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1)
第9章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1)
尽忠诚乃为官之本。
在封建社会，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下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愚忠是君主最需要、也最喜欢的。要想得到君主的信任，忠心是不二法门。同样，如果想做好官，忠君更是第一要义。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的忠义教育，忠于君主是他的为官原则和心理底线。他正是靠忠君行动获得了朝廷的信任，这样他才能够放开手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办成大事。
曾国藩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成员，他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把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作为一个人的根本。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家境也算不上富裕，而且几百年间，湘乡之地从来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而他则高中进士，登上仕途，在历史大动荡中崛起，成为中兴名臣，获得皇帝的倚重与信赖，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忠君情结。他把这一条当作为官的根本原则，指导自己一生的活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余生奉献给大清王朝。在治军从政过程中，他大力提倡“诚”，并在“诚”字前加一“血”字，谓之“血诚”，他特别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达到极点。
曾国藩的一生正是凭着这股“血诚”来对抗太平军和捻军的。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曾国藩把“血诚”当作医治清王朝的顽疾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才能的高低是次要的，选人才最关键的是忠心。
在政治实践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对官吏的忠诚教育。曾国藩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太小，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自己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自己的理论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在曾国藩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廷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将帅之材。
如果说曾国藩重视的是道德修养，那么李鸿章就更重视才干和实际效果。这是后来一些人比较两个人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从李鸿章在晚清的活动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他都称得上忠心不二。有的研究者发现，对李鸿章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父亲、母亲、恩师曾国藩。诗酒狂傲、质朴土气的风貌，得自父亲的遗传；勤俭孝悌、乐于助人并能团结人的气质，受的是母亲的影响；而坚韧不拔、勇于任事、忠君报国，则是出于曾国藩的熏陶。
李鸿章出山以后，曾国藩随时给予指导。李鸿章创办淮军，完全按照湘军的规模和思想，用忠义思想进行武装，使这支军队成为清廷最重要的正规军。此外，无论是办理外交还是办洋务，曾国藩都要求他以忠心为第一原则，他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貂，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于公是望。”“既钦阁下之忠草阂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他还曾经对李氏兄弟说：“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尽管不如曾国藩那样愚忠，李鸿章对于清廷还是尽心尽力的。在当时，他的官位不是最高，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朝臣，一直是个封疆大吏，因此朝廷的很多决策他都无法参与，这也造成了李鸿章处处受到牵制的局面。左宗棠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参与过中枢决策，而李鸿章则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办海军、办洋务、办外交，这些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却由他来承担，位不高，权不重，事务却极其繁重。而他任劳任怨，过则归己，功则推让。有功劳的时候轮不到他领赏，一旦有失，如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略签订《辛丑条约》，开战不是他的决定，但是失败却要由他来当替罪羊。如果不是忠于朝廷，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他完全可以不做，他完全可以当个位高名重、到处指手画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朝廷清流。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李鸿章也没有。因为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真正报效国家，使国家得到尽快地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就要敢于担当，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不以个人的荣辱为荣辱，坚韧不拔，勇于任事，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给了李鸿章一生的指导。对老师的忠君爱国，他感触最深，所以当曾国藩去世后，他在给三弟李鹤章的信中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邃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呜呼，吾师讲义理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迁，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竟以天不愁遗，黯然长逝。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李鸿章一直是以曾国藩的继任者自居，在忠君方面，也不例外。
据说，当李鸿章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人曾经劝说他取代清廷，自立为帝，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他的名著《朋友·客人·同事》一书中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光绪七年（1881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可见，李鸿章在忠君这一点上，还是无可挑剔的。
特别是对于慈禧太后，一旦她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李鸿章从不违抗她的旨意，忠心耿耿。虽然他对慈禧太后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未透露出过有造反的意图。对于李鸿章的忠心，慈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在《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的怒浪中，慈禧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渡过了难关；甲午战败后是慈禧救了他的命。可见当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之时，李鸿章的忠诚也算得到了回报。
勤奋是护官之符。
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的缘故，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不是天生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他认为，这才是成功的铁则。
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这个习惯，成为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虽然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数倍不止。仅仅是这些成就，也足以让一个人名垂史册了。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把这种勤劳的作风也引入军中，他还把是否踏实苦干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也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终生。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陛见，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将其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所谓刻苦踏实，埋头苦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有，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五到”的解释是：
1.身到。
就是说要亲身历事，要做“调查研究”，要勇于实践，不能只是纸上功夫。曾国藩举例说：“比如做官，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就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当官的不去下面调查，满足于下面的报告；做研究的不去亲身考核，满足于引用别人的资料，这都是不踏实的。”在曾国藩之后，毛泽东又将“身到”的原则更加发扬光大，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心到。
就是说对事情要用心揣摩、苦心剖析，力求获得透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从辩证法上来说，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进行深入的分析，那是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
3.眼到。
就是说要认真看，看人，看公文。这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眼到”的关键是练眼。曾国藩看人，一眼就能把人的长处缺点、今后的前途发展看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什么样的“眼功”！看公文、看书，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仅仅看见字面的意思，有人则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深意。眼力不同，看到的也绝不一样。
4.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