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靳逸明的母亲和我父亲份属同乡。

靳妈妈祖上三代贫农，受尽了地主恶霸欺负，所以，家里一来是为出口气，二来也是为了减省一口口粮，早早子把她打发给了一个“红小鬼”。

光阴荏苒，当年的“红小鬼”逐渐成了“红中鬼”、“红大鬼”……，最后，定名为“首长”。

靳家妈妈陆陆续续替“首长”生下三儿一女，靳逸明是最小的一个。

或许跟“靳首长”的遗传基因优良有关，靳家儿女个个出类拔萃。市场经济改革浪潮刚刚刮出点角风时，他们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政策方向，一家人关上门嘀咕合计，打开门，该从政的从政，该出国的出国，该下海的下海，上下协力，再加上老爷子的分量，真就应了那句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等后来N多文件出台，不许这不许那的时候，靳老爷子早已荣光退休N年，带着靳妈妈国内国外、城市乡村四处逍遥着了。

相比之下，我们杨家的发展史则平淡、本份多了，无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爸爸娶了普普通通的工人妈妈，然后，有了我。

我普不普通？

很多年后，当我冠着“杨副总”的头衔，用“普普通通”来概论自己的家庭和出身时，引来好些人一惊一乍的反对，我懒于承认或谦虚，就笑，微微笑着看靳逸明。

他说，他觉得我不普通，很不普通。

那还不是因为有他！

爷爷还在世时，靳妈妈孤单单跟着率领千军万马的“红大鬼”进城，许是考虑到有个同乡亲戚多少可以多些倚靠的缘故，她主动联系上我家，数了行辈，依本家规矩叫爷爷“哥”。

父亲当然管靳妈妈叫“姑”。

初时两家还往来得比较密切，慢慢，随着“红大鬼”更名为“首长”，靳妈妈来我家的次数逐渐减少，最后，趋为零。

爷爷和爸爸至此也少去他们家。

就妈妈有事没事喜欢去靳家串，连带着我打小就老被她牵着往他家走，见到比自己高一二三四五个头的靳逸明，怎么着也得低了头，老老实实叫一声“小叔叔”。

他比我大十三岁。

足足十三岁。

这就是后来我一直很讨厌“十三”这个数字的最真实原因，和国内外数字忌讳没关系。

当时是没这些概念的。

靳逸明第一次深刻出现在我记忆里是我五岁半那年。

好象当时的法定入学年龄是六周岁，校方不让我报名，妈在心里拔拉算盘：迟一年上学就迟一年毕业，迟一年毕业少挣一年钱不说，还少一年工龄，那怎么能行？

她牵起我的手就往靳家去，想求靳妈妈出面找关系。

关于两家住所，打我有记忆始，我们老少三代四口就m在工厂分配的、不足六十平米的小小鸽子笼里，而靳家的住处，是原法租界的三层花园洋楼。

那时候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我直觉知道靳妈妈并不喜欢我，或者说，不喜欢和我们家的人有过多接触。她和母亲说话时，脸色很淡，带有种心不在焉的敷衍。

我们所坐的沙发面前是张玻璃茶几，上面总摆有一盘水果、一盘糖果，靳妈妈――当年我称为“靳奶奶”，从不主动拿给我吃。

“拿着，外面玩去，别妨碍大人说话。”妈妈抓一把糖，放进我的衣兜里，轰撵我走。

家里有糖吃的时候不多，特别是那些用锡金箔纸包着的巧克力。如果不是来靳家，我一年都难得吃到一次。

靳奶奶肯定知道妈妈是故意借撵我走塞糖给我，因为，我蹦蹦跳跳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她鼻腔里轻轻呼出“哼”声。

就算只有五、六岁，我还是知道不好意思。

我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悄悄放在正门口台阶下面的泥地里，跑到花苑的篱笆栏栅下，摘那上面爬满的一种喇叭花。花是粉红色的，根管很长，吮一口，清清甜甜的汁水漫入舌尖，好吃得令我哼起了歌。

“那花……好吃？”一个风铃般清脆的女音在我耳边好奇问。

我仓惶回头。夏日灿阳下，一男一女站在不远处，男的手臂里夹了个篮球，汗水顺着他的发丝一滴滴转着光芒落下，女孩扎了个高高的马尾，手里拎着个休闲包站他身旁，光线从我这边沐洒在他俩张扬着青春活力的脸庞上、运动服上，象极了家里那对连体瓷娃娃，只不过，真人还镀有层金光，花园洋楼的房影倒射在他们身上，更显丽贵。

男的不用说了，女的是后来差点成了我小婶婶的阮晨茵，只不过，当时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小叔叔。”我嚅嚅唤出一声，站起身，下意识将手上的花株藏到背后。虽然那时的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尊严”，但是，直觉知道在别人家里摘花吃，并不是件多光彩的事。

“噢，逸明，我没听错吧？她叫你什么，小叔叔？”女孩掩嘴娇笑，举手投足间，尽显风仪。

靳逸明没接她的话，懒懒将篮球踩在左脚下。彼时的我，也就和他那只矫健的腿一样高。

他弯下腰将就我的高度，凶巴巴问我，“为什么好好的糖不吃，吃这些脏不拉叽的喇叭花？”

都被他看见了！我结舌，年龄太小，无法完美释义馋痨本性下，朦朦胧胧的“嗟食”和“自觅”间纠结不堪的心态，索性，瘪起嘴，“咩”地一声哭起来。

――那是自此之后，我对付靳逸明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哎呀，怎么就哭啦！”女孩惊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