个该在莫斯科某座古老的东正教修道院里，对着圣像进行苦修冥想的修士。那种强调内在修炼，与世俗保持距离的调调，似乎更符合你的天性。”

他们的话语，像精心调校的音符，试图拨动我这根早已偏离常轨的心弦。

我安静地切割着盘子中的牛肉，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我知道，这是他们试图将我“正常化”、纳入他们熟悉的社交与权力传承轨道的又一次努力，宗教，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拥有庞大信众和复杂仪轨的体系，在他们看来，是镀金精英圈子里一种富含文化资本的“精神装饰”和潜在的人脉纽带。

然而，他们的期望注定落空。

出于一种深入骨髓的探究本能，我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体系及其核心教义，历史演变和哲学基础，从基督教各派的神学争论，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从佛教的缘起性空，到印度教的梵我合一，甚至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古代秘教和现代新兴宗教运动。

但研究的越深，我内心的警惕和疏离感就越发强烈。

我发现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无论其外表多么华丽、深邃或充满慰藉，其核心都在于构建一套不容置疑的“终极解释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

它们要求信仰者放弃部分独立的理性思考，接受某种超自然或超验的权威，将复杂而充满偶然性的现实，强行纳入一个预设的目的论的叙事框架中。

这与我赖以生存的基于冷静观察、逻辑推理和证据验证的“镜”式思维模式，产生了根本上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宗教和类似的意识形态，如同一种强大的精神染色剂，会扭曲我所观察到的世界的原始色彩，干扰我客观映照现实的能力。

它们提供的看似完美的答案，在我看来，不过是对未知的恐惧和认知懒惰的产物，是阻碍我探索真正“无限”奥秘的牢笼。

因此，我礼貌但坚定地拒绝了父母关于与宗教人士深入交往的建议。

在与那些试图向我传教或讨论神学的人接触时，我始终保持一种彬彬有礼却拒人千里的距离感，将话题巧妙地引向学术性和历史性的探讨，绝不涉及任何个人信仰层面。我将宗教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非个人精神的归宿。

我的内在世界，需要绝对的中立和洁净，容不得任何预设的“神”或“主义”的污染。

由于我在圣乔治学院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以及在几次模拟国际法庭辩论中展现出惊人的逻辑剖析能力和冷静到近乎冷酷的陈述风格，我毫无悬念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这在我父母看来是迈向权力核心的，理所当然且至关重要的一步，法律，是统治世界的隐形架构，是将资本与权力合法化的最高语言。

与温克的暂时分别，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

在机场送行时，他送给我一本羊皮封面、手工精装的《埃达诗集》，眼神清澈依旧：“纽恩，希望牛津的石墙与古卷，不会让你忘记音乐与诗歌的柔软。”

我接过书，点了点头，没有多言。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精神纽带，不会因地理距离而中断。

在牛津，我同样选择了离群索居。

我沉浸在法律典籍和卷宗之中，但并非为了成为律师或法官，而是将法律视为解剖社会权力结构，理解人类冲突根源的一台精密的观察解构仪器。

我研究罗马法的演变，是为了追溯产权概念的起源与异化；我分析国际法的困境，是为了揭示大国博弈背后的赤裸裸的权力逻辑；我钻研合同法中的漏洞与解释规则，是为了看透资本如何利用文字游戏进行掠夺。

法学院的生活，进一步强化了我对“规则”本质的认知：规则从来不是公正无私的，而是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现有秩序和压制异己的工具，所谓的“正义”，往往只是权力平衡后的一种相对稳定，被精心包装过的状态。

从牛津法学院毕业后，按照家族的规划，我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家族掌控的跨国投资集团“普罗米修斯资本”进行实习。

我被安排在核心的风险控制与合规部门，名义上是学习“如何在全球复杂的法律环境下安全运营”。

然而，短短几个月的实习经历，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警惕和深度的不适。

我接触到的，远非公开宣传的“阳光下的交易”，而是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甚至明显触犯国际制裁禁令的隐秘资金流动；是利用离岸天堂和复杂信托结构进行系统性避税和财富隐藏的操作手册；是为了获取某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而进行的、涉及高层政要的、难以见光的利益输送；是在发展中国家，利用法律和资本优势，进行环境破坏和劳动力剥削的冷酷计算。

我亲眼看到，一份份经过精心炮制的、看似完美的合规报告，如何将肮脏的交易粉饰成合法的商业行为，我亲耳听到，那些衣冠楚楚、言必称“价值投资”和“社会责任”的高管们，在闭门会议中，如何用冰冷的数字和术语，决定着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家族产业的光鲜外表下，涌动着与约翰·哈灵顿之流如出一辙的规模更大、手段更隐蔽的贪婪与冷酷。

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到，我所出身的这个阶层，其财富和权力金字塔的底座，究竟是由多少鲜血、谎言和不公浇筑而成。

我与父母本就淡薄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疏远和冰冷。

晚餐桌上的对话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充满了无形的压力。

他们对我“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的批评，我并不言语反对，只报以沉默，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着一道由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道德底线构筑的鸿沟。

实习期结束后，我以希望“更深入理解公权力运作机制”为由，没有留在家族企业，而是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并考取了检察官资格。

随后，我被教授推荐进入了联邦司法部下属的一个专门负责处理金融犯罪与政府合同舞弊的中层检察机构。

从跨国资本的奢华堡垒，转入政府机构的刻板大楼，环境的变化天翻地覆。

这里没有普罗米修斯资本办公室里那些价值连城的现代艺术品和无限量供应的蓝山咖啡，只有堆积如山的卷宗、嗡嗡作响的荧光灯和带着倦容的公务员。

但我却在这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认识到了“社会道德”的重要性：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作为一种维护社会基本公平正义、防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彻底吞噬文明，尽管脆弱却必不可少的“底线”和“缓冲机制”。

我接手处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中低级案件：地方政府官员在公共工程中的贪污、小型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侵害小股东权益、跨国企业利用环保法规漏洞污染当地水源……

在这些案件中，我看到了权力和资本的无耻勾结对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真实而具体的伤害。

虽然我知道，我所能触及的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真正的巨鳄，往往逍遥法外，但至少在这有限的范围内，运用法律规则，为那些无力反抗的受害者争取一点微不足道的公正，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践行某种“底线伦理”的实践意义。

道德在这里不再是空谈，而是对抗系统性腐败的最后一道，尽管千疮百孔，却依然需要有人去坚守的防线。

然而，在司法部的工作经历，也迅速磨砺了我对现实世界运行法则的另一层残酷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