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金瓶梅词话》的非小说意味（代序）
第2章《金瓶梅词话》的非小说意味（代序）
《金瓶梅词话》本来就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怎么能放下它的本质属性来谈其他的问题呢？我的想法是：这部名著，内容十分丰富，只注意人物情节，那就把很多值得了解和领会的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宗教史、伦理史、政治史、艺术史、风俗史等等方面的内涵给浪费掉了；如果我们能从非小说的角度去阅读这部名著，在作品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社会风俗与人情伦理中争取有新的发现和启迪，获得更为广泛的审美感受，不是更好地阅读了这部名著吗？
非小说意味的阅读，是为了获得更深更广更丰富的小说意味。
一、《金瓶梅词话》中的经济意味
记得十多年前，与几位经济史同行闲聊，聊到了股份经济的历史，大家都说到，股份经济和股份制首先是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很早，欧洲人就已经根据自己经营的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把人、财、物各项要素中的一项或几项作为合作内容进行合伙经营。大概是在17世纪初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终于把原始的合伙经营的经济形式发展成以股份公司为特点的股份经济，并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股份制。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股份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股份经济的典型形态。那么中国在早期有没有以生产要素为合作内容的合伙经营？中国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股份经济和股份制呢？大家一时语塞。有人认为中国早期应该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合伙经营，这不可否认。股份经济则比较晚，应该是在进入中国的近代时期之后，19世纪晚期，是向欧洲资本主义学的，比如1872年底开业营运的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运作模式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它是通过向民间发行股票(当时亦称“股份票”)、“招商集股”方式筹集资金，进而兴办起来的。
于是，我讲了《金瓶梅词话》中的一段故事，请教诸位。
西门庆从开生药铺入手，赚了钱，开了绒线铺，又赚了钱，于是想开一家绸缎铺。他有钱，但缺铺面和经营管理人才，于是与乔大户商量。乔大户把自己临街的房子打开，作为铺面和仓库；西门庆出资本；又请来甘、韩、崔三个人来做伙计，经营管理，算是管理技术入股。关键是利润分成，书中第58回写道：
西门庆叫将崔本来，会乔大户那边收拾房子卸货，修盖土库局面，择日开张举事。乔大户对崔本说：“将来凡一应大小事，随你亲家爹（指西门庆）这边只顾处，不消多较。”当下就和甘伙计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份均分。故事很简单，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就这么几行字，参股分红却说得清清楚楚。
于是大家议论起来，有人认为这还只能算是传统的合伙经营，不能算股份经济。有人则认为这是典型的股份经济，其中不仅有以物资、资本入股，还有以管理技术入股，只是还没有形成股份制度。有人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告诉说，《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而来，但与《水浒传》一样，不能认定都是北宋末年的事；《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现在是越研究越多，无以从作者入手来定其成书时间；据书中透露的情况，学界基本上认定是明朝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的作品。书前有一署名“东吴弄珠客”所作的序，留下了时间标记是“万历丁巳季冬”。“万历丁巳”为1617年，而根据此序所说，书已经流传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即使以此为成书年限的下限，那么书中所说股份经济最迟也是在17世纪初。
众人又无语。
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在17世纪初就已经有了股份制了，但不能否认股份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股份经济的早期模式在一些很有头脑的经营者那里已经是运用得十分娴熟。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成功地写活了一个十分纷繁复杂的社会：以西门庆及其家庭为中心，写了市场买卖，写了官场来往，写了朋友哥们，写了妻妾仆妇，真可谓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偏好从中获得文学的审美。《金瓶梅词话》给我们提供的经济史料是十分丰富的，这是它十分宝贵的所在。它生动形象地提供了大量明代中期的经济资料，这种资料虽然不可与史料相提并论，却也达到了一般史料达不到的生动细致水平，记载了史料所没有记载的生活真实。比如刚才说的关于股份经济的事情，还有棉花、棉布、绸缎及其加工和市场行情；服饰、饮食、家具的加工及其市场行情。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小说展示了当时京杭大运河的河运、商业贸易、税收的情况及由此带动起来的服务业发展情况。所以，我在1990年提出了“明代中后期的运河经济文化孕育了《金瓶梅词话》”。
二、《金瓶梅词话》中的道德意味
我们这个社会对《金瓶梅》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或者说是存在着悖论的。“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既有好奇、好读之心，又有讨厌、防备之意。问题不仅是因为它其中有百余处近两万字的性描写，或者说是与人物命运紧密关联的性故事，而且在今天，一些人可以从中看到现实中的某某，看到现实中的社会某个方面。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而《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也就不是简单地用“封建”“传统”等词就可以概括得了的。
西门庆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一号角色。他的两只脚，一只踩在商场上，一只踩在官场上；他的两只手，一只不断地收进钱财，一只伸向女色。商场上，他最会赚钱，十年不到，家产从数千两发展到近十万两。官场上，他上结京城要官，下联县府四衙，中央、地方的官员有很多是他的朋友，既有不少是他需要的朋友，也有不少是需要他的朋友。女色上，直接有性关系的女人有20多位，他好女色，最终为女色丢掉了性命；女色也好他，有钱的原因，有权的原因，也有他自己风流倜傥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花时间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还有中国的文化史上，他得到的道德批判要比他应该得到的文学批评和文化评论多得多。后来，则干脆就是“流氓”、“恶霸”、“市侩”的评判。今天，当我们的社会出现大量的浮躁，出现唯利是图而道德滑坡之时，出现不少的如同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时，只是对这些人物进行道德审判而不从他们身上悟取道德与文化的启示的现象就更多了。其实，我们对书中的道德说教研究得并不够。
《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的主旨集中体现在小说开篇的《四季词》和《四贪词》以及第1回的开场白上，穿插在全书人物和情节中的说教都由此展开。《四季词》和《四贪词》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以具体的酒、色、财、气为批判对象，以西门庆等人的命运故事作为案例，对自己所肯定的道德规则和人生价值作了辨析和说教。
一是戒贪酒。酒不能不饮，“酒熟堪酌，客至须留”。但那是在清幽的茅舍之中，获得“无荣无辱无忧”状态，所以才可以“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1（《四季词》）。不能贪酒，贪酒能乱性，令饮者失去原本应该有的行为约束。“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失却万事皆因此”1（《四贪词》）。“万恶淫为首”，但“酒是色媒人”。因此，“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1（《四贪词》）。小说中说到纵欲行为，大多与酒密切相关。西门庆所用春药一定要用酒为引，是形象的“色媒人”。
二是戒贪色。“食色，性也。”2（《孟子·告子上》）具有浓厚的子嗣观念和养生意识的中国人不提倡也不接受禁欲主义。但不能贪色，不能纵情，更不能纵欲，纵欲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生理问题，纵欲必然导致伦理混乱和折寿夭亡。西门庆就是顺着这条邪道走到黑的。戒贪色不等于禁欲，而寡欲则为节欲的表现。所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少贪红粉翠花钿”，“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1（《四贪词》）。情色二事，关系密切，互为因果。戒色，必然要做到抑情。“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1（第1回）情生于自心，为体，有情则好色，遇色则情煽。所以“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1（《四贪词》）。这是以抑情来节欲，从而达到“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的戒贪色的目的。《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针对的最大道德问题就是色欲。
三是戒贪财。作者道德说教的批判标准不是不要财富，无财不富，无钱难活，而是：一要公道本分之财。“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1（《四贪词》）。“富贵自是富来投，利名还有利名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1（第14回）。二不能贪多。不是公道本分之财不能贪，就是公道本分之财也不能多。贪财者会因贪而不仁，财多者因富而致祸。“淫从来由浊富”1（第27回），“富遭嫉妒贫遭辱”，而且“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1（《四贪词》）。三强调积财不如积善。“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多少有钱者，死了没棺材”1（第79回）。西门庆受批，最大的罪过是纵欲，但最先的原因是有钱，是因富而获名，因富得贵，也因富而纵欲。没有那么多的钱，他哪里能那般地用银子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也就能做成什么？结果，死时连棺材也没来得及备妥，近十万家财也没带走一分一厘。
四是戒使气。使气也可曰“尚气”，气是强梁之气，强横之气。“一时怒发无名穴，到后忧煎祸及身”，所以待人“莫太过，免灾迍，劝君凡事放宽情。合撒手时须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1（《四贪词》）。主张“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1（第1回）。在小说中，使气逞强逞能者大多无好下场。西门庆、李瓶儿、潘金莲、孙雪娥、宋惠莲、春梅、陈经济，一概如此。尤其是潘金莲、春梅，都是有理无理皆不饶人的人物，春梅更是一副刚性脾气。
这些道德说教中包含的价值观、人生观，有传统社会的标准，值得商榷，值得反思，但其中不乏人生和社会规律性的东西，很有启迪的意义，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很快的进展，而社会管理、道德建设却跟不上的时候；特别是有些人的财富也有了很大很快的发展，而个人却无法恰当地处理这些财富的时候，人不是财富的主人，却异化成了财富的奴隶，由财富而滋长的色欲、物欲、霸气却超常表现出来，人失去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而只是膨胀了的自然的人的感性，纵欲而无所不为，死期也就到了。《四贪词》的告诫不无道理。《金瓶梅词话》并不是反财富论之书，而是告诫人们在获取财富上需有正当手段，在处理财富中要有智慧。于是，小说中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意味也就透显出来。
三、《金瓶梅词话》中的哲学意味
道德观是社会伦理意识，实际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人生观、价值观又取决于人的行为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世界观或者说哲学观。社会的道德说教不仅要依靠一定的社会伦理准则，而且更要以哲学思想作为基础。
《金瓶梅词话》成书时间约为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故事所写的空间乃为当时商业经济和市民阶层最为发展的中国东部运河一带。故事所反映的现实，或者说道德说教所批判的对象，是十分活跃的商镇河埠中的商人市民阶层构成的商业小社会反传统道德的观念、行为，说明当时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新的能够规范人们行为的伦理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金瓶梅词话》中说教的道德标准的构成主要是作为大众行为准则的明代理学中若干训条和融道、佛二教善恶观、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民间宗教意识以及民众的生活经验。3作者的这种选择，自有其哲学基础。
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节欲观，寡欲以养心。
从《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主旨看，西门庆、潘金莲这类人都坏在人欲上，而且是过分的贪欲。“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但应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欣欣子《序》）不可似“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1（东吴弄珠客《序》）。这正是《中庸》中所谓的“中和”节欲观的具体运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不同意禁欲。“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4但强调用伦理规范来约束人的男女关系及其各种欲求，同时又使这种约束作为一种修养来促进人的道德的完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2（《孟子·尽心下》）寡欲存善，多欲失善，养心在于存养善性，当要寡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