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浴火
第2章浴火
【母亲的金戒指】每次上坟，跪在母亲的墓碑前，我都想：下面两尺那个铜盒子里的骨灰中间会不会有个黄澄澄的金戒指？
从我有记忆起，母亲左手无名指上就戴着那个金戒指，每次有人问她是不是结婚戒指，母亲都摇头：“我才不戴结婚戒指呢！你瞧！我先生戴吗？他不戴我干吗戴？”
也听人笑说是逃难时戴的，母亲又猛摇头：“有谁这么笨，戴这么大的金戒指逃难，等人抢？”
母亲的金戒指确实够土，圆圆粗粗厚厚，显得有点突兀，好像存心把一大块黄金戴在手上。尤其麻烦的是因为太大，她的手随便往桌子上一放，就“当”一声。左一声“当”、右一声“当”，幸亏我听惯了，否则真觉得吵。
那“当当”的声音到母亲晚年反而顺耳了，它居然能有安心的效果，我只要听见“当当当”，就知道老娘没问题。
母亲也知道她的戒指吵，但她自有一套说法：“别听声音吵，这可是九九九的纯金，黄金的声音不一样，不信你用个铁的敲敲看，那会震耳朵，哪儿像纯金来得含蓄、厚实！”
母亲中风后进了加护中心，医院建议家属摘走病人身上值钱的东西。我取走了她细细的金链子，却留下重重的金戒指，一方面想她戴了那么久，从来没摘过，八成不好摘，硬摘只怕伤了她；另一方面觉得那就是母亲，母亲的手跟金戒指是不可分的，摘掉就不像妈妈了！
所以直到母亲辞世，金戒指都留在她手上。后来殡仪馆的人问要不要帮忙摘下，我也立刻摇头。他们或许有意，告别式瞻仰遗容时，母亲的右手被长长的袖子盖着，左手却露出来，露出那黄澄澄的金戒指。
告别式除了家人，只邀请了几个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位母亲生前的老友。老太太也九十了，弯腰盯着母亲的手，又缓缓抬起头，转过脸，对我小声说：“你这儿子真孝顺！”不知她说我孝顺是不是因为我留了金戒指陪葬。
告别式结束，送往火葬场，每个参加的人都开车尾随，灵车没直接开往大烟囱，而是停在一个小教堂的前面。母亲的棺木被几个壮汉抬下车，放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先有人带领唱圣歌，而后每人发一枝玫瑰，指示大家排队走到棺木前，放在棺盖上，接着居然叫大家离开了。“不是要看着进火葬场的炉门，甚至看到点火吗？”我问执事人员。他摇摇头说：“不，交给我们就好！”
回到家我一直不安，心想会不会就因为他们看见母亲的金戒指，要摘下之后才送去焚化？我又跑去问葬仪社的人，对方一笑：“因为你讲究啊！买那么好的棺材，那是土葬用的铜棺，不能火葬，火烧不了。”我怨他在我挑棺材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他又一笑：“我以为你们中国人是这样，要体面。”我问那棺材呢，他摇头说不知道。
回家，我更不安了，觉得自己不孝，原本想挑个豪华的棺材，却可能造成母亲火化的时候根本没棺材。眼前浮起火葬场人员把母亲的遗体从铜棺里拖出来的画面，还有，会不会在这时候被哪个人摘走了金戒指？那么大的纯金戒指，谁能不心动？搞不好大家还卖了朋分呢！
七天之后请回骨灰，重重一包。里面是黄色的牛皮纸袋，外头裹着塑胶膜，简直像园艺用的“骨粉”肥料。怪不得新闻说有不肖的火葬业者，把死者的尸体扔进树林，用猪骨粉当作骨灰发还家属。
母亲的骨灰放在她生前的卧室里，孙女放学都会先探头进去喊：“奶奶好！”我也每天进去问安，只是一边鞠躬一边想：那纸袋里头是不是母亲？还有，母亲的金戒指在不在里面？
墓碑和骨灰匣做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墓园的人问我要不要亲手把骨灰倒进骨灰匣，我还没答，他就说由他服务好了，接着把骨灰带到隔壁房间，再出来时已经抱着铜匣子。
我当时挑铜制的匣子，是想尘归尘、土归土，死者最后都要入土为安，而且重新融合为大地的一部分。铜会生锈，几十年后母亲的骨灰就会与天地结合。但是看着骨灰匣放进两尺深的墓穴，我又想：当铜匣子解体了，骨灰化为泥土，母亲的金戒指应该永远不会腐朽。还有，那天怕我伤心，不要我自己动手而躲开我的视线，把骨灰倒进铜匣的人，会不会倒着倒着突然听见“当”一声，看到白白的骨灰中有个黄澄澄的金戒指？他会不会动心？会不会把戒指偷偷留下？
母亲过世已经十七年，这许多疑问总在，但是而今我想开了：那昂贵的铜棺，八成又卖给了其他丧家，装着别人的遗体土葬。这也挺好，没浪费！
还有，母亲的金戒指，无论谁摘走了，总比永远埋在地下有用。说不定别人戴了，说不定被熔化，做成漂亮的首饰，戴在了哪位新娘的头上。又或许被分成好几个小戒指，欢跃了好多少女的心。
去年二哥二嫂到台湾，我请他们吃晚餐，多年不见的二嫂突然把一个小锦盒双手交给我：“妈妈临终交代的，非给六弟不可。”打开锦盒，居然是个很大的金戒指，跟母亲的一模一样，我吃惊地问：“哪儿来的？”
“这是你过继到刘家时，你刘家妈妈送给咱亲妈的，算是信物！把你从姚家送给刘家，从此结为亲家。只是后来刘妈妈怕你被姚家要回去，避不往来。”二嫂说，“妈妈不计较，说她生了六个儿子，刘家只你一个，就别去打扰了。但是妈妈一直留着这个金戒指，临死，说非交给你不可！”
【最后一口糖西红柿】
小时候我很爱吃糖西红柿。常看母亲把生西红柿用滚水烫了，剥下薄薄的皮，再切成小块放在碗里，加上白糖搅一搅，成为清凉可口的糖西红柿。
但是自从父亲为一碗糖西红柿责备我之后，我就再也不吃糖西红柿了。
那时父亲已经大肠癌末期回家疗养，母亲的好朋友李妈妈搬来我家帮忙照顾。有一天李妈妈做了碗糖西红柿给我，我从厨房端到客厅，坐在父亲旁边吃，问：“爸爸要不要尝尝？”爸爸点点头，我就舀了一勺放进他嘴里，“好不好吃？”父亲点头。我好兴奋哟！立刻转头对着厨房大喊：“李妈妈，再拿一碗糖西红柿，我爸爸要吃！”没想到已经病重、不太说话的父亲居然瞪我一眼，沉声骂：“不要喊！没礼貌！我不吃！”
父亲从来只会宠我，不曾骂我，连大声说话都不曾，怎么会突然这么凶，我怔住了！噙着泪，低着头，吃完手上那碗糖西红柿。
从此我再也不吵着吃糖西红柿。
但我仍然爱西红柿，爱种西红柿，爱看西红柿的花果，也爱摸西红柿的叶子，闻它们的味道。
种西红柿是偶然开始的。
那时家里失火，烧成一片废墟，父亲死了，公家不给我们重建，母亲只好在院子边上盖了间草房，没几个月，高高低低的残砖破瓦间就长满杂草。有一天我把球丢进草丛，捡回来觉得身上好像有股香味，把衣服举到母亲眼前，问她是什么香。
“臭味！哪儿是香味？”
母亲对香味的感觉常跟我不同。譬如马缨丹，有股特别的辛香，母亲偏说是臭花，还叫我少碰，说八成有毒！西红柿叶子的香味跟马缨丹有点像，也有些刺激，怪不得母亲不爱。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爱，欧洲人早期甚至因此说西红柿有毒。
自从在院子里发现西红柿，我每天都过去看。颓圮的泥墙和灰烬是最好的养料，五六棵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西红柿，每株都长得很壮。叶片沿着叶柄向两边生长，每片大小不同，裂口也不一样，有些叶子中间鼓起来，造成蜷曲，变化复杂极了！
不到三尺高，它们就开了黄花，一朵朵朝下，像是小铃铛。接着中间钻出绿色的果实，很快长大，变成红色。多么神奇的植物啊！明明是一年生的草本，却好像木本的果树。明明是蔬菜，却可以当水果。还有，就是它们像树又像藤，尽管没有攀爬的须，却容易东倒西歪，使我不得不用竹子把西红柿架起来。竹子是原先支撑墙壁用的，被火熏得黑黄相间，绿叶红果黄花，在一片断垣残瓦和焦黑的竹枝间展示了新生的喜悦。
或许因为童年的记忆，我特别爱画西红柿，而且在创作前一定细细写生，必须抓住西红柿的特殊味道。这几年我画西红柿更容易了，因为九十多岁的岳父种西红柿。怕影响草坪的景观，老人把西红柿都种在花盆里，一排排放在露台上。花盆里全是老人用厨余调制的泥土，西红柿株株肥大，而且品种各异，有像葡萄成串的，有鲜红如樱桃的，还有名叫“大男孩”（bigboy）的超大个儿。我只要把西红柿盆子推到窗前，就能从容地在屋子里面写生。也因为从容，越能细细描绘西红柿的变化。
最近画了一张以西红柿和青鸟为主题的《夏日园趣》。我先用铅笔写生做底稿，再转画到绢上。半透明的绢特别适于以水绿表现叶子的剔透，鲜艳的果实则以朱砂打底，再罩染几次洋红。
一只小鸟特别聪明，选择了最熟的西红柿，站在上面品尝。另一只大概闻讯飞来，为了减缓下降的速度，把翅膀用力向下拍打，并将尾羽张开以产生阻力，爪子已经接触到叶柄，把那片叶子压弯。正在享用西红柿的那只则回头大叫，不知是说“真好吃！快来啊！”，还是喊“我先到，你别抢！”
我一边画，一边想那两只小鸟的对话，也想到少年时废墟间的野西红柿，还有我拿着勺子喂父亲吃糖西红柿的一幕。
从来都是爸爸喂我吃东西，只有那一次，我把勺子送到他微微张开的嘴里……
【灯火迷离的小巷】
我童年的记忆是黑色的，也正因为很黑很黑，所以偶尔有些灯火，就显得特别明亮，印象格外深刻。
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在晚餐后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的小藤椅，再将他的渔篓往后座一摆，渔竿往旁边一插，带我去台北的水源地钓鱼。车子吱呀吱呀地从台大教授聚居的温州街，经过台湾政界人士俞大维的宅邸和“兵工”学校的“军官”眷舍，进入违建区。那里没有路灯，两边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和石棉瓦盖的，屋檐很矮，灯火很暗，巷子很窄，头顶有晾衣竹竿和忘记收的衣裤，脚下是滑溜溜的闪着油光的地面，屋里传出的是南腔北调的各省方言。我们必须提防突然泼出的污水、冒出的浓烟和喊着“别打了，别打了”冲出来的小孩。
为我家洗衣服的孙嫂、卖馓子的老爷爷都住在违建区。父亲曾带我去看过老爷爷炸馓子，白发老头趴在地上，伸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脸盆，就用脸盆装油炸。我不记得炸馓子的细节，倒是永远记得床上一个正在读书的少年，用带着恨意的眼光瞪我。父亲说馓子爷爷在大陆做铁路局的局长，一九四九年只带出这一个孙子。
经过违建区不远就到了水源地，堤防外有一大片竹林和沙土地，有时候老远就听到喧哗声，令我特别兴奋，因为表示当天搭了戏台。有平剧、相声、唱大鼓，还有我最喜欢的“漫画表演”。有一回牛哥驾到，他是我的偶像，因为他画头顶三根毛，尖嘴猴腮两颗牙，还穿着一双大头破皮鞋的牛伯伯太有意思了！他的现场表演更精彩，除了画牛伯伯、牛小妹，还请观众上台，在大大的白纸上随便涂抹，无论涂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牛哥都能三两下改成有意思的漫画，有一回还变出个光溜溜的美女，台下好多人吹口哨。我实在很想上去，不敢，但总想画什么东西能够考倒牛哥，到今天还在想，想不出来。
穿过竹林就是新店溪，父亲会先挂盏电石灯在水边，暗暗红红的灯火引来好奇的水族，用网子迅速一捞，就能捞到不少小鱼小虾，再用它们做钓饵。没有月光的夜晚溪边很黑，连对岸也只有黑黑蓝蓝的山影和稀稀落落的灯光，使得四周钓客的烟头明明灭灭，成为另一种风景。那时的新店溪水很清澈，常有人跳下去游泳，从黑漆漆的水面传来他们叫爽的声音。
父亲也常在周末带我去万华“打泥人”。只记得街边一排小店，后面架子上摆着许多彩色的泥人，父亲用装软木塞子弹的气枪射击，泥人被打中掉到后面的网子里，就归我。还有一种是打乒乓球。一根根细细的水柱，上面顶着乒乓球，颤来颤去，却能不掉下来。父亲以前常上山打猎，自认为枪法很准，却总是打不中，但他都说：“气枪太烂！”
离“打泥人”的地方不远就是龙山寺，我最记得元宵节的时候，门口有好多大红灯笼，里面挂了各式各样的花灯。人太多，父亲背着我在人群里挤，看电动的孙悟空和白骨精。还有一回父亲带我坐公共汽车到了一个很热闹的夜市，好多摊子，上面挂着一串又一串小灯，卖的都是花花绿绿的东西，像是鲜黄的杨桃汁、荧光绿的腌橄榄和红滋滋的烤香肠。街上热闹极了，舞龙舞狮踩高跷，鞭炮锣鼓声吵得听不见说话，散着硫黄味的烟雾把人都隐藏了。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带我爬上附近的河堤，看见外面停了好多船，人影幢幢的灯火在黑黑的水面上形成颤抖的闪光。还有人放烟火，烟火一簇一簇呼啸着上天，在黑黑的夜空中爆炸成千千万万个小光点，瞬间全不见了！
父亲在我八岁那年就得了大肠癌，住进“空军”医院。记忆中那里像个学校，两边是平房，中间有个黄土地的大场子。有一天傍晚父亲撑着枯瘦的身子，带我走到医院门口买气球，虽然有各种鲜艳的颜色，但我挑了个土黄色的，因为看起来比较结实。牵回病房，许多护士跑来看，说气球活像篮球，于是在走廊又笑又叫地拍来拍去，我也拍，突然“砰”一声气球不见了，只剩下走廊屋顶一排昏黄的灯，护士们一下子都散了，我转身，面对的是躺在病房床上父亲苍白的脸。
父亲走后，我的童年更黑了，再没人带我去灯火迷离、烟花四射的夜市。晚餐后，母亲常拿把小竹凳坐在门口盯着我，而且指着巷尾说不准跑过那条电线杆，因为过去有很多小太保。她岂知我虽然不在她眼前越界，却会偷偷绕个大圈子到小太保的地盘。我也常偷听那些小太保讲话，有一次看见他们点蜡烛熏武士刀，一边熏一边说夜里用它砍人不会闪光。曾经有个小子从墙头往下跳，被下面的人横着一刀，两条腿都断了。我还记得有个长得很俊的小太保说去嫖妓，是他的第一次。旁边一位眷区妈妈用好奇怪的眼神问他感觉如何，小太保说：“热热的、软软的。”天很黑，但我看到那妈妈的脸一下子红了。
不知太保帮派是不是跟眷区有关系，“兵工”学校西边泰顺街、云和街附近有“三环帮”，东边台湾大学一带有“四海帮”，我有个同学的老哥就混三环，据说有一次从他爸爸床底下摸到一支黑管，身价立刻不凡了。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有个叫“天涯九龙凤”的女生帮派，据说里面的妞不但个个漂亮，而且下手比男生还狠，打完架，满地鲜血和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