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3章构谣激乱，松府天变

第473章构谣激乱，松府天变

松江府是大明当之无愧的“棉织心脏”，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誉。

府城内外，织户的机杼声从黎明响到深夜，连城郊的村落里，都能看见农妇坐在屋檐下，脚踩纺车将棉絮纺成棉纱，手指翻飞间，白花花的棉纱像流水般缠绕在锭子上。

棉织业在这里早已不是“副业”，而是撑起八成手工业产值的支柱，连三岁孩童都知道“种棉不如织布，织布不如卖布”的生计口诀。

这般盛况，并非偶然。

松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壤多是疏松的沙质土。

这种土保水性差，却偏偏合了棉花的“脾气”，春播时不易烂种，秋收时棉桃开裂利落。

反观桑树，需肥沃黏重的土壤才能扎根，还得专人施肥修剪，三年才能成材，对农户来说远不如棉花“省心”。

更别提，松江的棉花产量占了全国三成，农户从自家地里摘了棉桃，晒轧后就能纺线，原料成本比从湖州运生丝低了不止十倍。

技术门槛更是关键。

棉织用的“脚踏纺车”，三两银子就能打一架，农妇忙完地里的活，晚上就能坐在纺车前赚些家用。

织棉布的“腰机”虽比纺车复杂些，可跟着邻里学半个月也能上手，普通农户完全能兼顾农业与棉织。

可丝绸织造不一样。

那“提花机”光机身就有丈余长，零件多达上百个，造价要二十两银子，抵得上农户半年的收入。

织工更是得培训三五年，才能摸清“花本”上的经纬规律，寻常人家根本养不起这样的“专业户”。

如此一来，松江织户里九成以上都靠棉织为生。

只有华亭县、上海县城里的少数专业织户，才敢碰丝绸生意。

他们多聚集在七宝镇这样的商贸重镇，靠着绸商提供的生丝，织些供官绅享用的“云纹绫”，农村织户连见都少见。

本地桑园只有五万亩，连湖州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织户要织丝绸，只能等徽商、洞庭商帮从湖州运“七里丝”、从苏州运“吴绫丝”来。

这些商帮把生丝运到松江后，要么批发给织户，要么干脆搞“领织”模式。

先给织户发足生丝，织成丝绸后再回收，扣掉生丝成本，剩下的才是织户的加工费。

至于官营织坊，早在正德年间就败落了，松江“织染局”的规模只有苏州织造局的十分之一。

到天启时连自身用丝都得靠苏州调拨，民营织户的生丝，几乎全捏在严家这样的大绸商手里。

水患过后，这根“生丝命脉”成了严家攥在手里的利刃。

织户们的日子本就难以为继。

农田被淹，没了粮食收成，只能靠织布换口吃的，可生丝、棉花都得花钱买，不少人只能找严家“预支”：

先领原料织布，等布卖了再扣抵加工费，有的甚至还借了严家的粮钱，早就被绑在了严家的“利益船”上。

就在织户们盼着织几匹丝绸回回血时，严家的“杀招”悄然落下。

先是“假告示”惑众。

在织户聚集的踹坊、染坊外，严家的人贴上了伪造的“官府告示”，黄纸黑字写着“为筹救灾银两，每匹布需额外缴纳二分‘救灾捐’，逾期不交者，拆织机、拘家人”。

牙行的伙计还拿着告示挨家挨户宣读，故意把“拘家人”三个字咬得极重，见着胆小的织户，还会添一句“前儿城西王织户没交捐，官差直接把他家纺车抬走了，老婆孩子都哭着去求情呢”。

织户本就怕官府，一听说要加捐还要拆机器，顿时慌了神。

张家婶子攥着刚纺好的棉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二分捐，织三匹布都赚不回来，这日子还怎么过？”

李家大哥则气得拍了织机：

“水患时官府也没给咱们发多少救济，现在倒好，还来抢咱们的活命钱！”

严家要的就是这股怨气。

紧接着，关于“救灾司清丈土地”的谣言又传开了。

本该是核实灾损、公平赈灾的好事，到了严家嘴里，却成了“官府要收走织户的‘织机田’”。

严家的管事会在茶馆里“无意”提起：

“我昨儿见救灾司的人拿着图纸，说织户的田都是‘私占官田’，要没收给汪老爷种桑树，以后织户连放织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官营作坊当雇工，一天干十二个时辰，还管不了饱！”

为了让谣言更可信，严家还找了“托儿”。

一个被收买的破产织户，天天在市集的茶摊前哭诉，怀里抱着饿得直哭的孩子：

“各位老少爷们，我家那三分织机田，昨天被救灾司的人划走了，说要给汪老爷当桑园！

现在织机没地方放，我欠严家的粮钱还没还，一家子就要饿死了啊！”

说着还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契”，引得周围织户一阵同情，骂官府的声音越来越大。

朝廷让织户在救灾司登记“织机数量、产量”，本是为了掌握生产数据、合理分配原料，却又被严家曲解成“要把织户变成官奴”。

牙行的人会凑到织户身边，压低声音说：

“你们以为登记织机是好事？

那是官府要给你们‘上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