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野火二十年(7)

第28章野火二十年(7)

然后就留下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新的政治非线性（non-linear）年代里，玩儿字谜游戏，蓝色的字一堆，绿色的字一堆，用拼贴出来的字样猜想民主新乐园的格局。当年言论阵线里的脸谱，猪羊变色，才没几年就追上了时尚界的新标语：新态度就是新衣着。没赶上高速车流的就在“自疗失语症”的路标指引下下了交流道。龙应台倒是没一丝恍惚，力气还是很大，为整一代人理着思绪。从二十年前的那一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敢把她放在第二前线看，我多少还是从言论检查者的眼神得到了启发，他们缺席的年头，并不那么轻易被遗忘，看到邻居墙壁上深深浅浅的爪痕，自然就能想象夜半刺耳难忍的折磨人的声音，我们都听过的。

那天她在“人间”副刊和大陆的《中国青年报》同时发表的文章，我那沉睡多年的警觉又被唤醒。可能许多像我这辈对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台湾有深刻记忆的人，对今天的大陆仍有切肤之感，希望更合理的体制，能在彼岸长成，祝福那些用脊梁骨顶住压力的人们。

现在，龙应台正“舍末逐本”

——她借孙文的话问道：中国有四千年文明，为何无一地如香港者？

《联合报》顾问

张作锦

二十年前，龙应台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后来大家生气了，把一个受批评的政权换了，人们能放心大胆地讲话了，很多有形和无形的束缚都解脱了，政治人物在街头和议会更是“生气”蓬勃。

但是，那似乎并不完全是龙应台所企盼的社会。自然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药物和食品仍然在假冒伪劣，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活仍然得不到安全，教育从一个铐链换上另一个铐链，很多人的行事准则还是靠权力而不是靠真理……台湾，似乎依旧是龙应台“生梅毒的母亲”。

二十年前，龙应台踩着台湾的土地，吃台湾米，喝台湾水，眼里、心里都是台湾，看着生活在台湾的人不争气，自利、自我，她忍不住斥责：“你是谁？你凭什么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

因为追求明显而立即的效果，那时龙应台的话不免说得直一些，严一些，也显得急吼吼一些。那把“野火”若是烧得人不痛，大家就没有感觉嘛！

以后去了德国，看了欧洲，旅行了世界很多地方，亲历世局诸般巨大变化，龙应台观照的范围更大了一些，思考的层次更深了一些，她借用香山少年孙文十九世纪末年在香港提出的问题：“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此刻的二〇〇五年，龙应台正在香港，这个纠缠中国知识分子几百年的问题，她也同样在思索。我们看得出，她正在“舍末逐本”，想从纷陈的众议中爬梳出一个能使国家文明的主轴。她的结论，也许就是“文化”吧！

“文化”很难简单说明，很难定义。但是清明的政治靠它，健康的社会靠它，和谐的人际关系靠它，科技的进步发展也靠它，现在更有人提出“文化是明日的经济”。

为了印证自己的主张，龙应台曾卷起袖子下海，到她不讳言“我所看过最丑陋的城市”台北市当了三年文化局长，希望把台北打造成一个有人文内涵的都会。也许她对自己的笔更有信心，辞了官，回复作家的身份，也回复她的写作生涯。她把文化作生命的墨汁，喷洒向在港澳的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人，在大陆的中国人，和在海外各地的中国人。若是多数人能认同和响应她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集体的自省，是一次波澜壮阔的“维新运动”。

不是龙应台独有这种“雄心壮志”，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必然要走的归程。屈原与昏庸腐朽的政治对立，坚持改革和进步的要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把百姓幸福置于自己痛苦之上。虽然打击来了，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其犹未悔，哪有不受折磨的屈原啊？

那年龙应台离台赴港，去阳明山与她话别。时值盛夏，蝉鸣满山。“听，这蝉叫得多放肆！”她说。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放肆”形容蝉鸣。这话是揄扬，是斥贬，或只是妙手偶得的写实？

蝉是一定要叫的。叫，是它生命能量的发皇，也是它的责任。

要叫，那就叫得“放肆”点吧！

海外，留一星火种

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社长

傅承得

有一些东西，从二十年前烧到今天；从台湾烧到马、新等东南亚华人社会。自《野火集》后，我陆续阅读龙应台的著作；许多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二十年过去，像我这样的读者已步入中年。然而，余烬未熄，火头还在。龙应台的火气，仿佛还在。二十年过去，一定有一些东西还在她心中；一定有一些东西留在读者心中。一些，时空无法阻隔或扑灭的东西。

我见过龙应台几次。她来马来西亚演讲，挤爆了容纳千人的礼堂，还有几百名观众在户外看闭路电视。每次，她都成了“媒体的宠儿”，成了慕名者瞻仰的偶像，而我主持过她的演讲。二〇〇一年，她在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办了华文世界出版论坛，我应邀参加。她笑着迎迓，像多年的老朋友。然而，我对她的印象，仍旧留在二十年前，那个放火的人。

当台湾人感觉习以为常，当少数人有心无力，当更多人视若无睹，龙应台以犀利的思路和文笔，以“文化评论者”身份，无畏无惧，揭露和鞭笞她“看不过眼”的人、事和物。像刀那么冷，她的目光；像火那么热，她的文字；像星星那么明亮，她的心意。那时，海外华文读者注意她，因为她创造了议题，也因为台湾社会难得有这么一位敢怒敢言的“文化明星”。对她，可能有所敬畏；但是，台湾和海外华人社会，毕竟遥远。知道遥远的对岸有这么一个人，放了一把火。这把火，毕竟不会烧到这里来。稍有跟进留意的，从国际新闻版上，还知道她后来应马英九之邀，戴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还“闹了一些事”。然后是她又来马来西亚演讲。上回她骂了新加坡人耶！去看看她这回要骂谁了。

这场龙卷风，横扫台湾，惊醒的人还不少罢！吹过马、新，看热闹的人来看她、专访她和议论她。那把火，仍然不痛不痒。可是，龙应台从来就不是“看”的，是“读”的，是“思考”的。只有回到她的文字里，才有她的血肉和脉动，才有她的光芒和热度。把她的文字作为，留在心里，心里才可能酝酿另一阵龙卷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从某些角度看相当长进，另一方面又显现了自私自利、事不关己，甚至麻木和阴暗的华人个性。赤道线上，天气那么燠闷，那阵龙卷风还未吹起。

马来西亚没有龙应台吗？也不见得。陈亚才和潘永强，都是亮丽的名字。他们曾留学台湾，懂得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责任”，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懂得“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然而，这里只有太听话的华文媒体，只有太爱看热闹的华社群众。苟活之后是苟安，苟安之后是一切都苟且。谁要龙应台？那个放火几乎烧伤每一个人的龙应台？

沉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高希均说。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萨义德（e.w.said）说。

看来，除了陈、潘等几位，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华人社会，真的欠缺知识分子。

因而，二十年来，我常思念龙应台。

也常，在心中留一星火种。

检验龙应台

——关于《野火集》二十年

《中时晚报》总主笔

杨渡

现在回想起来，《野火集》是在美丽岛事件之后的闷局下，燃烧起来的。那时党外杂志已经如火如荼在地下发行。只要你是熟客，重庆南路、台大附近都可以找到已查禁的党外杂志、禁书，和刚刚被翻印出来的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

相较于党外杂志的辛辣内容，龙应台的文章，其实没有比党外杂志更勇猛，内容没有更直接。但它是可以在报纸发表的文章。这就是龙应台与我们的不同。

她选择了一个角度，一个射击手的目标。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进步的一面，但又不直接让当政者觉得充满敌意，而加以摧毁。

党外杂志是对体制的全面否定，从骨子里就反国民党。而龙应台是从社会现象出发，构成批判的内容不一定是针对威权体制，有时是社会、文化，所以相对也较间接。这其实不是她所独有，而是那年代，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他们出之以文化学术的包装，为的就是打破威权体制，呼唤一种改革的气氛。因为美丽岛事件之后，台湾社会太沉闷了。但龙应台和老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之处是，她文笔好，批判直接利落，笔下常有激情，具煽动力。这是她最受瞩目的原因，也是文化管制当局不满的地方。

当时党外杂志已经开了批判的、反威权的出口，地下出版刊物连《宋家王朝》都大卖特卖，所以，龙应台的文章还是在当局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只是她的影响力和党外杂志不同。她影响了一大群平时不看党外杂志的中产阶级、小市民、年轻知识分子，从而让他们有初步的自由主义思想，走上了反威权体制的路。

从这角度看，龙应台是知道如何媚俗的。她懂得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极限之间，寻找到那微妙的平衡点。一条既有几分危险的高度，但又不至于掉落而亡的地带。她走在其间，赢得最大掌声。

龙应台并不是彻底的批判者。她未曾直指国民党、威权体制、文字控制、蒋家等，而是批判某些个别单位，如文工会、警总、地方政府、官僚、政客等。但她就是不会直接批这个总体的体制。

这便是她聪明的地方。她既可能被查禁，因为文笔火辣，却找不到被查禁的理由。因为她所谈的，都是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常识。她走在边缘上，巧妙地闪躲了政治的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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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龙应台仍是这个不彻底的批判者。她说两岸和平，却对军购问题回避。她从未在本土问题与台独法西斯问题上表态。虽然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她，明知台湾在选举中的种族主义与法西斯气氛，是多么接近纳粹当年的德国。虽然，她应该比谁都清楚，本土化的目的，不是反对国际化，而是去中国化。但她选择了以国际化，来闪避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矛盾。

龙应台有勇敢的一面，有媚俗的一面，也有她智慧的闪光。

但可以指出的是：二十年前，那个可以闪闪躲躲，以模糊的自由派姿态，来缓和矛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不是龙应台想不想，而是当政者就是如此思考。他们认为，你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不是台独，就是统派。

龙应台无可闪躲的是，她的血统就是不正确的，外省籍。这一点，往往让她无意中自卑起来。这不是龙应台所独有，而是我的许多外省籍朋友常有的原罪。他们未被批判压倒，却被民进党所塑造的原罪气氛，从内心里压扁了。而龙应台，由于她的傲骨，还算是自我压抑最少的人了，却无法免除。我知道这么说，或许龙应台会不服气。但我想说，当二〇〇四年“大选”结束后，龙应台所发表的支持那一次选举的文章，恰恰是被那个社会气氛所压扁的证据。否则，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会同意那一次选举，有符合任何一点点，即使只是一点点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

龙应台所无法回避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她如何在统独与两极化的气氛里，维持她独立自主的思考与人格完整。要知道，这在以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勇气。但在民进党执政后，我眼看着往日的自由派学者、知识界的朋友、当年学生运动的纯真热血，一一成为权力祭坛上的污血、血糕，献给了无品无格的政客，连一点知识原则都把守不住，就深深感到知识人是多么容易下沉。人性如此脆弱，我有一种看见时代悲剧的安静，如同见到历史的镜子，闪出冷静的回光。

我不知道龙应台有没有以前的勇气，用当年检验国民党的标准，一样地检查民进党。用一样的标准，进行批判。但我知道，这是检验龙应台最好的标准。看看她是不是一个符合她自己所要求的自由主义者。但这不仅仅于龙应台为然，于我也一样，时代会继续检验着我们的信念与品格，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