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6章新政兴农，峻法惩逆

第476章新政兴农，峻法惩逆

天启二年十月中旬，北京的风先一步带来了冬的凛冽。

皇城根下的老槐树早没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干冷的风里晃，偶尔落下几片卷边的枯叶，被风卷着贴在朱红宫墙上，又很快被巡城兵卒的靴子碾成碎末。

气温已跌破零度，呼出口的气都成了白霜，裹着厚棉袄的百姓缩着脖子往胡同里钻，却少见往年冬日里的愁容。

今年的北直隶，没有粮荒的影子。

往年这时候，若是遇上干旱，粮店的米价早该涨得离谱，胡同里总能听见谁家娘子哭着说“买不起米”，甚至有流民裹着破席子在城墙根下冻饿而死。

可今年不同，西四牌楼的粮店前，排队买粮的百姓手里攥着铜板，脸上带着踏实的笑。

掌柜的掀开米缸，里面的粟米、麦仁堆得冒尖，旁边还摆着几袋灰扑扑的番薯干，嗓门洪亮地喊：

“番薯干便宜卖！两文钱一斤，熬粥顶饱！”

这底气，全来自皇帝朱由校一年多来的力推。

清丈北直隶各州府的“隐田”“荒田”，凡是士绅隐瞒不报的私田，尽数收回。

流民、军户只要愿意耕种，就给田、给种、给农具，还免三年赋税。

顺天府的大兴县，清出的荒田就有两万多亩，分给了三百多户流民，官府还派了农官去教他们种番薯。

这作物耐旱，哪怕天旱得裂了缝，藤子依旧能爬满田埂，挖出来的块根沉甸甸的，一亩地能收千斤，抵得上三亩粟米的产量。

为了保收成，朱由校还下拨内帑，让顺天府、保定府兴修水利。

农官们带着百姓挖水渠、修水窖，把拒马河、永定河的水引到田里，连偏远的蓟州，都修了十几处小型水库。

到了秋收时，北直隶的番薯收得满坑满谷，保定府的农户家，地窖里堆的番薯能吃到明年开春。

顺天府的赈灾粮库里，除了常规的粟米，还多了几十万斤番薯干，甚至能调拨一部分给山东、河南。

这两省也跟着种了些番薯，虽没北直隶收得多，却也够缓解粮荒。

江南水灾闹得凶时，京城的粮价确实涨了几天，米店掌柜们还想趁机抬价，可没几天，官府就拉着满车的番薯干、粟米到街头设了“平价粮点”，一两银子能买四石粟米，比往年还便宜。

粮店掌柜们见状，只能把价压下来，私下里嘀咕：

“这番薯真是神物，往年旱年哪有这光景？”

除了番薯，皇庄里试种的玉米更是让京城刮起了新风。

十月初，皇庄的管事捧着一筐黄橙橙的玉米穗子进了宫，穗子上的玉米粒饱满得像金珠子，剥下来煮在水里，满殿都是甜香。

朱由校尝了一根，玉米脆嫩清甜，大明皇帝当即露出了赫鲁晓夫的微笑。

立刻就让御膳房多煮些，分给朝臣们尝鲜。

第二天，《皇明日报》就登了《皇庄新获玉米颂》，配着玉米穗子的木刻图，写着“玉米耐旱高产，蒸煮皆可食，实为民生佳谷”，还详细说了种植方法，鼓励百姓明年试种。

这报道一出来，京城的达官贵人顿时着了迷。

后宫皇后宴请诸贵妇人的时候，就多了道“蒸玉米”，这些贵妇人吃得赞不绝口，问“何处能买”。

许多达官显贵的管事甚至跑到皇庄，想花钱买玉米种子，说“要在自家花园里种几株”。

皇庄的玉米本就种得少，只有几百亩，很快就被权贵们买空，市面上甚至炒到了一两银子一根。

这价格，比粟米贵了百倍不止，却还是有人抢着要。

有官员见了，劝朱由校“定个最高价，别让权贵们哄抬”，朱由校却摆了摆手，笑着说：

“不用。他们越抢，百姓越知道玉米值钱，明年自然会想着种。

等家家户户都种了，价格自会降下来。”

资本主义哈耶克的大手，会教那些囤积居奇的人做人做事的。

他要的不是“管控价格”，而是“激发种植热情”。

玉米不仅能当粮，秸秆还能喂牲口，比番薯更合北方农户的需求。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保定府的农户托人来京城，打听玉米种子的消息；顺天府的农官也递了折子，说“百姓求种者甚多，恳请明年扩大试种面积”。

“只要把番薯、玉米推广开，让百姓有饭吃、有田种，再难治的乱局，也能平定。”

“毕竟，民心安了，天下才能安。北直隶的冬日，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话不是空论。

如今的北直隶乡间，农户地窖里的番薯堆得能没过膝盖，往年冬日里常见的“卖儿鬻女”的惨状，今年竟绝迹了，连城墙根下的流民都少了大半。

官府不仅给他们分了荒田，还送了番薯苗，教他们开春怎么种。

可百姓的安稳，却衬得朝中官员的心思愈发复杂，那些藏在朝服褶皱里的怨气，比冬日的晨雾更难散。

清丈土地时，多少士绅官员隐瞒的私田被收回？

推广番薯时，多少靠囤积粮食牟利的粮商断了财路？

这些人嘴上不敢说，暗地里却递了不少奏折，或说“番薯粗鄙，恐伤百姓脾胃”，或说“清丈过严，恐失士绅之心”，字里行间都是对新政的抵触。

而对于这些怨言，朱由校则是笑而视之。

敌人说这件事做得不好，说明你这件事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