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中篇5》（1）
学者之死他是一位学者。
他个子不高，虽然才四十六七岁，却早已“谢顶”，仅剩脑壳后半圈儿还有月牙儿似的一弧头发。尽管少得可怜兮兮，那一弧头发质量也分明不太好。灰、白、黄三色间杂，细得像有些男人腿上的汗毛；软得“一败涂地”，仿佛一条劣等的长绒毡片儿。人人都说他很聪明。但是谁也说不清他是因为聪明才“谢顶”，还是因为“谢顶”才给人以聪明的印象。
他戴一副七百度的眼镜。框架很普通的那一种。他吸烟很凶，永远吸“高乐”。对别人说是吸惯了那一种清凉型的烟，其实是因为舍不得买也买不起稍贵些的烟。他的衣着永远随意得近乎邋遢。夏天差不多总是穿着半袖背心、短裤、塑料凉鞋度过。所穿的背心上又往往印着商标广告xx手表或某某电脑什么的。但是他腕上从不戴手表，家里也没有电脑。
然而他真的是一位学者，一位很勤奋很钻研的学者，一位日子过得很清贫，甚至可以说过得很潦倒、很困窘的学者。
他是农民的儿子。“文革”前考上了他所在那个省份的一所重点高中。“文革”中被迫回乡，又成了农民的儿子，当过普通社员、乡村小学教师、生产队会计，“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他又由生产队会计，变成他们所在那个省的一所文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而且是一名总考分最高的学生。当然，也是全系年龄最大的学生。毕业后校方动员他留校执教，他没同意，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像当年高考一样，他不但榜上有名，而且考分又独占鳌头，于是他从此成了北京人。
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者。他自己也经常地，不得不这么承认。但是乖舛的命运一旦闯入幸运者的生活里作祟，将一个幸运者的生活从此变得一波三折乱七八糟，就相当容易了。这时所谓幸运者们，也就不免地会以羡慕的乃至嫉妒的目光，去望周围那些所谓“庸常之辈”的庸常生活了。因为庸常总比不幸强过十倍百倍。何况他的不幸，来得那么猝然；而他的幸运，原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加以巩固的，因而也就完全承受不起意外不幸的摧毁……
“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无忧无虑，一门心思做学问，一门心思成为学者……”
他常向人们谈起他“最幸福”的那段日子，亦即他获得文学硕士以后，在某文学杂志主管评论栏目的那段日子。
“主编很赏识我，我是编辑中最有实权的。我只认稿不认人，我说‘上’，那就编发了！我说‘不行！毫无新观点！’，哪怕是什么大人物的稿子，照退！……”
不止一次对人说过类似的话，也对我说过。说时，他口吻相当自负，表情激越，不无自我标榜什么的意味儿。那时，他看上去踌躇满志，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张狂。不过，我从来也没将他视为一个张狂的人。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许多人都曾向我证实，他并非在自我吹嘘。大家都挺尊重他，都以体恤的、抱有几分同情的态度听他说那类话。我也是。
他的妻子当年也是村里的小学教员。他上大学的四年里，他的妻子不但教小学，而且不得不更多地养猪、养鸡，他读完大学全是靠了妻子，他和她当年教过的一些农村孩子，如今有不少也从大学里毕业了，有一个还获得了“洋博士”学位，成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了。他们视他为“恩师”，是他的另一份儿骄傲，每年元旦前后，他们总是不忘寄贺卡给他。于是他就会将那些贺卡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有人来，他便指着自豪地说：“看，我的学生们寄来的！”当过乡村小学教师，是他最爱向别人津津乐道的经历。当年他是省一级的优秀小学教师，他妻子也是。
杂志社本打算任命他为编辑部主任，还打算申请名额，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户口一并解决到北京。总之是天高地厚地打算重用他，却不料他的妻子因多年积劳成疾，患隐性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讲台上。他闻讯悲痛欲绝，于是匆匆赶回家乡奔丧。他是很爱妻子的。这一种爱中，无疑包含有相当大的感恩图报的成分。半个月后他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将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寄养在岳父母家，像一个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人似的，整个人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杂志社。一个时期内他对工作少心无肠，既怀念妻子又牵挂儿子，常常面对着稿子两眼发直，所编发的稿子也仿佛根本不曾校过，错白字连篇，甚至有丢句差行的现象，令人不忍卒读。于是作者纷纷抗议，于是刊物连期公开登载致歉信，于是别人当了编辑部主任，于是他的儿子的户口问题，社里也表示爱莫能助了，于是原本可以评上的中级职称没有了，原本可以分到的房子也告吹了……
于是他一下子陷入了事业的和人生的双重困境。好比一名跳水运动员，胸有成竹地走到了弹跳板尽端，已然收腹引身，伸起了双臂，就要使人看到一串漂亮的空中动作和入水的精彩情形，却不料弹跳板断了，径直往下掉，引起一阵阵嘘声……
所幸他命中该有“贵人”相助，那“贵人”乃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读过他的两篇文章——《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误区走向误区——中国作家的迷惘之我见》，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故垂爱地记住了他的姓名。一日与人闲谈，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他，对方告知他的处境不佳。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长者，听了可就坐不住了，非常同情，也非常激动，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仿佛自己的得意弟子受了委屈一般。最后下定决心，要做一回伯乐，提携有为青年于意志消沉之际，于是当即写下一封热情洋溢的评价甚高的举荐信，将他举荐至某文艺研究所……
我认识他，就是在他到了那文艺研究所以后，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吴谭。文艺研究所的，学者……”
别人向我这么介绍他。“学者”二字，说得有点儿模棱两可。
我主动与他握手的时候，他强调：“是‘天方夜谭’的‘谭’，不是谈话的‘谈’。二字虽有同义，但谈话的谈一般不作姓氏用，只有‘天方夜谭’的‘谭’才作姓氏，比如谭嗣同。故‘谭’、谈二字还是大有区别的。”
我握着他的手，一时竟有些不知该作何种表示为好，“谭”“谈”二字的区别，他不讲，我也是清楚的。刚认识，互握着的手还没松开，便被当成一个经常写错白字的学生似的，耳提面命地“谆谆教导”了一番，可完全是我没想到的。
他仿佛一眼便将我的内心活动看了个透。一笑，又自嘲地说：“我教了几年小学，养成了‘好为人师’的臭毛病，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看来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也是一个目光好犀利的人。
我笑了，说：“幸会。”
他也说：“幸会。”说得都不免有几分酸气。
于是他将一只手亲热地拍在我肩上，和我走向一个角落，继续开会。
我请他吸烟，他也请我吸烟，结果我们出手的都是“高乐”。
“你也吸‘高乐’？”——他顿时显出愉悦的样子，仿佛我们吸同一种牌子的烟，必定将预示有许多共同语言似的。
我没拒绝他的好意，吸起了他的红牌子“高乐”，他也没拒绝我的好意，吸起了我的绿牌子“高乐”。
我说：“吸惯了这种凉烟，再吸别的烟，就觉得太冲了！”
他说：“我也是。‘高乐’还有一大特点，在一个有限空间里，连吸几支，仅等于吸一支别的烟对空气的污染。这烟最适合咱们文人在创作的斗室里吸，对不？”
我说：“对。”
尽管才彼此认识了几分钟，我已经归纳了一条与他交谈的“经验”——他说什么你要显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因为但凡够一个话题，他谈起来都很投入，都很认真，甚至有几分较真儿。并且都似乎准备掰开了揉碎了，打算和你进行热烈的讨论，继而打算和你展开辩论，你如果不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对他岂不意味着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吗？而你如果没情绪谈，那么就千万别插话，别对他的话提出疑义，你一提出疑义，他就可能会将你扯进某一个话题的“深渊”里去，使你难以自拔。不管那话题有没有多谈的意义和意思，也不管你是否情愿。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这一类人正日渐地多起来，他们所患乃可谓之曰“中国传染性讨论综合征”——自诊之，我自己其实也是早已患上了这一种病症的，只不过没到很严重的地步罢了。
他又向我俯耳悄问：“你听说过吗？这种烟吸多了，好像会影响人的……人的什么功能。我指的是咱们男人那方面的功能……”问罢，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表示轮到他自己洗耳恭听了。
我不禁笑了。
我说：“任何一种牌子的烟，吸多了，都会影响咱们男人那方面的功能。岂止影响那方面的功能呢？对人的健康的总体不良影响至少可以举出十条嘛，相比之下，我认为咱们吸的这种牌子的烟，肯定对人的健康的危害是最小的。既吸之，则安之吧！”
“你真的这么认为？”
“真的。”
“我曾打算换一种牌子吸。现在听你的了，不换了。既吸之，则安之。不过你不是这家烟厂的特约广告宣传员吧？”
他一边说，一边掐灭了烟屁股，又点上一支。
他烟瘾很大。
当时已有一位评论家在滔滔不绝地发言，引经据典，“挥斥方遒”。但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细听，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信笔在一页纸上胡乱画着……
吴谭和我相反。我们关于“高乐”的交头接耳一告终，他便开始很认真地听。其实很认真听的人极少，尽管发言者的兴致极高，仿佛正在佳境里似的。
这个吴谭，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摇头，脸上做出种种听了不以为是不敢苟同的公然的表情，口中还发出“什么呀”“得了吧”“胡扯淡”“拉倒吧”之类的喃喃自语，不消说，招致了许多目光，也招致了发言者的抗议。
我以为，在那么一种场合，发言者们都不外乎是在自言自语。座谈会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给一些人提供可以感觉良好的、当众自言自语的权力。中国人其实是少不了发言或听别人发言这一种生活内容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们。这一种生活内容，已经有点儿变成了最基本的，与吃喝拉撒睡一样不可被忽略的要求。既然如此，干扰别人行使享受自己的权力，起码是不礼貌了。
那些被他招致的目光，特别是发言者的抗议性质的目光，难免令我感到不自在，感到如坐针毡了。我和吴谭挨得那么近，唯恐被别人误以为，他表现出的种种大不敬，是受着我的暗中怂恿和唆使，将我视为他的同伙。那我岂不是太无辜了吗？可吴谭他摇头时，脸上做出种种不以为是不敢苟同的表情时，口中不耐烦地发出喃喃自语时，目光却并不望向别处，单望着我。还每每地用胳膊肘拐我一下，用肩头撞我一下，或者俯耳和我嘀咕几句。总之搞得我非常被动，恨不得立刻站起来对发言者说：“他只代表他，丝毫也不代表我！”——其实他的不以为是不敢苟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足以代表着我的。可那发言者是我的友好哇！
我对吴谭说我去上厕所，一说完便起身离去。这是我急中生智想出来的权宜之计。在走廊里，我缓而慢之地吸完一支烟，才回到会议室。我没回到原座，在靠门口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那样我便可以面对发言者。我希望我的这一位友好看见，他发言时我是众人中最虔诚地洗耳恭听的一个……
我的那位友好仍在滔滔复滔滔，雄辩复雄辩。
“哎，对不起！打断您片刻，提个小小的请求可以吧？”吴谭猛地站了起来。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的那位友好一句话没说完，口欲闭而还张，瞠目望着吴谭怔住了。
“这会开得太累了，简直累死人了！请求休息二十分钟，上厕所，走走，活动活动双腿，该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请求吧？”
结果众人异口同声地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