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三国英雄记.鼎足成三分》（8）

孙权称帝

◎寂寞的曹植

曹魏太和二年（228年）四月，魏明帝曹叡从长安回到了洛阳，之所以匆忙从长安赶回来，是因为内部出了问题，情况还相当严重。就在魏明帝御驾亲征长安期间，洛阳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说魏明帝在外驾崩了，曹魏的大臣们正在商议迎请雍丘王曹植继位（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

这当然经不起推敲，但它来得十分突兀，因为曹植已经有很多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把他抬出来，背后一定有文章。

这个谣言不可能是曹植或他手下人散布的，那毫无意义，反而给自己找麻烦。

制造和散布这个谣言的无外乎是两种人：一是曹魏内部的反对派，他们或反对曹魏政权，或只反对魏明帝，总之希望曹魏混乱或分裂，之后趁乱起事，浑水摸鱼；二是曹魏的对手，最有可能的当然是蜀汉，孙吴也不能排除。

利用谣言打击对手属于舆论战，也是作战的一种形式，魏、蜀、吴三方都互派有不少间谍人员，收集情报、搞暗杀等活动之外也负责制造谣言，从内部扰乱对手。这次洛阳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谣言，诸葛亮的嫌疑最大。

这个谣言流传甚广，弄得人心惶惶，曹魏的大臣们以及太皇太后卞氏都十分害怕（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在这种情况下魏明帝自然不敢在长安多待，赶紧回驾洛阳。

看到孙子平安回来，太皇太后悲喜交加，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她主张追查谁编造了这个谣言（欲推始言者）。

但魏明帝不同意，他说：“天下人都这么说，追查谁呢（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可以看出魏明帝有一些无奈。

谣言当然是可恶的，但谣言之所以能流行，被大家乐于传播，还是因为人心有所指向，看来大家对自己继位以来的作为多少有所不满，所以才希望皇权易位。

对魏明帝来说这是一种伤痛，不愿意追查下去就是希望这种痛到此为止。

同时，这件事牵扯叔叔曹植，也是一件敏感的事。由于早年的特殊经历，魏明帝对曹氏宗亲在情感上与父亲有所不同，父亲的这些兄弟、自己的叔叔们处境都不怎么好，魏明帝更能理解和同情他们，但要改变父亲苛禁宗室的政策，魏明帝还下不了那样的决心。

所以，魏明帝继位以来曹植等人处境虽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依然远离着政治，在各自的封地过着看似逍遥实则形同被软禁的生活。

曹植这些年先后被封为平原王、鄄城王和雍丘王，封地一改再改，也是对他的一种提防。曹丕驾崩前一年，即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曹丕在东征途中专门去了趟雍丘，与曹植有过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气氛应该不错，曹丕走时下诏为曹植增加封邑500户。

魏明帝继位后曹植一度被改封为浚仪王，次年又复为雍丘王。侄子继位，燃起了曹植心中本已泯灭了的抱负，他觉得自己怀抱着利器而无所作为（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于是向魏明帝上疏要求出来做一些事。

这份上疏在《曹植集》中被称为《求自试表》。开篇先提出士人生于世，在家里应该事奉父亲，在外面应该效力于君王（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不能坐吃等死、无所事事，像《诗经》里所说的“素餐”那样。

接着，曹植说自己蒙受国家的重恩已历三世，现在国家正处于升平之际，沐浴圣泽，潜润德教，而自己只能窃位东藩，虽然爵在上列、爵重禄厚，但无德可述、无功可记，恐怕被人讥讽。

曹植举了很多古人的例子，说明人生在世需要建功立业，而不是安于享受。

比如霍去病，汉武帝要给他建造府邸，霍去病说“匈奴没有消灭，我怎么能先营造自己的家呢”，曹植用霍去病的话传达出自己的心声。

曹植说自己随先武皇帝多次征伐，曾南到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希望能发挥自己的“锥刀”之力，或者把自己编入大将军曹真的队伍中充当一名校官，或者让自己到大司马曹休的手下去率领一支水军（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自己一定会乘危蹈险、突刃触锋，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冲在最前头。

这份奏疏写得挺长，看来曹植不仅动了心，也动了真感情。

这份奏疏正好写于太和二年（228年），不清楚是不是这一年年初，如果是的话，或许与春天里洛阳出现的那个谣言多少有些关联。

但是，曹植的满腔热情却没有下文。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反响，就在这份上疏发出的第二年曹植再次改封，这一次的地点是东阿。

雍丘属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大学者蔡邕、才女蔡文姬的故乡，当年曹操曾在此亲自指挥过雍丘之战。这里相对比较贫瘠，曹植被封为雍丘王五年，为改变这里的面貌，亲自组织大家种植果树，迄今累计种植了五万多株。

东阿县属兖州刺史部东郡，在当时自然条件要好得多，所以这次改封与前几次不同，是从贫瘠的土地迁往肥沃的土地（转居沃土）。据说这次改封是太皇太后提议的，她说雍丘低洼潮湿，所以把曹植改封到东阿，还特意强调先派人去问问曹植的意思，如果同意再改封（可遣人按行，知中居不）。

曹植于是离开了居住了五年的雍丘来到东阿，魏明帝还曾下诏从国家仓库里拨出5000斛粮食补助他。

处境虽然改善了不少，但曹植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理想却一直未能实现，曹植仍然在他的封地过着寂寞的日子。

◎孙权的“长安”号

这段时间，蜀汉和曹魏在西线战场死磕，让孙权轻松了不少。

为配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孙权也发动了一次江夏战役，虽然成效不大，但却形成了在荆州战场上的攻势局面，战略上更加主动。

武昌作为孙吴新大本营的地位更为巩固，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其东南方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是天然的军事屏障。

武昌临近江边的西山景色十分秀美，环城绕郭有洋澜湖和三山湖，让古武昌城显得景色宜人，适于居住。附近的西山还自古出铁，离武昌不远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矿丰富，冶炼业在这里早有一定规模。

武昌城西90里处有樊川，可停泊水军船只，与樊川相连的有长达百里的梁子湖，湖面很宽，水量足，终年不枯，是操练水军的理想处所。由樊川还可轻松进入长江，其交汇处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樊口，这里已经成为孙吴水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要与强大的魏军争衡，水军是吴军的制胜法宝，孙权一向重视水军建设，大本营迁到武昌后，孙权命人在这里大量造船，其中有一艘最大的战船取名为“长安”

（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

船造好后，孙权下令在钓台圻试航，他亲自登船参加首航。

试航的这一天，天气很不好。

船行至江上突遇大风，亲近监谷利下令船工驶回樊口。

孙权生性喜欢冒险，大风大浪根本吓不住他，反而激起他挑战自然的欲望。

孙权转身向船工下令道：“扬帆驶往罗州（当张头取罗州）！”

船工当然得听孙权的，准备加速前行。

谷利急了，拔刀对船工道：“不去樊口者斩！”

船工只得掉头回樊口，风果然越来越猛，几乎无法行进。

谷利本是一名奴人，为人忠果刚烈，从来不会虚意逢迎（言不苟且），因而受到孙权的喜爱。孙权把他留在身边，平时呼他作“阿利”。之前在逍遥津那次也是谷利帮孙权脱的险。

试航归来，孙权对谷利说：“阿利，你怎么这么怕水（阿利畏水何怯也）？”

谷利跪着回禀道：“大王是万乘之主，不能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很高，容易颠覆，一旦出了意外，社稷怎么办？所以我才以死相争。”

孙权听完更加器重他，以后连“阿利”也不叫了，常叫他“谷”（自此后不复名之，常呼曰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