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3)
第3章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3)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锲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宗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烂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能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中国时报》写到《自立晚报》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不见了。我清楚地知道我要留在主流媒体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炜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噩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我保持低调。一方面为了存留写作生命，一方面也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不得不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我也觉得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也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不能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仰，因为我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以自以为最诚恳的心境写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儒雅，谦和中不失锐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回去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
宋先生和夫人与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谈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时局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专心地聆听，并且做了笔记。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八六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野火”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出境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专心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被查禁的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潮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一九八五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十年后全变成了所谓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九〇年代的政治斗争，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八〇年代的想象力。
八七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九〇年代一一浮现。
八八年，《野火集》在大陆风行。大学生觉得那些文字竟像是专为大陆而写的。
八八年，我在莫斯科。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kgb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戈尔巴乔夫的智库机构试图和台湾有所接触，我受托将讯息转给“总统府”；李登辉“总统”答复：时机尚未成熟。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
八九年十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
八〇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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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〇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〇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岁。
手边保留了五十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房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承认些什么？又学到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〇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〇年代那个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真正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〇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有可能执政的在野党了。八〇年代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途径谋求私利”的行径又植因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