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如果这是宋史叁：变革时代（舒

指点江山，激扬人物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项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根本就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在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是多面的，涉及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败。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已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躁。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和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条件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国家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的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进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待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

具体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叫吕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1032年，泉州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从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地掩盖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儿，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一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才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和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已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但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