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中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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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文琪四十九岁了，是位画家。他以前虽然也挺有名，但那名气只不过局限在省里。近五六年，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不仅在国内连续获奖，在国外，具体说是在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成功地举办了五次画展。法国的画商很看好他的画，法国的富人们也很喜欢买了他的画收藏，所以三年内他竟令同行们羡慕地在法国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一次是在巴黎举办的，一次是在戛纳举办的。他的画展在戛纳开幕的那一天，正巧是电影节闭幕的那一天。借戛纳电影节的人气，影响比在巴黎举办的那一次还要大。总之，时来运转，颇有点儿如日中天的意思。
萧文琪是位勤奋的画家，一天不画，就失魂落魄的。作画之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患了一种绝症，没药可治的。然而近日，有件事却使他不得不停止作画，认真对待，那件事就是——辩诬。
除了作画，萧文琪几乎对一概之事都不太放在心上，包括名利，包括飞短流长。其实他比较地淡泊名利。他勤奋的动力也根本不是名利思想，而是本能，好比蚯蚓钻土。他的名气也只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同行们很明白这一层，没谁对他的时来运转看不下眼去，非暗中捣他一鬼不可。何况他也不是那种春风得意马蹄歪，一有了点儿名气就以浮名做人，尾巴翘到天上去的家伙。他天生是个谦虚之人，在同行中颇有人缘儿。同行们反倒替他庆幸，都说“老蔫也该有出头的一天了，要不一辈子岂不让作画这件事给毁了吗？”或说：“老蔫从前好可怜，他有今天咱们看着也高兴。”同行们说的差不多都是心里话。时来运转，也就是风水轮流转，下次轮别人、各领风骚二三年呗。画家们那都是些对人生运数参得多么透的人啊！羡慕归羡慕，但谁也犯不着嫉妒他那点儿来之不易的浮名漂利。再说，这个省积淀了很厚实很悠久的绘画艺术传统，从古代至近代至当代，大家林立，俊才辈出，他的同行们也皆非庸常之辈，大多数已早于他红过紫过名利双收过了。
萧文琪又天生是个行为检束之人。嫖啊、赌啊那类有损名誉的事是绝对和他连不到一起的。他其貌不扬，才四十九岁，头发已然基本上秃光了。头又挺大，人又矮胖，扁平的脸盘上五官分散，眉毛太淡，眼睛太小，塌鼻梁。说他其貌不扬已经是很照顾着的一种说法了，事实上他比中国的某些丑星还丑。倒是四十岁以后，因为性情修炼得到家，脸上平添了一种豁达平和的超然之气，看去反而不多么丑了似的。他年轻时便有自知之明，敬避女色。三十四岁才结婚，娶了个小他六岁的农村寡妇，同时有了一个七岁的别人的儿子。那寡妇自然也不漂亮，却特善良。顺便提一句，“老蔫”是萧文琪的绰号。两口子一个善良，一个实在蔫乎，从前就靠省美术家协会发给他的那点儿中级艺术职称的基本工资度日，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拈花惹草之事也是绝对和他连不到一起的。在这方面，他的人生干净得毫无浪漫，更无所谓绯闻。干净得让别人都替他沮丧。坑蒙拐骗之事也绝对沾不上他的身。他只被别人坑蒙拐骗过。他先天的弱点不仅是丑，还有一条是轻信。一向总将人心往好处想，虽然有时也发“人心叵测”之叹，但叹过就算，一如既往地看人看事。无偿献血啦，赈灾啦，为救助失学儿童义卖作画啦，萧文琪从不落后……
那么，他究竟由于何事辩诬，并且犯了倔劲儿，自认为非辩不可呢？
说来话长。
十年前，萧文琪三十九岁的时候，省美术家协会新领导班子组成。为了能给美协创点儿收，给会员们谋点儿福利，软磨硬泡，死乞白赖地从省委宣传部“榨”到了四十万元钱，成立了一所业余美术学校。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想学，只要交钱，都在录取范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省委宣传部批拨了那四十万元是极不情愿的。当场面对面下达给美协一句话：只许赚，不许赔。赔了，以后一分钱也甭想再申请到！美协对那四十万的前途岂能掉以轻心？对那仿佛被成功地骗了一次钱似的所发的告诫，岂能不高度重视？于是呢，开了一次核心会，又开一次，再开一次。这次请文联党组的头头参加，下次请教育局教委的同志列席；左一番研讨，右一番斟酌，终于形成集体的协议——投！也就是敢往业余美术学校花了。实际上当时有点儿骑虎难下，不投不行了。因为租校舍的合同已经签了；招生广告已经在报上发了；而且，不少报名者已经形势喜人地找上了门。十年前仍是“交学费”这种理念流行着的年代。但对于一个省的美术家协会，“交学费”无疑是一种犯罪思想。谁的头脑里也不敢把那四十万当学费看待。谁都掂量得出它的分量。一旦有什么闪失，上边一恼火断了奶，什么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统统都得完蛋。所以，委派已经离休的上一届美协主席及在职的美协党委副书记和一位副主席，亲自挂帅担任业余美术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不消说，他们都是党很信任的好同志。而他们，一致强烈地要求，再增派一位可靠的，绝对服从他们领导的，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的实干家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认为非“老蔫”萧文琪莫属。萧文琪是个丑人不假，但他是个正派人，那也是有口皆碑的。这时萧文琪艺术创作方面尚一无成就。他不是学院出身，是“文革”前从青少年业余美术爱好者中选拔到美协重点培养的艺术苗子之一。“文革”一开始，那批苗子就整批地被视为“黑苗子”了。其实呢，原本都是些初中或高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一被“文革”视为“黑苗子”，就都急了，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苗子”，造起反来凶得不得了。独萧文琪自己，并不那样。他家在农村，他卷起铺盖回农村当“半拉子”，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去了。所谓“半拉子”，就是说还没到成年，一天再怎么干，最多只能挣成年人一半的工分。他偶尔也进城，到美协转转，看看，到这位于老师那位李老师家里，送去新鲜的菜蔬。接着出示自己的习作，请教指点，不管对方是不是已经被当时的政治打入另册了。他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怕受牵连，也不在乎受牵连。而对方呢，感动于一个农村的孩子对绘画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虔诚追求，倒也乐于暗中引导。甚至送些画册、纸笔、颜料之类的给他。挂帅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当年是美协的才子，专画工笔仕女画，在全国已是位数得着的名家了。所以“文革”中被斗得也最惨。他被斗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日子里，萧文琪偷偷地将他接到农村自己家里掩护了一个多月，持弟子礼，待为家中上宾。“文革”一结束，那些因被视为“黑苗子”而一心想证明自己是“红苗子”进而大造其反的，又几乎整批地被扫地出门了。十来年中他们只造反了，只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瞎起哄了，艺术方面毫无长进，也就只有接受被无情淘汰的命运。范大宣是位好人，心里始终想着萧文琪。当选为主席后，一封信，将萧文琪火速召去。萧文琪那一年已成了地道的农民。不再是“半拉子”了，挣全分了。他也不知范大宣为什么急见他，但总之还是要请教一番的。去美协时带了二十几幅画和半麻袋玉米。那是秋季，玉米才熟，城里人都爱吃个新鲜劲儿。范大宣当即吩咐妻子将玉米东家西家分了，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看萧文琪的画。再接着挽留萧文琪在自己家里住两天。萧文琪说：“范老师，不行啊，忙秋收呢，我在您这儿住不踏实啊。”范大宣说：“那，一天行不行？就住一天！这是我对你的要求。我这么要求，自然有我的道理。”萧文琪不便多问，一脸困惑地勉强答应了。就在那一天，范大宣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将萧文琪的画挂满了会议室四壁，余下的铺展了一地，希望大家明确表示——萧文琪够不够资格被重新招进美协？他原以为将费很多口舌才能说服大家，没想到大家表态表得非常痛快——够啊，怎么不够？美协有培养美术家的义务和责任嘛！当年的一批中竟有这么一个没被“文革”糟蹋了，是咱们的欣慰啊！其实，领导班子里的另几位，也和范大宣一样，对萧文琪有值得感激之处。即使没和萧文琪接触过的，也耳闻过他在“文革”中的好口碑。谁都想成全一个善良的农村青年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之心。
范大宣自是喜出望外，会议一结束，大步流星地回到家里，搓着双手，兴奋地告诉萧文琪：“从今天起，你是我们省美术家协会的人了！”
萧文琪眨眼发愣，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是：“那可不行！我家地还没收完呢！”
范大宣笑了：“说从今天起，并不是从今天起就不许你回家。我也不留你，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去收秋嘛！”
萧文琪这才寻思过味儿来，喜忧参半，又说：“可我是农村户口啊！”
范大宣安慰他：“这你别发愁。你的户口问题，当然由我们来解决。省里的美术创作队伍要发展壮大。你来了以后，一定要安安心心地提高创作水平。”
萧文琪就感激地说：“我一定为范老师争气。”
范大宣教诲道：“不要这么说。不是为我争气，以后要为咱们省美术家协会争气。”
两个月后，萧文琪正式报到了。
然而他的户口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处处受到阻碍。幸而有范大宣经常过问，一年以后总算落实了。那时，美协新班子面临粉碎“四人帮”以后方方面面的工作调整，而大多数会员，艺术创作的冲动被压抑了整整十年，都一头扎进自己的创作计划里去，没谁愿协助机关做什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范大宣无奈，接下来的两年，就只能将萧文琪当成一名美协的机关工作人员来支唤。而萧文琪并无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陪同范大宣去看望住院的老同志，组织平反大会、追悼大会等事务性工作。总之，比当农民的时候作画的时间还少了。但萧文琪因为内心里感激着范大宣对自己的厚爱，倒也无怨无悔。创作一荒疏下来，三四年便见了分晓——别人的水平上去了，他本来功底就欠扎实，水平大大地退步了。某些日子，即使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竟也不敢落笔作画了。再接着他父母先后去世。他是个孝子，正所谓“子欲孝而亲不在”，整整一年跨不出悲痛的阴影。再后来，他似乎不想继续作画了。整天地足不出户，闭门谢客。别人都以为他从此颓唐了，事业上没希望了。其实他是在背地里研究大师们，从头补基本功。刚有所悟，并找到了新的感觉，美协又开始盖楼。范大宣唯恐那一过程生出什么腐败，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当基建临时办公室副主任，替自己监督着，顺顺利利地将宿舍楼盖起来。他沉默良久，点点头说：“范老师您放心，我当。”
那幢楼盖了两年，分了一年。
其间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事端，但楼毕竟盖得令美协上下都很满意。账目经过了两次例行的审查，清清楚楚，受到了审核单位的表扬。
分房子的时候，他结婚了。
因为他劳苦功高，领导班子建议，奖励他一套三居室。
他没接受，说那不好，说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住三居室啊。
他只按分配实际人口标准分到了一套两居室……
从美协主席位置上退下来，挂任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又想到了萧文琪，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他已不好意思去跟萧文琪谈。和萧文琪谈话是新上任的美协主席。
谈完，萧文琪说：“容我考虑考虑。”
主席说：“这也是范老的愿望。你只是过去给他当名助理的角色，牵扯不了你多少精力的。教别人，正好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嘛！”
萧文琪听了，沉吟片刻，郑重地回答：“那我不用考虑了，我当。”
于是他成了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助理。一种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角色。三位领导他的人，乃国家任命的正局级、副局级。教务长觉得，即使从工作需要考虑，还是给校长助理一个级别为好。于是范大宣说：“那就是副处吧！”——于是萧文琪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名片，学校给印的，助理的头衔后边，括号里是“副处级”三个字。萧文琪感到不安，拿着问教务长：“这合适吗？”教务长笑道：“别认真嘛。”
萧文琪也就不认真了。
然而办学校对于他们，毕竟不像作画那么得心应手、轻车熟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生源也不少。半年后就不行了，坐四五十人的教室，空三分之二座位。不是他们课讲得不好，是由于几家大厂裁员，失业人数骤增，不安定气氛笼罩城市，人心惶惶。艺术的民间普及教育没了良好的经济背景，自然备遭冷落起来。租校舍的合同却一下子签了三年，生源不足也只能撑着，不能散摊。散不散摊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两年后，硬撑撑不住了，不想散摊也得散摊了。结算下来，四十万全赔光，还欠了几万房租。那时的人心，受着商业时代初潮的冲卷，已是变得很浮躁了。浮躁的人心，必然生出些阴阴暗暗来。于是揭发信雪片儿似的寄往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范大宣是很信任的，起初替他捂着盖着，却适得其反，揭发者们进一步把揭发材料寄到省纪委去了。四十万元在别的地方可以说是交学费了，但在省美术家协会这样一个单位，却意味着是一桩经济大案。一分钱也不能创收，年年由省里拨款养着的一个单位，拨给四十万元办学，学校没办下去，四十万元说没就没了？没了得一笔笔说清楚怎么没的啊。何况有一封封揭发信！于是省纪委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到美协进行调查。贪官已经揪出来些了，企业蛀虫也抠出来几条了，似乎就艺术家们的清白不受怀疑了。艺术家们在经济问题方面就肯定是些一尘不染的人吗？不信的人多，信的人少。
先是查账。而那账也的确经不起查。会计是公开招聘的，为了自己挣份工资，两年来一向报喜不报忧不说，也肯定往自己兜里揣过钱的。
然而那会计事先听到风声，逃之夭夭，从城市里蒸发了。
于是范大宣等三人，连同萧文琪，面对调查组的同志，得给个说法。怎么招聘了那么一名会计？会计和你们个人中有无特殊关系？经这一问，副校长脸上就淌下了冷汗。会计和他沾点儿亲，是他妻子那条枝蔓上的一个侄女。这一点范大宣心里清楚，教务长和萧文琪心里也清楚。范大宣和教务长不好说什么啊，只有沉默。副校长不敢实说，吭吭哧哧的那样子很可怜。副校长也是美协的副主席嘛，业务上一般般的老好人，熬到副局级容易吗？实说了，给个处分咋办？一撸到底咋办？萧文琪看着副校长，心里顿时产生很大的一种同情。
他不由得说：“会计是经我考察确定的。”
范大宣三人的目光，就一起望向了他。
专案组的同志问：“你怎么考察的？你认为她是一名称职的会计吗？”
萧文琪回答：“我也没怎么考察，我不懂会计业务。听她自己说她干过会计，又见她有证，我就信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由这件事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应负全部责任。”
专案组的同志说：“我们查账的结果是，有六笔共三万多元假账，你的意思是你要代她全部退赔？”
萧文琪一下子被噎住了。
范大宣急了，赶紧说：“我是第一把手，用那名会计也是我同意的。论责任还轮不到他全部承担。”
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也急了，都赶紧说：“是集体决定，集体行为，集体犯错误，责任人人有份。”
专案组的同志又问：“两年多以来，你们吃掉了五六万元，还有些白条子。总共才四十万元，你们怎么忍心？”
萧文琪听了不顺耳，绵里藏针地说，他的体会是——起初学校办得顺利时，还不需要请客吃饭。倒是越办不下去了，越撑着想要起死回生地办下去，越是不得不一次次请客吃饭了。他说依他的总结，这是条规律……
专案组的人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奇谈怪论！”
萧文琪也不高兴了，顶撞道：“被判死刑还允许把话说完呢！”
专案组的同志更不高兴了：“那好，我洗耳恭听。你说吧，说吧！”
不料萧文琪说的却是这么一句话：“我是校长助理，具体事都是我经办的。他们只不过听听我的汇报。我再强调一遍——判刑，判我；多少年，我认。”说罢，竟起身而去。
范大宣语调严肃地叫了他一声，他也没理。他满肚子委屈，也生气。不仅替自己感到委屈，还替范大宣他们感到委屈。当初四个人都不愿意的呀，是被动员，也是出于想替美协闯出条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路，才一脚迈下“海”的呀！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想把学校办好的嘛！没办好搞黄了，那也不是由于大家一起贪污啊！除了那名会计，四个人经济上都很清白，这一点萧文琪心里最有数。但也有连他都觉得嘴软的地方——五六万元明摆着是四个人轮流陪吃而吃掉的；四个人也都报销过一些出租车费，究竟因公因私已无法说清。非说次次都因公，别人不信，也就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四个人都轮流给学员上过课，一堂课这么三十元课时费，学校仍继续办着，别人也没什么说三道四的理由。但学校办垮了呀！你们把四十万全赔进去了把学校都办垮了，你们当初还一个个好意思拿课时费？！岂不是正应了那句话——赔了公家，肥了自己吗？
萧文琪好不窝火！
转而又一想，当初是碍着范大宣的面子，才不知深浅地一脚迈下“海”的。范大宣对自己有恩啊！罢，罢，罢，常言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能怨，不能悔。怨谁呢？悔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