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曾国藩的处世之道(5)
第24章曾国藩的处世之道(5)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经验，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做事要脚踏实地。
在大多数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谈世故，追逐大家所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倍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这些人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王”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于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其弟，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用之人。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一生。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