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2) - 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 - 龙应台 - 都市言情小说 - 30读书

第2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2)

第2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2)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腐蚀自由的“秃鹰”有一种流动的面貌,不容易辨认它的轮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逼问克里玛,言词锋利:

……我要说的话也许会给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对自由的穷人告诫致富的危险。你为了某个东西奋斗了许多年,某个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一样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是,你为之奋斗的空气也有一点败坏了……随着捷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消费世界,你们作家会发现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敌手所困扰,说来也奇怪,令人压抑的、毫无生气的集权主义曾保护过你们免受这些敌手的伤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将是这样一个敌手,它是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首要敌人……这个敌手实际上使整个人类的语言都变得愚昧。我谈的是商业广告电视,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浅薄的——不是由于一个愚蠢的国家检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娱乐性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的大量陈腐乏味的电视节目。你和你的作家同行们好容易才冲破集权主义的知识囚笼。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什么,还是你们已经知道?[1]

(你在台湾的现实里是否看得见那“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敌人”?或者,你能为这个“敌人”辩护?你拿罗斯的问题怎么办?)

读到这里,我把书阖上,暂且不看克里玛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倒是先自问: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会把罗素、尼采的书夹在腋下走路,假装“深刻”。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假装”什么?人们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虚无”和“草莓”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所谓“后现代”和所谓“现代”的语意错综吗?)

我得诚实地说,不,我没有料到。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用卡夫卡来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记,我写的是:“飞机撞世贸大楼爆炸起火,大楼崩塌像电脑游戏。”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个彻底的私我个人,不是社会人或行动公民。国家层次的惊涛骇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几百万人、千万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懒闲情,等量齐观。有谁比他更自我、更虚无吗?

可是他写出了《审判》、《在流放地》这样的书。这些书里头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预言十五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人类的大劫难。

克里玛用卡夫卡来回答罗斯的挑战:

(卡夫卡的)这些作品只证明了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实地表现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同时又触及超越个人的或社会的领域……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这是我本人从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2]

把游泳和战争“齐物论”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虚无,事实上,他的“深刻和真实”使得他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于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这些都是欧化的句子、坏的中文,但是你告诉我是否有更精准的表达句型)。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与恶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学。(连这一点,你也想挑战吗?)

克里玛其实无法回答罗斯问题中所呈现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他不无骄傲地告诉罗斯,请放心,在他的国家里,“文学总是不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个不足一千两百万居民的国家,好作家的书,捷克语或翻译作品,都有成千上万的发行量。”[3]

如果罗斯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我会不会和克里玛一样对自己的社会、自己的青年那样有信心呢?说我们的作者和知识精英有足够的“深刻与真实”,能够辨别自由与虚无的分界;说我们的读者和年轻人有足够的品位,探查得出那乘虚而入的“绝对娱乐世界”的全盘统治,辨认得出“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抵挡得住理想主义的消费商品化,鉴别得出价值的真伪?

我想我会沉吟许久。

(好,你怎么回答罗斯?)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同时因为没有了威权政治,没有了压迫,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当然就没有了点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相信“草莓族”这个说法——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对于所谓“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更觉得不可思议。压迫我们的,岂止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沙湾径

八〇年代这样走过

——屡见阁下大作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我把报纸文章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瞒您说,我也想离开台湾。我敢预言中国将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于他人,而是死于自己手中的绳子,真的,真的。

——“红色恐惧症”是我们国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疴,也像黑死病一样,人人怕传染。

——目前您知名度够,“有关方面”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千万要小心:开车、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恶煞”杀出来。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不赞同这个做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贸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海岛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似曾相识的年代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安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蓝色。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了。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昭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容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像龙应台这类xxxx……带原体,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与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那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五〇年代有《自由中国》,六〇年代有《文星》,七〇年代有《大学杂志》,而八〇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吓,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二年过去了。台湾的社会在十二年中脱胎换骨,不错,脱胎换骨了,只不过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二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一九八五年三月何怀硕写着: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诈欺、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国时报》社论写着: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怵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统治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八〇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八〇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时间很长,路却走得不十分远。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根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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