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世界通史（上）》（6）
458.教皇英诺森三世与英格兰约翰王英诺森战胜英格兰约翰王（1199—1216）的故事似曾相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出现空职，约翰命令有权选举的修道士将此位给予他的亲信，他们服从了。但教皇立即宣布选举无效，并将此职位授予自己的朋友斯蒂芬·兰顿（stephenlangton）。约翰宣布禁止教皇任命的主教进入英格兰，并开始没收大主教辖区的土地。英诺森下令停止整个英格兰的教权，将约翰开除教籍，并鼓动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对这一拒不服从的叛教行为发动圣战。最后的结果是，约翰被迫屈服于教会的势力，归还了被其没收的土地，承认兰顿是英格兰合法的大主教，甚至到了将英格兰和爱尔兰赠予教皇，并接受为永久封地（1213）的地步。为了表明其封臣的地位，他同意每年支付给教皇一千马克银币。这笔贡金虽然并不定期支付，但却一直持续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第462条）。
459.托钵修会或乞食修会(44)
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们获得了两个修会的大力支持，一个是多明我会（dominican），另一个是方济各会（franciscan）。名称分别来自于各自的创始人：旧卡斯蒂利亚（oldcastile）的圣多明我（saintdominic，1170—1221）和意大利亚西西（assisi）的圣方济各（saintfrancis，约1182—1226）。这些宗教组织建立的原则同先前修会建立的原则截然不同。
而且，这些新修会也同老修会一样，宣布放弃所有世俗的领地，并称“娶贫困为新娘”，完全依靠虔诚者日常及自愿的施舍度日(45)。迄今为止，虽然修会中的个人必须过极为贫困的生活，但教会或修会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富，只是新的修会中“兄弟会的成员必须同样贫穷”。
起初两个宗教组织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圣方济各以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吸引了众多门徒奉献自我，他们模仿基督及其使徒们，向贫苦与流浪之人宣讲福音，看望病痛与被囚之人。圣多明我将目标定在了更高、更有教养的阶层，以打击异端为使命，并让时代的智识充满基督教世界。
新的宗教组织快速成长、迅速传播，重新诠释了自我牺牲与情感共鸣的真正力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夺取了教会中其他老修会以及那些持异议的正式神职人员的光彩。但新兴修会同教皇之间的关系也需注意。教皇授予了它们许多特权，并逐渐使其脱离了所有主教的控制；反过来它们也成为了罗马教廷最忠实的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组成了所谓的教皇的后备军，更准确地说，是一支教规严明、训练有素、服从教皇的军队，占据着西部基督教每一处有利的位置。这些新修会对于13世纪的教皇，就如本笃会对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一样，或者后期的耶稣会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一样（第565条）。
460.民族国家的反抗
14世纪是教皇世俗权力史上一个的转折点。在这一世纪的进程中，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统治者在其臣民的支持下，成功地恢复了业已失去的独立。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先后以温和的方式反抗神权，并且正式否决了教皇干涉其政治或政府事务的权力。但这里应特别注意，反抗教皇世俗统治权力的领袖们并未考虑挑战教皇在教会的最高属灵权威与权力。他们当时的态度同现代意大利人极为相似，当剥夺教皇最后一点的世俗权力时，并未危及其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一切道德与属灵尊严（第858条）。
461.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与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正是在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任职期间（1294—1303），教皇的世俗权力受到严重打击并开始迅速衰落。波尼法爵八世同格里高利七世一样持有神权高于君权的崇高观念。1296年，教皇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所有神职人员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向世俗统治者缴纳任何形式的税赋，违者开除教籍。所有世俗统治者，无论是男爵、公爵、王爵、国王还是皇帝，都被禁止擅自对神职人员征收各种形式的税赋。
法兰西国王腓力认为教皇诏书是对世俗权力的侵犯，他与教皇的争论迅速上升为激烈的、不体面的争吵。在他给波尼法爵的一封信中，腓力有意用不得体的粗鲁言语称呼教皇。腓力如此大胆，是因为他知道人民会跟他站在一起。这种受欢迎的感觉在国王分别于1302年和1303年连续两年召开的著名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estates-general）中有所表现。这三个阶级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会议宣布教皇无权管理法兰西的政治事务；除上帝外，没有人的地位高于法兰西国王。
462.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反抗几年之后，各种因素叠加导致教廷从罗马迁到了普罗旺斯（provence）的阿维尼翁（avignon），毗邻法兰西边境。教廷迁于此地近70年，这一时期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captivity）。在此期间，所有的主教都是法兰西人，教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兰西国王。在此种情况下，法兰西域外的国家自然而然对教皇介入世俗事务提出越来越多愤怒的抗议。德意志和英格兰此时采取的措施是召开国民大会，两国的民族情绪开始萌发，这使神权作为一种公认的权威已经失去其威望。
1338年，德意志王爵反对教皇的主张，从他手中收回了选举本国国王的权力，并声明德意志皇帝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非转自教皇。德意志的定期会议支持这一声明，而且此后，帝国皇帝由选举产生并行使职权，独立于教廷之外这一原则成为了德意志宪法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的1366年，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以一种相似的精神和情绪，通过了拒绝给付约翰王承诺的贡金，(46)从而结束了英格兰作为罗马封臣的历史，并坚决拒绝接受教皇宣称英格兰是罗马教廷封地的主张。(47)463.教皇仍是属灵领袖14世纪的教会大分裂后，罗马教廷再没能像12、13世纪那样：教皇的权力凌驾于欧洲各国国王之上，并且在世俗事务上要求他们屈膝服从。希尔德布兰德的崇高理想尽管几乎实现了，但最后，他的目标有一半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了。
未能在世俗事务中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罗马教皇的目标有一半没有达成，但他们确实成功地建立并延续了一种绝对的精神统治，在宗教事务上的绝对权力至今仍然被一半以上基督教徒认可。
尽管神权中的世俗部分已经完全被剥离，而且其属灵的权力也被北方的民族国家普遍抵制，但正如麦考莱（macaulay）所言，它“并未衰败，也不是古董，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现在，基督教世界一半以上的观点认为教皇是教会至高无上、绝无谬误的领袖，用刚刚引用的那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名言：“在撒克逊人踏上不列颠之前，在法兰克人跨过莱茵河之前，当希腊的雄辩术仍然盛行于安条克之时，当崇拜的神像仍供奉在麦加之时，天主教已然伟大而受敬。而当某个新西兰来的旅行者，在无尽的孤独之中，立于伦敦桥的残拱之上，描画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之时，她(48)却依然活力不减。”(49)第四十八章图兰人的征服：蒙古人与奥斯曼人464.匈奴人与匈牙利人前文已经讲述过的匈奴人（huns），是最早在信史时代闯入欧洲诸民族中的图兰人(50)（第332条）。
此处需要提及的另一个入侵欧洲的图兰民族为马扎尔人（magyars），或称匈牙利人，是匈奴民族的另一个分支，在9世纪之时便成功地冲入欧洲大陆的纵深处，并在此地建立起了极为重要的匈牙利王国（kingdomofhungary）。他们很快就采用了当地人的风俗习俗及宗教，当然，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简而言之，他们已经被欧洲化了；而且，在14世纪的时候，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抵御其同族的突厥部落入侵基督教欧洲的主要防御力量。
465.蒙古人
匈牙利人入侵欧洲两个多世纪后，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游牧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大草原上，那里是好战民族的温床。蒙古人在蒙古的各个部落之间建立了新的统治。他们的第一个伟大首领是成吉思汗（jenghizkhan，1206—1227），曾给人类带来最可怕的痛苦与折磨。成吉思汗对以突厥人为主的无数部落展开了冷酷无情的屠杀，似乎他们属于另一个物种，其刀剑和火把横穿了亚洲大部。他们征服了现今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后挥师西进占领了突厥斯坦（turkestan）和波斯。大军所到之处，城市全部被夷为平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变成了寂静的荒漠。成吉思汗生前权力范围已囊括罗斯的第聂伯河及印度河谷，即使死后还需殉葬，在他的墓前，40名少女被杀，以便她们的灵魂可以去另一个世界里服侍他。
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广阔疆土传给了一位称职的继任者，他的儿子窝阔台（oghotai/oktai/?gedei，1186—1241）。他将帝国疆域向东亚推进的同时，也向西亚扩展，并入侵欧洲。这次西征由著名的拔都（batu，1209—1256）率领，并采用了军事专家所谓的“完美策略”。罗斯、波兰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被占领并被破坏；莫斯科（moscow）、基辅、佩斯（pesth）及许多其他城市被焚毁，居民被杀戮。在1238年至1241年这两到三年的可怕时光里，几乎一半的欧洲都惨遭蹂躏。另一半的居民如若没有疯狂地专注于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纷争的话，似乎也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共同努力阻击入侵的进程，显然把这次天罚视为大自然给予的破坏性灾难，难以避免，无法补救。幸运的是，值此紧要关头，窝阔台去世了，拔都被召回亚洲，西方文明就此逃过一劫。
后期最著名的蒙古首领是忽必烈汗（kublaikhan，1259—1294）。他迁都汗八里（cambalu），即为现在的北京，并在此接见世界各地的使节与访客。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在这位君主的皇宫里居住多年，获取了关于远东珍贵而鲜活的知识，并在其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将之传递给了欧洲。
中世纪时期蒙古人的游动式蒙古包忽必烈汗死后，无节制扩张且松散联合的帝国陷入混乱并分裂成了诸多小国。后来成吉思汗的一位远亲帖木儿（timur/tamerlane，1369—1405），又将帝国恢复，亚洲大部都被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帖木儿死后，广阔的帝国一样土崩瓦解。他的后代之一巴布尔（babar/baber）于1525年入侵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kingdomofthegreatmoguls）。这个蒙古王国持续了200多年，直到18世纪被英国人摧毁。莫卧儿帝国在德里（delhi）和阿格拉（agra）的宫殿的富丽堂皇是东方最灿烂的艺术风格之一。
阿格拉的泰姬陵（tajmahal）这一宏伟的陵墓是由莫卧儿皇帝沙·贾汗（shahjehan，1628—1658）为其死于1631年的宠妃所建。
亚洲从未从蒙古征服者制造的可怕灾难中复苏过来。许多生机勃勃的地区被这些民族毁灭者扫荡一空，至今仍如墓地般荒无人烟。但蒙古的入侵与西方历史之间的联系最令人瞩目。这场剧变对欧洲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蒙古人统治了东斯拉夫人近300年之久。这对于罗斯来说，就像后来的奥斯曼人征服东南欧一样，都是灾难。
466.奥斯曼帝国(51)的开端
历史上所有图兰人国家中，最新、最长、最重要的由奥斯曼人建立。该帝国的核心是13世纪一队突厥武士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小国。当蒙古人西征至小亚细亚时，周边的部落开始逐渐臣服于奥斯曼，与此同时，她逐省地吞并拜占庭皇帝的亚洲领地。在14世纪后半叶，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
467.加尼沙里军团
奥斯曼人的征服极大地得益于一个极有战斗力的兵团，它组建于14世纪初期，被称为加尼沙里军团(52)（janizaries）。其主要成员起初是基督教俘虏中的优选儿童，这些儿童在伊斯兰的信仰中成长。当战争导致没有足够的兵源之时，苏丹向信仰基督教的子民强征儿童服兵役，有时一年强征多达2000名男孩。这种征兵的方法维持了大约300年。
468.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由于蒙古人在亚洲袭击了奥斯曼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因此而延迟了一段时间。最后，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0）以庞大的军队和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经过短暂的包围，君士坦丁堡彻底沦陷。据说都城的10万居民中有4万人被杀，5万人沦为奴隶。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之上的十字架被新月所取代。
这样一来，在旧罗马落入西部蛮族之手整整1000年后，新罗马也落入了东部蛮族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历史上最令人痛心却又命中注定的事件。此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像西庇阿在迦太基时一样，凝视着君士坦丁堡的废墟和空荡的宫殿，据说他感慨于命运无常，若有所思地吟诵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usi/ferdowsi）的诗句：“蜘蛛网是恺撒宫殿的窗帘；猫头鹰是阿夫拉西亚普望楼上的哨兵。”(53)奥斯曼人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相当无感，他们一直被视为欧洲的入侵者，在当地的存在导致了几场最为血腥的近代战争。奥斯曼人逐渐被排挤出了欧洲的领土，就如盘踞在欧洲大陆另一角的穆斯林摩尔人在很早以前被西班牙的基督教骑士驱逐一样，而其被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赶回去的日子也可能为时不远了。
第四十九章
城镇的发展
469.10世纪城镇的快速发展
古罗马城镇作为进攻和防御的中心，在蛮族入侵时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猛烈的进攻之后，许多城市的坚固城墙都成了荒原之上的“环形废墟”（ringsofruins）。但无数城镇化为废墟，不只是帝国毁灭者的暴力所致。城镇人口减少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蛮族喜欢开阔的乡村而不是城镇，他们不喜欢城墙内的生活。截至11世纪，欧洲人口基本上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绝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
然而入侵者一旦定居下来，文明便开始复苏，古罗马的城镇开始逐渐恢复以前的地位。10世纪时，北欧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正严重困扰着西欧（第417条）。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城市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防御，武装自卫队，完善市政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修建城墙，这些有时能得到、有时得不到王室或帝国的支持。在那些充满邪恶势力的时代，坚固的城墙是唯一可靠的防护。因此，与封君的城堡是用来保卫乡村有所不同，欧洲此时开始密布高墙防卫的城镇。
470.城镇的工业生活；行会
城镇是中世纪晚期的工场。其工业生活的显著特征是某些商人或行业联合起来所形成的行会（gilds），主要分为两类：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一般来说，行会的成员是该地的主要土地所有者和商人。手工业行会就是制鞋工、烘焙工、织布工、纺纱工、染色工、碾磨工等的协会。在一些城镇甚至有50个以上的行会。
14、15世纪期间的城镇内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会多种多样的活动史。然而，此处限于篇幅，难描梗概。只能指出这些令人关注的行会在中世纪城镇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中世纪时期位于阿尔勒的古罗马剧场471.汉萨同盟在11、12世纪，北欧的城镇开始扩大其商业联系，但普遍存在的不安全和混乱状况给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因素。商人通过陆路将货物运往意大利的市场上销售，但却冒着落入对各条路线虎视眈眈的强盗贵族之手的风险，要么被全部劫走，要么交一笔很不合理的买路钱。在这些强盗贵族的眼中，平民商人没有权利得到他们的尊重。经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前往意大利的水路也不安全。海盗船在这些水域游荡，将任何一艘他们可能制服或诱撞于危险海岸的不幸商船作为战利品。
这种混乱的状态导致德意志的城镇在14世纪中叶联合起来保护它们的商人免受海盗和强盗的侵袭，这些临时联盟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汉萨(54)同盟（hanseaticleague）。德意志北部有80多个主要城镇加入同盟。为了促进成员的交易业务，同盟在不同的外国城镇设立商栈和仓库。同盟中最著名的外贸商站是布鲁日（bruges）、伦敦、卑尔根（bergen）、维斯比（wisby）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同盟因此成为了巨大的垄断集团，为其成员的利益努力控制整个北欧的商业贸易。
多种原因导致汉萨同盟城镇繁荣的衰落以及同盟的解散。其中最主要的是15、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使得商业活动中心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港口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港口。最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与之相伴的宗教战争导致许多汉萨城镇沦为废墟，从而使同盟彻底解散。
472.意大利城市早期发展的原因
中世纪自治城市获得最大的发展、权力和影响还是在意大利。诸多情况和原因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发展。但意大利城市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与东部的贸易，以及十字军东征所赋予的巨大推动力。
随着财富而来的是权力，因而几乎所有意大利的主要城镇都变成了与众不同的自治城邦，只是在名义上依附于教皇或皇帝。到13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分裂成了约200个纷争不断的小城邦，意大利成为了另一个希腊。
473.暴君的崛起
意大利城市间的不断战争及党派间的无尽纷争，同古希腊城邦之间无休无尽的斗争与分裂导致了同样的问题：两败俱伤的战争与冲突导致了混乱，民主制度被推翻。在13世纪末，几乎所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共和国都落入内部的暴君之手，他们的累累罪行以及无法容忍的暴政，使其同篡夺古希腊自由城市最高权力的僭主一样可憎（第123条）。
474.威尼斯
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威尼斯，起源于5世纪为躲避匈奴王阿提拉（第333条）的狂暴而逃到亚得里亚海湿地中的一些难民所建的简陋棚屋。几个世纪后，征服与谈判逐渐扩展了威尼斯的领地，直到最后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海岸和水域，正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掌控着西地中海一样。
威尼斯在13、14和15世纪达到了鼎盛，在地中海的霸权，就如现今英格兰对海洋的掌控一样彻底，每年都会通过向海里扔下一枚戒指这样的独特仪式举行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的婚礼”（weddingtheadriatic）。该习俗由此而来：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感激威尼斯人在他同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斗争中为其助阵，赋予总督一枚戒指，并说：“以此作为统治海洋的象征，你与你的继任者每年为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举办一次婚礼，这样人们便知海洋属于而且服从威尼斯，就如新娘服从她的丈夫一样。”一年一度的庆典是中世纪最光辉灿烂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