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野火二十年(8)

第29章野火二十年(8)

“什么？”“可笑！”“无知！”“荒谬！”“更荒谬了！”“godgod！”“again！”“无言以对。”“damn！”“哈！”“哈！”“oh！oh！mylord！”“唉！”“你到底在侮辱谁？”……看到这些我本来不记得写过的感言，我忆起了“野火现象”延烧时，曾经如此急于选择和你站在同一边，不，毋宁是选择坚决和你的敌人站在对反立场的情绪。

我因而赫然理解了，当年“野火现象”藏着的力量来源。龙应台，当年的你，在一点上，很像美国民权运动时的马丁·路德·金博士——你们都擅长激发出对手最恶劣、最残暴、最粗糙的一面。

五六十年代，金博士学习圣雄甘地的精神，鼓吹和平不抵抗的运动。非暴力，但也不合作。金的主张，看似再和平不过，然而老实说，民权运动的进展、过程一点也不平和。

真正使得美国社会觉醒，正视黑人平等民权问题，其实是南方白人所暴露出的恶劣、残暴与粗糙。非暴力的运动能够有所进展，其实是靠挑衅激发了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行为。金博士刻意挑选最是恶名昭彰的白人警长，到他管辖的城镇进行示威抗议。抓狂的白人警察挥起棍棒打在手无寸铁、不抵抗不反击的黑人身上；狼狗凶残地攻击面目祥和、准备为正义而牺牲的黑人。这样的画面，透过报纸和新兴的电视传出去，震骇了一般美国人，尽管都是白人，他们不可能愿意跟这种南方警长成为同类；甚至，正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更要努力与如此暴力无人性的南方警长划清界限。

你的方式、你的策略，当然不同于金博士，但显然有一种效果却是相同的。“野火”引来了体制对你的反扑，“野火”与既有保守体制，在那个台湾的关键年代，对峙成两个旗帜再鲜明不过的阵营。你和体制的对决如此醒目，逼着社会上每个人自问：“那我要站哪一边？我该站哪一边？”

为了对付你，为了要消灭你，正如那些《青年日报》的文章彰示的，体制举起了他们的棍棒，也放出了他们的狼狗。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很多就算原来不见得同意你的人，都被体制的那副嘴脸惹毛了，他们，不，我们，心底变得再明白不过——不可能继续拥护这种无理而愚蠢的体制，不应该允许这种粗糙的轻蔑与肃杀，继续控制我们的生活。

“野火”烧起了体制的怒火，没想到发火了的“体制”，那种狰狞面目引来了群众更大的、不可抑遏的怒火。以火攻火，以正义之火攻非理愚蠢之火。

不见得全是《野火集》造成的，不过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爆发出一股确确实实和“野火”同步同调的激烈情感——我们不应该再忍耐了！

“已经忍耐够久了，为什么还再忍耐呢？”这是《野火集》送出的核心讯息；“你怎么可能怯懦到这种地步，对明明不可忍耐的事，还继续忍耐？”这是你写《野火集》时，最厉害最有效的挑衅修辞策略。

的确，不能再忍耐了。我记得，就在《野火集外集》出版的同时，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二二八”的小说，题目叫《烟花》，里面有一段是我自己外祖父遇害的真实过程。当兵时的放假日，躲在空无别人的军官寝室，边写边哭，小说最终结尾时，我让一个原本退缩、清静的学者，突然觉悟：“不能再这样怕下去了！”

小说结束在如此的觉悟上。那是我当时能想得到的，面对历史悲剧与威权体制，唯一的生路。写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到“野火”，然而今天回头一看，是的，“不能再这样怕下去了！”正是“野火”的训诫，正是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集体热情。

多年以前，在别的场合，我曾刻意强调地说：龙应台最大的长处，就是“憨胆”。我猜你或许曾经对我的形容感到不豫吧？然而如果真的明了“憨胆”的内涵意义，你应该会释然吧！

“憨胆”的“憨”，是《论语》里孔子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古典本意。很多聪明人早就看穿了几十年威权体制的荒谬与粗劣，可是聪明人同时一并看穿了，或自认看穿了威权体制的巨大与无所不在。聪明人还耳闻或旁观了过去曾经站出来批判体制、挑战体制的人，得到的是怎样的下场。聪明人只能得到一个答案：越坏的体制越恐怖、越打不倒，所以我们还是忍耐吧！

忍耐那没有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与价值自由的状况，勉强善用体制留下来的一点行动自由小小空间。聪明人相信：如果僭越去挑战思想与价值的自由，很可能连仅存的一点点行动自由都将失去，多么划不来！

“憨胆”的龙应台，不知道那么多，也没想那么多，大剌剌地就用一般人都听得懂的常识语言，揭穿了体制的虚伪。这种勇气需要别人没有的“憨”来支持，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人不知其行为是勇敢的，当他没打算要当烈士，他才会表现出一股理直气壮来。正义的理直气壮。

是你的理直气壮，搞得体制手忙脚乱；也是你的理直气壮，弄得体制灰头土脸。理直气壮到把人家《青年日报》上围剿你的文章，大剌剌编成书，广为流传。

看着《野火集外集》，让我联想起一个美国新闻界、评论界的怪人，和一本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书，怪人是孟肯（h.l.mencken），怪书是，一本全都是臭骂孟肯的文章合集。

孟肯爱骂人，而且笔锋刻薄犀利，骂人者人恒骂之，被骂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位老兄跟你龙应台一样，自己编了人家臭骂他的文章，然后强迫帮他出书的出版商，一定也要出这样一本骂他的书。

孟肯编那本书、出那本书的动机很怪——他要留下证据，证明这些“一般的”美国人多恨他多讨厌他，免得后世忘记了，还以为他跟同时代的美国人一样糟一样差。

孟肯骄傲到一定要跟自己的社会划清界线。你在出《野火集外集》时，是否也有一点点这种骄傲心情呢？

孟肯的骄傲，是有背景、有来历的。他活在世纪之交，美国城市快速膨胀，大批原散居农村里的人，聚挤到城市讨生活、找机会。城市生活还来不及让这群人摆脱过去狭窄生活塑造的单调价值，这些人反过来用他们的单调价值评断城市，进而改变城市。

孟肯在大城巴尔的摩（baltimore）出生、长大，受的是强调欧洲文化的教育，最相信的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从事的又是必须不断接触、报道外在世界最新变化的新闻工作，这些条件使得他和那群新进城的人，特别格格不入。

在孟肯眼中，“一般的”美国人，是封闭、固执、盲信的乡巴佬。孟肯先是加入了《聪明组》（smartset）杂志，后来还找人合伙办了《美国水星》（americanmercury）。这两本杂志，和一九一四年创刊的《浮华世界》（vanityfair）、一九二五年创刊的《纽约客》（newyorker），都是所谓的“聪明杂志”（smartmagazines），摆明了就是要“乡巴佬”们学习“聪明”，看见城市、看见文化，看见外面广大而丰富的世界。

一九二八年，评论家威尔森（edwardwillson）半开玩笑地说：“全美国一半以上的大学刊物，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美国水星》。”这说明了：“聪明杂志”就算没有真正让美国“乡巴佬”们变聪明，至少成功塑立了一种文明标准，一种“聪明”的典范，想要炫耀自己“聪明”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就服膺《美国水星》所代表的风格与精神了。

孟肯不是个可爱的人。不，孟肯是个极度讨人厌的人。自大、傲慢，浑身散发着精英主义的气息，甚至还带有让人受不了的种族歧视概念。然而，在那个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时点上，如此不可爱的人却建立了一项可爱的典范。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说：孟肯和那些“聪明杂志”，让美国“与世界接轨”。美国从一个远离欧洲文明世界，落后、粗俗、自以为是的社会，转型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新中心。

孟肯和他所崇拜的尼采一样，终生寂寞。他要那样傲慢地跟自己的社会、美国的群众划清界线，怎么可能不寂寞？他支持纳粹和希特勒，美国左派当然不爱他；偏偏他又反宗教、最喜欢嘲弄清教徒，美国右派也不会爱他。他当然寂寞。

龙应台，你不是孟肯。你虽高傲却有着一张亲和的脸孔，还有诚恳的笑容。不过我想你会同意，你跟孟肯一样，在台湾关键年代，借着那热烈如火的文字，强迫长期封闭的台湾，去面对两种东西——去面对更广大的“未知的世界”，还要面对广大世界逐步建立起的文明标准。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当年你的文章，藏不住对“封闭”的不满。顽固、刻板、不真实的口号、不变通的教育与管制，这些别人视之如风车般习惯的事物，你却清楚知觉他们是再可怕不过的敌人。而这些，正就是二十年前台湾社会的“乡巴佬”个性。

不相信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不懂得尊重个性，把每个人看成幼稚园学生来管，而在没人管的地方，缺乏文明自制力的人就把自己的生活搞成像野兽般失序不堪，这是二十年前台湾“乡巴佬”个性的症结。

所以你号召自由、要求松绑，更重要的，宣扬尊严，个性的尊严。在那个时代，回头读《野火集》，我确认了，你提出的文明标准，正就是“自由精神”。

台湾向外开放必须补课的文明学习重点，正是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自尊自重。打倒那无所不在，却一点也不文明的威权，还我们作为个人以个性呼吸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