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英烈与劳模的故事10》（3）
董振堂远大的抱负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个殷实的农家，父母均是老实庄稼人。
董振堂19岁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由于他学习刻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奖品。1917年，振堂22岁，到北京报考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被录取。
1919年12月1日，董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开始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六个月后，他决定进保定军官学校深造。适逢直皖战起，保定军校因校舍被乱兵焚毁，暂时停办，遂决定先投效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炮兵营当新兵。延至1920年暑假后，他才进保定军官学校。因其数学成绩突出，且钻研过炮兵技术，被分到第九期炮科。1922年春，董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何基沣等13名同学，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待遇甚低，许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来，惟董振堂不然。他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取才，重实际，不专讲人情。所以，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时，填的志愿便是陆军第十一师。
到十一师后，董振堂、何基沣和同去的其他两名同学被选派到师部参谋处工作。这年夏天，董振堂、何基沣等四名同学，接受了到南苑绘制地图的任务。主管部门只给了四管毛笔，两盒药墨，此外无任何绘图仪器，却限令两月完成。他们不顾炎夏的酷热，每天大汗淋漓地干十三四个小时。工作苦累不说，生活待遇也很低，只及陆军部规定的一半。最难令人容忍的，是部队中的军阀制度。当他们绘图到一个月的时候，陆军部检阅使冯玉祥，把当地的参谋、教官和见习军官约一百余人，召集到大军帐前，听其训话。他讲了一大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级错了下级也不准申诉争辩的“道理”，接着便把两个参谋拉出来，每人痛责了40军棍。站在一旁的军官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吭声。事情发生后，派到冯部的三十多个见习军官，不到一个星期就逃跑了一多半。四个绘图的人，除董振堂外，何基沣等三人都感到前程暗淡，心神不定，想离开冯玉祥的部队。这四个人中，董振堂年龄最大，其他三个同学都称他“绍仲兄”。此时，他更像个忠厚长者，关切地为他们备水备饭，问饥问渴。一天，两个同学进城找“门子”去了，只剩下他和何基沣。工间休息的时候，何基沣把自己想要逃走，另寻一支能够救中国的军队去投奔的打算，告诉了董振堂。董振堂说：赤手空拳，到那里也不能救中国，应当立定志向，埋头苦干，锻炼身心，互相勉励，不怕任何困难，先在这里干几年，争取掌握一定的兵权，有了机会，就可以救中国。何基沣接受了董振堂的劝阻，打消了要走的念头，表示要跟绍仲兄互勉互励，在冯部再苦干几年。
两个月的绘图工作，很快就结束了，董振堂等又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保定军官学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官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一条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前者生活舒适，待遇高；后者工作辛苦，薪饷低，而且军纪森严，处处要以身作则。当时许多人都以走前一条路为幸运，以走后一条路为倒霉。董振堂与众不同，让他当参谋，他不愿意，却自愿要求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
西北军下层军官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名义上规定排长每人每月发二两半银子薪饷，实际上因西北军无兵饷来源，每月都发不了。董振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小时以上，还要参加修路、种树等许多杂务劳动。这样的生活，使许多下级军官忍受不了。和董振堂一起分到西北军的另外两个炮科毕业生，都先后开了小差，而董振堂却硬是坚持了下来。
董振堂事事和学兵们同甘共苦。出操、演习、抬土、挑砖，一切学兵能做的事，他都做；上讲堂、做示范，一些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做。学兵们公认，董振堂最大的特点是，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关心士兵。一天，他正在和学兵们一起抬土、挑砖，修建营房的时候，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很是赞赏。后来，炮兵野外演习，董振堂打炮，三发连中，冯玉祥叫他对众讲评。董振堂就现场的地形、时间和“敌情”状况，清晰明了地讲了一番，得到许多同事的称赞。从此，冯玉祥对他更器重了。冯玉祥任用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惯例，是由排长升上尉参谋，此后便永远在参谋工作上打圈子，对董振堂自然也不例外。冯玉祥看中之后，想把他提升为上尉参谋。但董振堂却表示仍任排长，不升参谋。冯玉祥觉得董振堂不识抬举，并且打破了用人的惯例，心中甚是不快。后经参谋长刘骥解释，认为提升应随学生个人的志愿，冯玉祥这才把董振堂提升为炮兵连连长。
参加五原誓师策应北伐战争
1924年10月下旬，北京政变。董振堂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到北京等活动。随后，冯玉祥部编为国民第一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9月17日在绥远省五原县授旗誓师，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论功行赏，董振堂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接着，随冯玉祥重上征途，经宁夏、兰州、平凉、乾州和咸阳，打退了围困西安杨虎城等部的河南军阀刘镇华所部。事后，董振堂率部驻在西安南关一带，整顿补充。
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基沣来看董振堂。何基沣当时是国民军联军第十四旅旅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老同学相见，十分亲热，谈到中午，董振堂留何基沣吃饭。何基沣这才发现董振堂卧室的床上只有一条白床单和一件棉大衣。何基沣还以为他不在这里住呢，一问陪同吃饭的参谋长才知道，这确实是董振堂的卧室。饭后，参谋长走了，何基沣劝董振堂好好保重身体，并拿出一床刚刚买来的金钱豹皮裹红布的褥子要送给他。由于他一贯俭朴，何基沣费了好多唇舌，才勉强收下。与此同时，董振堂还对老同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醒何基沣，胜利的时候不要骄傲，生活上不要脱离士兵大众，并把听到的有关反应告诉了对方。何基沣听后深为感动，诚恳接受了董振堂的劝诫。
为策应武汉方面北伐军的作战，1927年5月上旬，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分两路出荆紫关和潼关。董振堂在右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统率下，东出荆紫关，顺汉江而下，途经河南淅川县和鄂西老河口及襄樊等地，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包围该军于邓县。当时邓县是于学忠军据守。经过几天的激战，情况逐渐判明：于学忠部在人数和装备上都数倍于孙连仲所部。加上孙部攻城失利，守城的于学忠部向孙连仲右翼迂回攻击。孙连仲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到淅川附近，固守待援。此时，敌军已全面向孙连仲部展开进攻。为使全军得以安全撤退，孙连仲命令董振堂率一个旅到互亭镇一带布置掩护，董振堂接受任务后，将主力埋伏在互亭镇附近，并把自动火器集中使用，阻击敌人。待敌人接近时，董振堂亲率大刀队从正面出击，以主力从两翼夹攻，敌军大败，董振堂率部乘胜追击，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批枪炮，使于学忠、张联陞部不敢再犯，孙连仲部得以安全撤退，转移到淅川去休整补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左右两路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为支援孙连仲部，曾派方振武军出河南南阳。吴佩孚率残部退驻襄樊。此时，吴部已军心涣散，于学忠七个师亦进退失据，彷徨无主。董振堂便亲率一个旅，从内乡、邓县之间向东南出击，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直插樊城西面的竹获铺，迅速围歼了吴佩孚的警卫旅和他的司令部，吴佩孚的参谋被俘，秘书长被击毙，吴本人和他的小老婆，坐了一只小船渡过汉江，狼狈南逃，才侥幸未被活捉。此后，于学忠逃走了，他部下的16个师被改编，张联陞和他的一师军队也在老河口开城投降。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他听说何基沣在战役中跑路很多，负了伤，缴获又很少。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关切，他把在这次战役中缴获的吴佩孚坐骑连同鞍具和长柄盒子枪20支，送给何基沣，并写信勉励他，鼓起勇气，争取在下一次战役中立功。何基沣接到信和赠品之后，又感激又惭愧。吴佩孚所用的鞍具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真是所谓金鞍玉辔，看到它，使人很自然地想起过去的封建王侯。何基沣经过考虑，认为应该以军阀腐朽的生活作镜子，使自己时刻警惕，便在征得董振堂的同意后，把那套鞍具上交了。
1928年6月，董振堂带队伍由河北向河南移防，路过河北深县。有名的深县5月鲜桃正值采收，果实累累，伸手可摘。董振堂预先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结果，他的部队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的一个桃吃。农历5月端阳节的前一天，董振堂借部队移防之机，绕道新河县，到李家庄探望父母。到家后，见父亲新盖了几间外面包砖的房子，就劝父亲不要再盖房子，将来国家富强了，人人都会有房子住。这次董振堂在家只住了一天，就匆匆归队了。
“不爱钱将军”和“傻司令”
这次离家，董振堂把16岁的侄子董光权带了出来，准备让他跟上自己到河南念书。
部队驻在河南新乡，叔侄二人住在里外连通着的两间房子里，里间是叔侄二人的卧室，外间是董振堂的办公室。侄子经常看到叔叔办完公后，就躺在外间的一张竹躺椅上看书，并且总是拿着警卫员为他削好的红蓝铅笔，在书上圈圈画画；看完一本，就装在帆布箱子里；待箱子装满了，便让同乡捎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收藏起来。前前后后，董振堂托人往家捎过许多箱书。那些书除了讲军事的以外，还有邹韬奋、郁达夫和鲁迅的著作，也有讲三民主义、讲政治经济学的，有《名人传》，还有《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一类暴露现实的文艺书。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几次抄董振堂的家，藏书全都散失了，惟独有一个装书的小帆布提箱，至今仍保存在董振堂夫人贾明玉的身边。
董振堂的部队后来从新乡进驻开封。一天晚饭后，叔侄二人漫步走出了营房，路过一所冯玉祥用公款盖的新村，里边住着老百姓，还有公费办的学校，董振堂见了，感慨地对侄子说：“将来中国都要像这个样子，家家有房子住，人人有书读，有地种，有工做，那样中国才会成为强国。”
后来董振堂调离开封到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豫西在旧社会，是土匪聚集的地方，素称“难治”。直军和镇嵩军的散兵游勇，也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为害乡里，骚扰地方治安。如果对他们不加区别，全都采用“剿灭”的办法，不但势有所不能，而且情亦有所不忍。董振堂便通过地方开明人士，对他们中的多数进行说服教育和妥善安置，使之明是非，辨善恶，权轻重，度利害，自觉改过从善，不再为非做歹；只对那些顽固不化，怙恶不悛的匪杆，才派兵剿除。这样做了以后，地方治安有所改善。此时，恰巧其兄董升堂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科长，兄弟二人便共同商量，迎养父母妻小于洛阳。
董妻贾明玉在洛阳居住期间，董振堂给她买了一件棉袍、一个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们见了，觉得“师长太太”太寒酸，董振堂却不以为然。
不久，贾明玉要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董振堂又给她买了一件毛衣，一个枕头，交给她十元钱，嘱咐说：“我这一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我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告别了。以后，他终生恪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的全部精力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技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出路。
1929年夏，韩（复榘）石（友三）叛冯，冯部撤进潼关以西。那年正值陕、甘大旱，军粮民粮都十分困难。陇海铁路也仅能通到河南灵宝，运输十分不便。为了避免因陕西受灾而造成军队缺粮的困难，冯玉祥下令所有西进部队都要多带面粉。许多部队的官兵，因为怕行动累赘，并未认真执行这一命令。当时，董振堂任第五师师长，他真诚服从命令，把所有的乘马全部用来驮军粮，他本人也和士兵一样，背一袋面粉，徒步行军。因此，进潼关后，董振堂所部之第五师，军粮充足，避免了与饥民争粮的惨剧，赢得了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扬。
陕、甘的大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蒋介石不但不设法救灾恤民，反而严禁米粮西进潼关，妄图借自然灾害，消灭国民军。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出兵讨伐蒋介石。董振堂率领第五师东出潼关，参加讨伐蒋介石的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挫敌锋。
同年夏，董振堂参加讨蒋的豫东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冒雨驰援皖北亳州，受伤不退，裹伤再战，激战七昼夜，终于击退强敌，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二百多元，却依然十分简朴，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他每月的薪饷发下之后，全部让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20元；明天那个营长家里出事了，又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30元；却从来不往家里捎钱。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吃饭的时候，董振堂让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他又让小高送给郭参谋2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和后来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河北同乡，也是过从密切的好友，因为他们都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所以，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很多人称他们为“不爱钱将军”，也有人把董振堂叫“傻司令”。
准备起义
1929年秋天，和董振堂在同一个部队任职的朋友苏进，把一个叫刘振亚的青年介绍给他。这个刘振亚是地下共产党员，冯玉祥驱逐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许多革命同志都先后离开，惟独刘振亚潜伏下来，并和上级保持着联系。后来，他在二十六路军，发展党组织，并向赵博生、董振堂等高级将领做政治工作，对宁都起义的成功，起了组织和保证作用。但董振堂结识刘振亚时，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政治身份，只是在相处中感到，刘振亚这个青年，与过去他所敬仰的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观点。把刘振亚介绍给董振堂的苏进，也不知道刘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一个叛投蒋介石的军官要捉拿自己时，刘振亚冒险给自己送信，而对刘产生好感和信任的。
1930年9月，蒋、冯、阎中原鏖战正酣的时候，董振堂对到日本学过军事的老部下苏进说：“总司令（指冯玉祥）今天同这个打，明天同那个打，也没有目标，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并且要苏进介绍在国外读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派人到北京购买。
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第二年初，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将这支吃了败仗的队伍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把原来的西北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改编后，董振堂原来所在的十三师，改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1931年旧历2、3月间，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多系华北籍，鉴于已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衮州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因这一团人把铁路交通堵死，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利用原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并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从此，蒋介石便把董振堂恨在心上。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红军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在“围剿”中，董振堂捏造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通过其他的情报系统知道真实情况后，对董振堂更为不满。对此，董振堂心里十分清楚。他认为决不能依靠蒋介石，曾派人到山西和冯玉祥联系。但冯玉祥此时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那么出路何在呢？董振堂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孤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了恶性疟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队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几千人患病死亡。宁都城西北的山坡上，翠岗下面，到处都是新堆起的坟堆，谁见了都黯然神伤。有些下级军官，为了吃“空名字”，贪污兵饷，伤病士兵还没有死，就用破席裹上去埋，坟地里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凄惨的景象，使人目不忍睹。宁都城周围的红军趁机展开革命宣传，号召二十六路军倒戈当红军。但是二十六路军多数官兵由于对红军缺乏了解，倒戈的决心并不大。他们心情苦闷，只希望尽快返回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亡，华北危机。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电报蒋介石请示，一面下令全军北上。蒋介石怎肯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因此，当部队刚向北开拔60余里到达湖岭嘴时，便受到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去治牙病，日常军务转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
回宁都后，董振堂非常苦闷：他不愿继续跟红军打仗；返回北方，又绝无可能；部队在疾病的威胁下，一天天减员，困守宁都孤城，只能坐以待毙。大难临头，到底出路何在呢？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他觉得像刘伯坚那样的共产党员，都是做人的楷模，却被逐出了西北军。董振堂怀念这些人，多次闪现过要追随这些人参加红军的念头。为此，他曾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下落，都毫无音信。这年5月，刘振亚请假回家时，董振堂又托他到上海打听刘伯坚等，也没有消息。他反复思考，谁能把他领上投奔共产党的道路呢？正在这时，南昌的留守处被蒋介石抄了！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对他不肯南下江西、不肯进“剿”红军的报复。苦闷、愤怒煎熬着董振堂。他终于病倒了。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前来探望，董振堂又一次打听刘伯坚的消息，并把自己准备起义的想法告诉了苏进。不久，董振堂到南昌去看病，回来后问勤务员高志中，部队中有些什么反映。小高便把部队中流传的一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和有些人想投奔红军的议论，原原本本作了汇报。董振堂听了，默默地沉思着，没有吭气。不几天，苏进来看他，他又一次询问苏进，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但仍然毫无结果。
其实，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已经有了，并积极开展着工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处于绝密状态，董振堂和苏进哪里能知道呢？
二十六路军和上级保持着联系的共产党员，起初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后来，上级党组织通过同乡、同学等关系，又派进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们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用个别交朋友和单线联系等方法，谨慎而有步骤地发展党员，相继成立了特别支部、官长支部和学兵连支部。开始发展的党员大部分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后来，他们也注意到高级军官中一些人的情况，并及时地发展赵博生入了党。
赵博生入党，对董振堂有极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党的纪律，董振堂不可能知道赵博生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们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在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基本相同，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党的主张，能够通过赵博生这条渠道，灌输给董振堂。
起义前夕的一个多月，董振堂无比兴奋，工作空前的积极和努力。因为那时他已经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再也不苦闷彷徨了。决心下定之后，他及时地给住在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老家的亲属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准备起义的事只字未提，只是告诉家中，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到当时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家里收到这封信，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宁都暴动的消息后，才明白董振堂写那封信的用意。董振堂预料到起义之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亲属，所以他写信让亲属到山西避难，因为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的势力不能在那里横行无忌，是比较安全的地带。
宁都起义的日日夜夜
决定起义之后，董振堂把七十三旅旅部搬到了七十四旅旅部的东边。从此，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的来往更加密切。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经常利用相互借阅书籍和打猎的机会，进行密谈，并决定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让部队出操、上课，积极做好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宁都城衙门东侧的一幢二层小楼上，灯火几乎亮了一夜。这就是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部和旅长董振堂的住处。
晚上7、8点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旅部参谋刘振亚、郭如岳，学兵连连长李青云，政训部上尉马金富、马富有等人，陆续来到这幢小楼上。
大家又开始议论起来，议论的中心议题是二十六路军去向何方。董振堂的勤务员小高，因为想回北方，就借出出进进给他们倒水的机会，仔细听他们的议论。赵博生说：“我们再继续跟红军打，没有前途，只有全军覆灭。”
董振堂接着说：“现在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病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接下去，他把听到的反映和部队中流传的那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给大家说了一遍。最后，他又强调说：“现在一无兵源，二无弹药，加上生活不习惯，再也不能跟红军打下去了！”
这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支书记刘振亚故意插了一句：“赵参谋长，红军到底怎么样啊？你们在上面可能知道得比我们多一些。”
赵博生说：“也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听到的跟看到的也不一样：听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看到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红军连抓去的俘虏都给我们放回来了。你们下级在前线，接触红军比我们多，你们说说吧！”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谈了许多红军的好处，一直谈到深夜12点过后，才陆续离去。唯独赵博生一个人留了下来，继续和董振堂谈论二十六路军的前途。赵博生说：“咱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部丢了，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董振堂说：“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部队拉上去投红军！”赵博生接上问：“你有决心吗？”董振堂十分坚定地说：“只能走这条路！”说完，他让小高收拾好茶具去睡觉。这一夜，赵博生就住在董振堂的卧室里。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中共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中央军委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王超于回上海途中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搞去了。蒋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军内中共活动的情况后，立刻指令南昌行营拍出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员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养病未归，“急电”和“手令”全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里。党组织研究了这个突然事件，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并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方面由赵博生拍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一方面派地下党员星夜赶到瑞金的叶坪，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汇报，请示起义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