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中国著名商帮的生意哲学(1)
第61章中国著名商帮的生意哲学(1)
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了解商帮的历史，体悟传统的商人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中华民族的商业精神，指导自己的商业生涯。
徽商
北宋过后，南宋定都临安（即今杭州），使得全国经济重心转向南方。南方经济一天天繁荣，给商人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于是，徽州人也渐渐开始经商，他们把自己丰富的物产通过新安江运出去，又把自己需要的物资运进来，就在这样的互通有无之下，随着南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的完成，徽州已渐渐地成为商人的活动中心。
从此，徽州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迅速地形成一个个商帮。在宋代，徽商中就有许多大富商，但真正形成帮会，则是在明代。
成化、弘治年间，东南部许多市镇经济大幅度上升，苏州、杭州、南京等一些地方商贾云集，促使许多城镇快速发展，并将这些地区的小生产者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作为身处其中的徽商此时如鱼得水，因地制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他们凭借地理血缘这一地利人和的条件，大规模合伙经商，从而形成了一统东南广袤地区的徽州商帮，徽商从此称雄商界。
盐业一直是徽商所从事的一大行业。徽商早期只是在北方边远地区进行盐业贸易。明代弘治年间，朝廷对盐业放开，商人向盐运公司缴纳银两即可办引行盐。这样一来，给徽商带来莫大的好处，从此盐商可以不必赴边纳粮，所以从事盐业的徽商越来越多。嘉靖、万历年间，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黄、吴、汪诸族拥有的资产就多达数百万。继他们之后，又有江、徐、曹、程、宋诸族，他们有的是运商，有的是场商。场商相当于第一批发商，他们从生产食盐的灶户手里购买食盐卖给运商，并利用压价等各种手段剥削灶户，有的场商还自行生产食盐，牟取暴利。运商则相当于总代理商，他们从场商手里买进食盐后，运到各销售点高价发售，所以他们的利润比场商要高得多。
运商又分为总商和散商，总商由官方指派，各散商都隶属其下，由总商监督，查禁私盐。而朝廷有关盐政方面的事情，也必须同总商共同商讨，总商这种双重身份带来了许多巨大的敛财机会，所以总商的职位一直是徽商争夺的焦点。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中，徽州人就占了一半。乾隆之际，徽州江春是显赫一时的总商，他任两淮总商达四十余年之久，多次率领散商捐资赈灾、助饷，屡受清廷嘉奖，是一个比胡雪岩更为风光的红顶商人。
当时的典当业是一种高利贷行业，面对厚利，徽商当然不会放过。据载：崇祯时，徽人汪箕在北京有几十处典铺，而河南则有徽州典商二百余家。到了清代，歙州人许某在苏州、浙江地区开设了四十多个典铺。可以说，当时徽商开设的典铺遍及全国。徽商经营典当业十分精明，他们想方设法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顾客，典当物品，发放高利贷，使别的商帮很难插足。其中茶业又是徽州商帮的长项，有许多几代相传的茶商。明代末年，歙州汪伯龄曾携资到四川雅州贩茶，没过多久就成了富豪。
清代康熙时同乡李遴也入四川贩茶，一举成为茶商首领。乾隆时，徽商在北京开了七家茶行，一百六十多家茶商字号，数千家小茶店。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老板几乎全是徽州人。在长江流域的各大城市，都有徽州茶商活动的身影。
除了以上三种行业，徽商还经营文房四宝以、瓷器、丝绸、粮食等等，不胜枚举。
由于宗族的缘故，一旦有一个徽州商人发迹之后，总会带动一大批徽州人也跟着成为富豪，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商业活动使徽商不断壮大。
徽商中有谁发了财，就放贷给他的宗族子弟，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经商。如果子弟们不善经营赔了本，他就大方地宽限还债期限，使子弟们有重整旗鼓的机会；如果赚了钱，他就从中抽取少量利息，使子弟们迅速发展，有利可图。因此只要有一人发了财，他们宗族子弟都会跟着沾光，并为他效命。还有的人因指导有方，使得子弟们所得比自己还要多，这种帮里不帮外的做法在徽商中普遍存在，所以徽州富翁越来越多，徽州理所当然也就越来越富，最后竟使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有的地区。
徽商深受故乡文化的熏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儒家“仁、义、诚、信”贯通于经商过程之中，形成了徽商特有的经商道德。
仁。仁爱之心一直在徽商的经营中产生作用，明代正德年间，桐城、潜山一带发生灾荒，粮价大幅度上涨，徽商汪平山并不乘人之危，而是将自己屯积的粮食不取利息地借给灾民，这一仁爱之举深受人们的称颂。歙县吴也常常告诫子孙经商要“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
义。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徽商十分重视这一点。明代万历时，徽州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他令当铺四面开门，让宗族子弟热情接待顾客，同时他吩咐子弟贷出的银子一定要分量足，不能搞欺瞒顾客的事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使他的典当业赢得了高度的信誉，远近的顾客都愿到他的当铺典当物品。绩溪商人江通也以义获利赢得乡人尊重。清代凌晋在与人做生意时，曾有那些市侩小人蒙骗他，他并不在意，仍以货真价实的态度与之交易，结果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徽商这种以义为利的举措，使他们获益匪浅。
诚。经商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与你交往，否则只会让人觉得你不诚实，不值得交往，所以徽商一直十分重视信誉，讲究诚实。徽州詹谷在上海崇明为别人主持商务，当时主人年纪大了回家去了，东南又有战乱，使崇明岛与大陆失去联系。可是詹谷不存半点私心，苦心经营，终于赚了大钱。后来主人的儿子来到崇明岛，詹谷将多年经营的账本交给主人的儿子，几年的账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这种诚实的态度受到别人的交口称赞。
有一个徽商许宪曾说：“以诚待人，人自怀服。”只有真诚待人，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和尊重，别人也才会和你合作。因此，徽商一直十分重视信誉。
信。商人有一句格言叫：“市不二价。”市不二价是说以信誉为上的经商原则。休宁的程锁在发放高利贷时，利息在一年之内都不超过本钱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举措自然为自己赢得了信誉。明代歙县商人许文才也十分注重信义，一贯地货真价实，童叟不欺，在商业队伍中有口皆碑，同样，生意也越做越大。
徽商中重信守义的人很多，像休宁金赦、婺源洪胜、程焕铨、毕周通等等，都是很重信用的商人。商业道德的重视最终使徽商雄踞商业，这就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妙之一。
徽商成功的另一个奥秘就是依靠宗族势力，只有依靠宗族势力才能进行商业垄断，这一点徽商比谁都清楚。徽州人外出经商，在某地落脚之后，他的宗族子弟也就一块儿赶来，共同在当地经营，这样就容易一步步地垄断市场。如明代的许孟洁在正阳经商二十多年，他的宗族亲友纷纷投靠，后来许孟洁在正阳去逝，有近三千宗族子弟拜挽，围观的有近万人，都惊叹许某有这么多亲友，由此可见徽商的势力。
谁都知道，经商需要随时掌握市场信息，而徽商对信息的掌握十分准确，这一点也是依靠宗族势力的提供。徽商常常利用宗族的族谱来了解子弟们在当地的分布情况，并从他们那儿获得差价、需求等信息，随时进行调整，所以他们总能走在市场前沿，先声夺人。不仅如此，徽商为了扩充势力，还在各要塞布下自己的亲信，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点。休宁的汪福先在江淮经营盐业，总是率宗族子弟进行交易，每个关键环节都由亲信子弟控制，这样一来，在盐业竞争中获益匪浅。有时徽商遇到行价下跌，无人收货的市场变化时，也能从容不迫地找到当地的宗族商人，让他们暂时接收货物，或由他们代销，然后另觅出路，这样就减轻了包袱，易于转轨，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封建社会，宗族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他们的家法，即“族规”。徽商都利用族规来控制宗族子弟。他们修建宗祠，祭祀祖先，用种种手段尊宗敬祖，以此笼络宗族子弟，建立一套套等级森严的宗族制度。徽商吴荣还经常在家中召集宗族子弟，给他们讲解《颜氏家训》，以使子弟们同心同德，增加凝聚力，使自己易于控制。
徽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朝中有人”才好经商。倚靠官僚才能保证经商的长久性，也才能赚大钱。徽商以宗族势力为桥梁，攀附封建政权，寻求官商的双重身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徽商不惜重金贿赂封建权贵。如胡雪岩为了投靠左宗棠，用借捐军款和赈灾来逢迎左宗棠，使左解除了对胡的成见，在皇上面前对胡大加称赏：“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慨。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结果使胡雪岩平步青云，一举成为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二人也因此成为莫逆之交。徽商章必林则对盐务官员随身相待，频献殷勤，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靠山。
然而，仅仅收买投靠权贵并不是上上之策，关键是自己要有宗族亲人在朝为官，才更为保险。于是徽商拿出资金办学校，勉励子弟刻苦读书，换取功名。他们对子弟中有才华者十分重视：“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将来作模楷，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结果，清代各省状元安徽就有九个，位居第三，八府五州中仅徽州一府就占四人，这些子弟的官僚身份，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徽商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盐商中的总商，其原因就是鲍志道的次子鲍勋茂是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行走。曹也是总商，是因为他父亲是户部尚书，而弟弟曹振镛又是军机大臣。
徽商正是因此而击败其他商帮，获得在明清商界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