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福尔摩斯全集（三）》（9）

演绎法[2]

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把一小瓶药水从壁炉架的一角拿下来，又从一个精巧的山羊皮盒里拿出他的皮下注射器[3]。用细长、白皙又有点儿紧张的手指装好了纤小的针头后，他挽起了衬衫左侧的袖口。面对自己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手臂，他凝神沉思了一会儿，还是下决心将针头刺入了肉中，开始推动小小的针芯，然后松弛地仰倒在绒面的安乐椅里，心满意足地深吸了一口气[4]。

像这样的动作他每天都要重复三次，几个月来我已见多不怪，但我心里总不是滋味。相反，日复一日，我因此而变得更加易怒，因为我缺乏阻止他的勇气。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这些，我的良心就感觉不安。我一次一次地发誓，要和他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但是我的伙伴的性情既冷漠又孤僻，而且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感到，他是一个最不容易接受忠告的人。他顽强的毅力和他那自以为是的态度，以及我所体验过的他那些不平凡的性格，都使我望而却步，不愿意因为我而使他不快。

面对自己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手臂，他凝神沉思了一会儿。

理查德·古特施米特，《四签名》（斯图亚特：罗伯特·卢茨出版社，1902）

然而，就在那天下午，或许是因为我在午饭时喝了些博纳红酒[5]，也许是因为他那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态度惹恼了我，我忽然觉得我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刚才你注射的是什么？”我问他，“吗啡[6]还是可卡因[7]？”

他乏力地从刚打开的一本黑体旧书[8]上抬起眼睛，说道：“是可卡因，只是百分之七的溶液[9]。你愿意试试吗[10]？”

“我绝不会的，”我很粗鲁地回答，“阿富汗战役毁了我的身体[11]，它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我再也不能摧残自己了。”

对于我的恼怒，他并不生气：“华生，也许你没有错，”他微笑作答，“我也明白它对身体有害。但我发现它有如此强烈的刺激和使头脑清醒的作用，而它的副作用也就无足轻重了。”

“可是你也要想想付出的代价！”我真诚地说，“也许你的大脑会像你说的那样因刺激而变得清醒和兴奋起来，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病态和戕害自己的做法。它会引起组织器官不断地恶化，至少也会使你的身体日渐虚弱。你也明白这种药物所能引起的不良反应[12]，玩这种游戏肯定是危险的。为什么你只顾一时的快感，而冒险去损害上苍赋予你的过人精力呢？记住，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朋友这样讲，而且我还是作为一个对你的健康负有某种责任的医生才这样说[13]。”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并不生气。相反，他把十个指尖对在一起，两个肘臂架在椅子的扶手上，做出对我们的谈话颇感兴趣的样子。

“我生性好动，”他说，“无事可做会使我心绪不宁起来。越是有难题，越是有工作，越是有最深奥的密码和需要最复杂的分析，我才会感到舒适，才可以把人为的刺激抛到一边。我厌恶平淡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这正是我选择了我自己的特殊职业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我是这个世界唯一一个从事这个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家侦探？”我挑起眉毛问道。

“唯一的私家顾问侦探，”他回答，“我是侦探的最高法院。当葛雷格森、莱斯特雷德或阿瑟尔尼·琼斯碰到难题时——他们经常有这种事——他们会把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会以专家的眼光审视资料，并提出一个专家的看法。对这样的案子，我没有要求荣誉。我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以发挥，也带给我快乐，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在杰弗逊·霍普的案子里，你应当对我的工作方法有所体验。”

“是的，的确是这样。”我诚实地答到，“那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案子。我已经把经过收录在一本小册子中，而且用了一个有点古怪的标题：《血字的研究》[14]。”

他不满意地摇头说：“我大致翻了翻，”又说，“真的不敢恭维。侦探术是或者应当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15]的态度去对待它。你试图给它涂上一层浪漫的色彩，其结果就像是在欧几里得第五公设[16]里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荒唐。”

“但是其中的确有浪漫的情节，我不能歪曲事实。”我反驳道。

“有些事实不必写出来，或者至少应把重点所在描写出来。这个案子里唯一值得提及的关键，是我从事实的结果经过缜密的分析和推理找出原因的过程。”

我这样做原本是想取悦于他，没想到反而受到他的批评，多少有些烦恼。我承认，正是他的妄自尊大使我恼怒。他的要求似乎是我书中的每一行都只能描写他的个人行为。在我与他一起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发觉我的这个伙伴在静默和说教的背后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然而，我不想多做解释，只是坐在那里抚摩我的伤腿[17]。我的腿曾经被子弹打穿[18]，虽然不影响走路，但是每到天气变化时就感到隐隐作痛。

“我厌恶平淡的日常生活。”

弗雷德里克·朵尔·斯蒂尔，《福尔摩斯全集历险记》，卷一，1950年。这幅插图是“斯蒂尔先生为了这一版福尔摩斯全集重新绘制的”。詹姆斯·蒙哥马利在《图片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最初这幅插图刊登于1927年1月30日的《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在作者签名旁还标注了“26”这一年份），当时这幅图片是《皮肤变白的军人》一案的插图，图中坐着的人物是那一案件中的詹姆斯·m.多德先生。

“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停了一会儿后，福尔摩斯全集在他的旧烟斗中装满了烟丝说道，“上个星期，就有一个名叫弗兰克斯·勒·维拉德[19]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他是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崭露头角的人。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所有的敏锐直觉，可是他缺少提高他的技艺所必备的广博学识。他的案子是关于一件遗嘱的，很有意思。我为他提供了两个类似的案件作参考，一件是1857年发生在里加的案件，另一件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案子。这两个案子为他提供了破案的方法。这封致谢信是我今天早晨收到的。”

说着他把一张揉皱的外国信纸递到我眼前。我用眼睛瞥了一下，字里行间有不少恭维话，用了不少“伟大”“非凡的手段”“有力的动作[20]”等表示这个法国人的热烈赞赏的词汇。

“他像一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我说。

“哦，他过高地估价了我给他的帮助”，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轻声说道，“他也有相当的天赋。他拥有很多理想的侦探家所必备的条件。他具有观察和推断的能力，只是缺乏学识，不过他今后还是可以得到的。现在，他正在把我的几篇短文译成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