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第53章

圣约翰疗养院，一座矗立在城郊、被高大铁艺围栏圈起来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群，是我的“家”，或者说，是我的囚笼。

我的病历上写着：精神分裂症。当然遗传自我的父亲，那个在我模糊记忆里总是眼神涣散、低声絮语的男人。

午后的阳光勉强穿透厚重的云层，在枯黄的草坪上投下惨淡的光斑，我沿着固定的路线散步，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有规律的活动，有助于“稳定情绪”。

然后，我看到了她。

就在那棵光秃秃的老橡树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

她穿着与我一样略显宽大的病号服，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低着头，长发像一道黑色的帷幕，遮住了她的脸。

她整个人缩成一团，散发出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孤寂感。

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我偏离了惯常的路线，走向那张长椅。

我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与她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她没有动，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改变，仿佛一尊凝固的雕塑。

沉默在我们两人之间蔓延，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模糊人声和风吹过枯枝的呜咽。

我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的疾病让我对社交充满警惕和不适，他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压力源。

“今天……天气还好。”

我最终挤出一句话，声音干涩，像砂纸摩擦。

这是我学到的最安全的开场白。

她依旧没有反应。

过了许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理会时，她的肩膀几不可查地颤动了一下。

一个极其微弱、几乎被风吹散的声音，从发丝后传来：“好？哪里好？”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长期哭泣后的沙哑和深深的疲惫。

这简单的反问，却像一根针，刺破了我试图维持的表面平静。

我沉默了。

我无法回答。

是啊，这里的“好”，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反讽。

又一阵漫长的沉默后，我再次尝试：“我叫关芮。”

这次她擡起了头。

那是一张苍白清秀却毫无生气的脸，眼睛很大，但瞳孔里像是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灰霾，看不到焦点，也映不出光。

她看着我，眼神空洞，仿佛在辨认一个极其遥远的事物。

“元黎儿。”

她吐出三个字，声音轻得像叹息：“原因的元，黎明的黎。”

说完，她又迅速低下了头，仿佛刚才的擡头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

元黎儿。

一个名字，像一片羽毛，落在我的心湖上，激起一丝微不可察的涟漪。

我的“病”，远不止是脑海中的幻听或妄想那么简单，它渗透在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构成了一套精密的“治疗”体系。

比如脚上的拖鞋，它们总是小一号，鞋底很薄，边缘粗糙。

我反对过，然而护士长，那个总是板着脸，眼神像尺子一样衡量一切的霍金斯夫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我：“不合脚的鞋子，能增强你的现实感，让你时刻意识到身体与环境的边界，避免‘游离’。”

每走一步，脚趾都被挤压着，传来清晰的不适感，这感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你是“病人”，你需要被“矫正”。

饮食则是另一重控制，每餐的食物分量被严格限定，刚好够维持基本生理需求，永远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

霍金斯夫人的理论是：“适当的饥饿感能保持头脑清醒，减少因饱腹带来的惰性和不必要的欲望。”

所以我的胃里时常空空如也，发出微弱的鸣响，那种生理性的匮乏感，与精神上的空洞如出一辙。

这些都是我那位掌控着庞大商业帝国的伯父关霆轩认可的“先进疗法”，他认为我父亲的悲剧源于“意志薄弱”和“缺乏纪律”，因此对我，他采取的是铁腕的“塑造”。

而我的母亲，那个柔弱而悲伤的女人，在父亲早逝后，早已失去了话语权，只能默默流泪，祈祷我的情况“不要变得更糟”。

在她和伯父眼中，我上次试图调查伯父“朋友”名下那十数万家关联企业的举动，并非出于好奇或怀疑，而是病情加重、出现“被害妄想”的明确征兆。

于是，我被更快地送进了这里，接受了更严格的“管理”。

元黎儿的存在，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我这被规则和匮乏填满的灰色世界。

我们之间的交流依旧困难，大部分时间只是沉默地并肩坐着。

但她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饥饿。

一次，在我胃部因饥饿而传来一阵轻微痉挛，不自觉地皱起眉头时，她悄悄地从病号服宽大的口袋里，摸索出一小块用透明糖纸包裹的棉花糖。

她低着头，手指微微颤抖着，飞快地将它塞进我同样放在长椅上的手里，然后立刻缩回手，仿佛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