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如果这是宋史叁：变革时代（舒

千年疑云说青苗

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了。

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宋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地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都要全力以赴地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从而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一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陷入混乱，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沾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的小事？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步就是要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出产什么，由发运使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在这期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还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

仁人君子们大怒。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就职于知谏院的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重点是对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采已经闻名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与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他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巅峰的繁华呢？

商业，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谁在经商，怎样经商？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