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野火二十年(9)
第30章野火二十年(9)
《野火集》里，文明标准与自由精神二而一、一而二，相加相乘汇聚庞大的号召力量，这应该可以部分解释你的风潮与浪涛吧？二十年前，二十年后，台湾发生的最大变化，恐怕也就在“文明标准”与“自由精神”之间的关系吧！二十年前，你可以用解放自由精神来塑造文明标准，想不到，我想不到、我猜你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人们却以自由为名，用自由来摧毁文明标准。
自由精神不再能带来文明标准，反而摧毁了台湾面向世界，“与世界接轨”时，接受学习文明美好事物的机会。
我们看到的这个台湾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在，它大剌剌地宣告：要用自由意志选择封闭、粗浅、庸俗与自以为是。它自由自在地拒绝了所有比较精致、复杂、高贵的东西。它只要做自己，不想理会外面的世界在干嘛、要干嘛。
从政治到社会到文化，我常觉得这个社会摆了一张脸孔，对这个世界说：“我就不理你们，怎么样？”
选择做世界社群中的“乡巴佬”，并以此为荣，以此为自己选择的个性。
几年来，这种状况让我困惑，更让我感慨。威权打倒了，自由争到了，不过取而代之的，不是精致、复杂、高贵的文明标准，而是自发的、自满的粗浅、庸俗与封闭。
怎么办？二十年后，你想出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再像二十年前那般激发这个社会的热情，去爱去拥抱世界，去爱去拥抱精致、复杂、高贵的文明标准吗？
我讨厌孟肯，然而我却多么羡慕他们那个时代，羡慕那些办“聪明杂志”，坚决追求更精致、更复杂、更高贵文明标准的人。
一边读《野火集》、《野火集外集》，我一边期待，你和孟肯之间的相类似处，除了都编过、出版过别人骂你们的文章外，还会有对于点燃一个社会“聪明”热情的共同贡献。
再点野火
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
汉宝德
龙应台，在我心目中，原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话说七〇年代，台湾尚未十分自由，经济也未曾起飞，年轻的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些闷气，但是除了三五好友在客厅里发发牢骚外，并没有发泄的管道。
当时尚年轻的《中国时报》，想突破这种低气压，找年轻的小伙子高信疆当“人间”主编。他打电话来要我写专栏。这本是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媒体上乱发议论，我没有心理准备，只有从文化观察的角度下笔，对台湾社会的一些现象提出质疑。在今天看来，那些文章已经很不带劲了，可是颇合当时报纸的胃口，所以受到鼓励，一写就写了好几年。老实说，我的文章，谈理太多，不但读者极少反应，连我自己都看腻了。所以“人间”换了几次主编，对我兴趣消失，我就乐得退却了。
配合时代的需要，“人间”欢迎有冲击力的作家。这时候我看到了“野火集”。以“人间”专栏的“前辈”身份来看，顿感龙应台的热力。我心里想，他们从哪里找到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胆敢这样振笔直书，触动台湾迟钝化的神经！真不简单。后来打听之下，才知道龙应台不是小伙子，是小妮子！
我就是龙应台所批评的那种“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前辈”作家。我与她相同的，是没有做官的打算，所以并不在乎伤政府的心。只是我受传统的教育，批评却不愿意对人刻薄。我所不能说出的话，龙应台说了，我也感到痛快，不禁对这位勇敢的小妮子敬佩三分！
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野火集”中所烧的，大多与我所关怀的问题近似。龙应台以文学家的敏感所体察到的社会病态，与我自建筑家的立场所感受到的相差无几，只是我比起她来，更缺乏信心。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文字很锐利，言辞间火气十足，但在这样的文章背后，亦显示她不但对台湾社会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表示她对台湾社会的未来怀有信心。她相信，通过她的文章可以激发社会的良知，形成改造的力量，使我们的未来，看到一个进步、合理而开明的社会。
读她的文章，使我感到惭愧。我写文章的心情太像一个无关痛痒的第三者了。我分析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总是以文化的观点去解释，文化是传统，并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因此我写文章数十年，写来写去，拿不出一个办法来。谈文化，把一切问题找出文化的源头，其结果就会谅解，而不再指责，也就不再生气了。因此也就彻底绝望了。
啊！我就是龙应台责骂的，不再生气的中国人！
坦白地说，我不相信龙应台的野火会烧得掉文化的积弊。但是“毛头小伙子”的怒火，会使我们反省，早一些检讨我们行为上的缺点。她的怒火只问行为是非，不问来源，不找解释，是标准的行动派。
在二十年前，野火所烧的，是无能而专断的政府，才会引起无数郁闷的被统治者的共鸣。她所关心的问题全是社会性的，但是她举出的每一件荒谬的事例，无不归罪于怯懦的民众、颟顸的官员与荒唐的制度，一经认真追下去，全可以怪政府的无能。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只是在绝对权力之下，敢怒而不敢言。龙应台勇敢地打破了这个禁忌，为知识分子追求的言论权立下汗马功劳。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她没有去挑战政权本身，只是关怀民间痛苦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因文致祸。
今天的台湾已是民主社会，政府是民选出来的，再多问题也怪不了别人，再烧野火，恐怕也只能促生社会反省，已不能再引起二十年前的共鸣了。而龙应台也自责骂政府，一度粉墨登场，当起官来。大家不免要看看，你骂别人，看你如何做官！她以行动派的作风当官，做得还真不赖，辞职时，人人都要留她。但是以她文笔所及的天地，文化的场域未免太小了，实在施展不开。她应该做更高的官，当一位市长也未尝不可。
希望恢复作家身份的龙应台，再点一把火，烧烧逐渐沦为民粹的台湾社会吧！
且赋招魂
——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年而作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所教授
龚鹏程
闻知《野火集》之出版已二十年了，心头悚然一惊。清人词：“道是廿年弹指，竟风光全别。真不信，寻常亭榭，也例逐沧桑棋劫。”这二十年间，老了少年，换了朝代，台湾城市乡镇之面貌亦颇多变迁。而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已跟旧时迥异，令人难以辨识。故抚今追昔，特具沧桑之感。
当年野火燎原，时在戒严末期，龙应台扬风纵火，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到《台湾是谁的家？》，烧的，不但是戒严体制下各种管制的办法和心态，更是每个人在具体生活中对自己的无能。
延续了五四运动以降的“国民性批判”之传统，结合着台湾的社会现实，龙应台针对中国人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自扫门前雪、乖乖听话的态度，鼓舞大家不要做幼稚园大学生、机器人中学生，对自己周遭社会的不公不义不善，要勇于表达不满，并进而去改善它。淡水河臭了、观音山滥垦滥葬了、大家吃到假奶粉馊水油了、金融发生十信案了、环境有宝特瓶了，大家都不能只做沉默的大众。
如斯云云，在当时批判戒严而集矢于政治不民主的论调中，特显一种重视公民意识之倾向。简单说，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台湾是谁的家？是每个人的。因此谁都不能对这个社会的脏乱漠不关心，满脑子只想去美国。
这类言论，把批判的矛头，由指责他人（国民党、政府、权势者，乃至任何其他人），转向每个人自己。说明：正是因为每个人在道德上的怯懦和未尽义务，才让罪恶遂行。宰制的政权和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乃是共犯，合谋斲害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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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省精神，事实上正是台湾所缺的。透过反省，才能真正建立主体意识，让台湾和每一个住在这儿的人找到自我。龙应台当时大概这么想。
可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集》固然畅销数百版，还衍生出原住民表演团体“野火集”、教改运动者的《教改野火集》等，电子版甚至更有正版、注册版、破解版，足见火势之旺。然火虽猛矣，燎原之后，野草依然长得处处都是。且因烧过的草灰变成了肥料，草，竟长得越发茂密了。
食品药品之造假、山林水土保持之破坏、金融体系之弊端、教育中之管制与缺乏创造性……岂止依然故我，抑且早已踵事增华，蔚为更严重之问题，远远超出吾人当年之想象。以改革旧体制为名而崛起的反对运动，愈趋壮大，甚至建立了新政权。但丢失了自我反省的精神以及实践的主体意识后，遂只能用别党不配合、别人不服从、别国威胁我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只会以变更名号图腾，来建立台湾的主体性，以致终于成为当年改革运动之异化。龙应台当年说：台湾是谁的家？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要爱它，大家一同努力让这个家变好。现在的人则说：台湾是谁的家？先来界定界定吧！谁爱台湾？先来比赛谁有资格爱、谁喊得大声吧！
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结尾处曾说：“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之事。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中。”当年的龙应台曾想号召所有公民，成为自己的统治者，把国家整合到公民中去。如今，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则是台湾成功整合了一部分人，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工具；而把另一部分人视为仇敌。这一部分人则深感自己已无自由又无权利，只如牛羊般被行政管理，故或气沮或愤懑、羞与为伍，或望望然而去，觉得台湾已不是我的家。
因此，原是为了提升台湾而写的战歌，现在看来倒像一则见证台湾衰乱的证词，历史在这儿开了个大玩笑。
也因此，重读《野火集》便仿佛招魂，想重新呼唤那久遭异化的公民意识与反省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