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2)
第10章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2)
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中兴名相，他能在清朝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与他的为官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强调，为官不可有傲气，要时时知足，懂得谦恭。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环。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燠有时寒，日月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库剩技。”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泽四海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气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贫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利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万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器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气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傲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自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物。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藩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过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双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思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敝，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衷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大权，也常常辞让，自从他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位高名重，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知足，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有所作为的谋世智慧。
宦海中要保持清醒。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曾国藩对此有三个忠告：（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
“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