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1)
第1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1)
历史的眼神1
“野火”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写于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美术馆还可能因为害怕被指控为“亲共”而将艺术家的作品径自涂改；绕着弯批评时政的作者随时担心被有关单位请去“喝茶”；人民申请成立社团往往没有法律途径而即使许可也会被百般刁难。表面上也许是食品的造假、环境的污染、个别警察的霸凌，或是一个单纯的司法判决不公，但是往深层挖下去，却都和集权有关。因为集权，所以资讯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结论可以操纵，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人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于历史长河的大脚本中，台湾三十年这个篇章，埋着太多深沉的细节。三十年中，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换了几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领袖，有的领袖竟进了牢房。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
2
二〇一四年，曾经负责思想管控和政府宣传的机构——新闻局，已经解散，纳入了“文化部”，卸下从前审查和管制的任务，成为文化的扶植者。三十年前写“野火”的作者成为公务员，从早到晚开无数的会议，把从前的法令一则一则盘点，一个一个废除，一条一条修改。譬如“电影法”，规定每一部电影都必须在事先取得政府的映演许可，不给许可，就不能上映。修法会议中修到“关键”的第二十六条，令我在会议进行中不禁微笑：
第二十六条电影片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民族尊严。
二，违背国家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煽惑他人犯罪或违背法令。
……
六，提倡无稽邪说或淆乱视听。
七，污蔑古圣先贤或歪曲史实。
这部“电影法”源自民国十九年制定的“电影检查法”，修修补补辗转到今天，仍是一部控制的工具，总共五十八条。二〇一四年，我们把它删减成二十四条。
处理“电影法”让我在会议中发笑，处理人权历史却让我潸然。五十年代的台湾，很多人因为“左倾”而被枪毙。“文化部”从南到北密集地为幸存的当事人和受难者的家属做口述历史，同时从散置各“情治”和“国防”部门的尘封的档案里耙梳，寻找被封锁、被遗忘多年的日记和遗书。阿里山邹族的青年高一生在一九五四年被枪毙。六十年后，这一纸从没被日光照到的遗书突然摊开在我眼前：
我所思念的春芳：
得知你安好，感到万分欣慰。
“不管多少黄金、白银和宝玉，也不如宝贝儿女珍贵！”
还记得这首歌吗？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为有很多优秀的儿女。
物品没收也无妨，我的冤罪，以后会昭明。
缝纫机被没收之前，很想穿着你亲身缝制的衣物，
白色的衬裤，短裤式有裤带，底下像西裤。
缝制一块四尺见方白色包袱巾。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随时随地陪伴着。
水田不要卖！
高一生
一封一封家属从未收到的遗书，我们在六十年后一封一封鞠躬奉还。
3
天黑时，推着自行车离开办公室。垃圾车的音乐响着，从远处渐行渐近，然后卡车在我面前停住。夜色灯火中，家家户户的人从深巷涌出，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垃圾袋，边寒暄边走向垃圾车，井然有序。每天晚上准七点，全城数百万的市民同时走到巷口处理垃圾——全城几乎没有垃圾桶，而地上没有过夜的垃圾。外国人来到台北，“观光”节目之一就是晚上七点到街头巷口去看台北人丢垃圾，看得目瞪口呆，说，“怎么可能？”
我真的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它微微的叹息和欲呼唤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里，如此的清晰啊。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网上“维基百科”是个惊人的创举：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个罕见的“大说谎家”，篡夺解释、颠覆是非，可是总有人起而反对。《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这个创意提出两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二十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倒是我自己，在写过“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摊开来请今天的大学生来“维基加注”，你会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装昨天的馊酒
譬如说，我承认民主让我困惑。（是否观察过、比较过，印度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比起来，如何？我们是更糟呢，还是不错？）
民主以后，台北每年有跨年晚会，市政府广场和“总统府”广场，在一条街的两头，同时举行。但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分属不同政党主政，所以是一个较劲的局面。通常“总统府”钱多，场面也比较豪华。两边请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响乐团或民族音乐或地方戏曲，因为，主政者锁定吸引的“顾客”，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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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救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摇晃手里的金光闪闪，在青春洋溢的歌声里，露出热切而幸福的表情。当他们情绪里的快乐和感恩激素涨到最高度时，政治人物上场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侠”，他穿着和年轻人一样轻松而“酷”的服装，讲着和年轻人一样俏皮的语言，做出年轻人熟悉做的手势。当他凑近麦克风大声说：“好不好——”广场上的群众，一如他所期待的，响雷一样地欢呼回应，“好——”（你在场吗？）
不管是灯节、圣诞节，不管是挂着什么名目的文艺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乡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欢乐光明，而在舞台和灯光的后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该不该有艺文活动，不是看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选民的好感、信赖和忠诚。于是从预算的编列到预算的使用，从晚会的时机地点到宣传的文字调性，从图腾的挑选到节目的设计，丝丝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销这个政治人物，累积选票。在太多的场合里，所谓文化，所谓艺术，其实包裹在选举的规划里，花的是公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