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上兵伐谋：管仲传全.3》（7）

后记

距《大谋小计五十年：诸葛亮传》初稿动笔已有十年，这十年里，《大谋小计五十年：诸葛亮传》出版了，仿佛是完结了心愿，但时间往前走，温故旧文，当初那部倾尽全力完成的书稿其实留下不少遗憾。这遗憾是：整个故事架构略显扁平化，虽然题材是历史人物传记，叙事重心在个人，但也因为突出人物的主角形象，导致情绪化渲染过度，从而削弱了历史向的纵深分析，比如像诸葛亮北伐这样的大事件，明明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战争，下笔时格局趋于逼仄，为此自责许久反省许久，发觉问题的症结是对中国史整体了解不够，直白地说，就是历史知识欠缺，以至于愿望与成文发生差离。

为了解决这个症结，我决定从头学习中国史。

由此还发了个宏愿，不仅要学习，且在每段历史时期学习暂告结束时，争取写一部小说作为阶段性读书笔记，恰恰在学到春秋前期时，接到了有关管仲的约稿。

说是约稿，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几乎是“一眼相中”。理由有二，一是权作读书笔记，正好借此催迫自己努力学习，二是管仲是诸葛亮的偶像，写了“粉丝”，不得写“偶像”吗，岂不是天注定？

应诺写稿时很爽快，到真正构思、真正动笔时，才发现太难写了。我后来做了个比喻，如果《大谋小计五十年：诸葛亮传》的难度系数是1.0，那么，《上兵伐谋：管仲传》是2.0。

管仲襄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怎么变成逻辑自洽、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的故事呢？讲一个全能贤相辅佐一个强悍王者成就千秋霸业的故事？事实是如此，但很容易写成“开金手指”的“无脑爽文”。

要这么写也不是不行，但这样一来，从头学中国史又有什么意义？在《大谋小计五十年：诸葛亮传》里犯的错，又在《上兵伐谋：管仲传》里犯一次，不免羞耻。

不得已反复阅读史料、反复斟酌构思，经过无数次否决、反对、自省，也亏得有个热爱历史的朋友给了中肯建议，才慢慢理清思路，决意把故事重心确定为管仲改革，以改革这把弓弩，去瞄准管仲的一生，进而瞄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阔事业，以及复杂的春秋社会生态。

管仲改革难，写出来更难，那是一场超越春秋时代的改革，一场构建早期基层社会组织的改革，一场再造天下格局的改革，也是一场人亡政息的改革(必须承认，限于篇幅，有的内容没有完全展开)。

行文之时，每往前推进一步，都艰难无比，仿佛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与管仲一起经历革新之路，一起锐意破壁，一起重塑天下，因此一字一竭蹶，一句一顿挫，一行一磋磨。曾经有几个瞬间，生出放弃的念头，到底是憋着一口气顶到了最后。

写管仲传很累，然而也获益良多。有了这番艰苦的写作经历，我才真正领悟到，写政治家治国，不是仅写主人公看两份公文、接见两位官员，或者与某某宫斗，再抒发两句“他多么辛苦啊”“他多么能干啊”的感慨，如此等等浮于表面的空洞叙述；着眼点应在“治国”，如何治？治什么？宏观上如何把控？微观上如何操作？治国在现实层面本非易事，落于文字又怎能轻忽？

当然，成文肯定有不少毛病，不过我尽力了，实在是能力有限，有些事不是不愿做，而是做不到。

无论诸葛亮还是管仲，都有向死而生的精神力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平凡之人，成就不了伟岸之业，但至少可凭此精神，激励自己去努力做事，比如，写一个不太难看的故事。

以上，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