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野火二十年(6)
第27章野火二十年(6)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谈“外来学者”的“知识介入”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马家辉
龙应台教授以撰写“野火集”专栏成名于八〇年代中期的台湾，专栏文字于一九八五年结集成书，一九八六年中便登陆了香港。出版社是无线电视机构属下的出版企业“博益”。
香港版《野火集》有两项特色：
首先，它仍然维持香港坊间流行的口袋书尺寸大小，但页数是出奇地厚，置放于书店的书架上，跟其他惯于单薄也乐于单薄的口袋书并排而立，显得特别抢眼突出。其次，尽管它不是谈情也不是八卦，销路却是出奇地好，出版不久便卖了超过一万册，这对销量两千册即可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香港市场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容疏视的出版奇迹。
正如在台湾，《野火集》在香港知识界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少文化人在报纸专栏上、饭局耳语里热切争辩“野火现象”的来龙去脉，可是，讨论焦点终究倾向“在地化”，主要是把香港和台湾的景况略作比较，从而思考“为什么香港没有像龙应台这类笔锋犀利的批判作家”、“香港是否需要龙应台这类笔锋犀利的批判作家”、“即使香港有了龙应台，她能在这个对政治时事普遍冷漠的社会发挥多大作用”之类议题。八〇年代中期的香港正处于所谓“回归过渡期”，本土精英对于这个城市的身份认同问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兴趣，“隔岸观火”并借台湾的一把野火替香港的热水加温，不无适时适地的现实意义。
或许本土精英没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因缘际会，“纵火者”龙应台直接跑来了香港放火。
龙应台于二〇〇三年中从台湾移居香港，先在城市大学任教，后转到香港大学，依据我的就近观察，这七百多个日子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十二个月是“潜龙勿用”，龙应台除了应付基本的教学工作，主要精力在于睁大眼睛和张开耳朵去观察、去了解、去聆听，她把知识触觉投入这个后殖民城市的多元角落，积极结交不同阶层和领域的朋友（或潜在敌人），急迫地向他们探问有关香港的轮廓和细节。来港之初，她说过一句“我抱着留学的心情而来”，在这意义上，龙应台绝对是个用功的好学生。
后十二个月是“见龙在田”，有如一位在海底沉潜久了的健泳者，龙应台终于在海面仰脸露颈，吁一口气，发力前游，写专栏、上讲台、策划论坛、主持沙龙，处处针对香港的现实境况发言，在各种形式的公共空间和知识平台煽风点火。
其实根据龙应台在台湾、上海和新加坡的“纵火业绩”，若说她会在香港安静沉默地度过两年，谁都不会相信。但令香港读者大开眼界的是，龙应台采取了一种很“实在”的态度来对待香港，每回发言谈论这个城市，她都不会只在抽象理念或宏观回顾上打转，而几乎每篇文章都是针对香港某组独特而重要的公共议题提出批判或建言，龙应台谈涉及数百亿新台币预算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方向、龙应台谈古迹保护与主流价值、龙应台谈国际化的危机与陷阱、龙应台谈英语水平的低落与前景、龙应台谈香港侨生的特色和位置……龙应台敏锐地关注到香港人的许多关注，却没忽略香港人的许多疏略，连珠炮发，不知道是贪玩抑或认真，她在香港的墙上铭写了大大的“到此一游”四字，字体之深刻令谁都无法假装看不见。
香港是个国际都市，商人来商人往，学者来学者往，但几乎每位外来学者都只是客客气气地说些“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人很有文明法治，香港的云吞和饮茶也很好吃”之类敷衍套话；相反，龙应台在港两年，功德之一可能是向香港人示范了外来学者可以、应该、如何以“知识批判”介入本土社会，从而对这个暂居的城市提供了若干的贡献。
总体言之，龙应台在诸篇文章和诸场演讲里，无不或隐或显地展现出“龙应台式四段论”以拆解香港：首先，她会抓紧焦点，开宗明义指出想谈的是什么议题；然后，她会指出，香港人对这议题的讨论欠缺了什么面向和层次；接着，她喜提出，如果这议题发生在台湾或西方，大概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和结局；最后，她会试图告诉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可惜无法做些什么。以她在香港大学的“香港，你往哪里去？”为例，于讨论“中环价值垄断了香港价值”和个中现象如何困限了香港的文化发展之后，她直接告诉香港人：
如果我不是决策官员而是个小市民，那么我会用尽力气发起公民反抗运动，串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消费团体、小学家长会、被虐妇女保护协会、劳工权益促进会、文史工作室、青年义工……包括国际组织；我会结合所有大学的历史系、建筑系、城乡研究、都市计划、景观系所以及教育学院将来要为人师者的学生和教授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我会静坐、示威、游行。我会不间断地投书给本地和国际的媒体，我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求援，向“国会议员”申诉；我会寻找律师探讨控告政府的可能。最后，告诉你我最后会做什么：我会用选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轻视自己历史的政府选下去，换政府。但是香港的政府是不能换的，因为没有普选。
对于龙应台在香港所点燃的野火，许多人拍掌喝彩，赞叹于她的敏锐与锋利，以及感动于能够近距离体验二十年前的《野火集》光芒，但亦当然有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和立场予以挑战，例如有政客在评论文章里明责“龙应台之流”应该认识“在中国蜕变过程中，中国人和英殖民地主义者的合作和斗争才是香港历史”、“不要沉迷于拒中情结，像台湾那样钻进根基不稳的本土文化死胡同之中”；有企管专家在专栏方块里暗讽“中环价值其实不是负面，反是香港成功的因素，台湾应该学习”；有政府高官在饭局茶聚里抱怨“龙应台根本不了解香港，所以被有利益冲突的本地文化人蒙蔽误导”……各式议论在江湖流传，像影子一样，紧贴于龙应台身后。
二〇〇五年六月以后，龙应台将返回台湾重执教鞭，以后即使再游香江，亦可能只会短居数天而不会盘桓久留；这两年来，她在这个城市所点燃的野火能否烧掉一些应被烧掉的杂草，可要看天时地利之因缘造化。谁知道呢？正如谁知道龙应台在二十年前的《野火集》序言里说过一则错误的预言——“
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所教授
马森
时光流水般地逝去，一晃眼间《野火集》已经二十岁了！如果是一个小孩子，已到了举行成年礼的时候，算是已经长大成人。我有幸曾亲眼目睹他的诞生，又亲眼看他渐渐长大，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心中实在感到无限的欣慰。
诞生在一九八四年的“野火集”是偶然，也是必然。
顺着记忆的线索，应该先从我认识龙应台说起。一九八三年秋，我应刚成立的“国立艺术学院”之邀，从伦敦大学请假一年返台担任客座教授。翌年，趁居台之便，一口气出版了四本小说：《北京的故事》（时报版）、《海鸥》（尔雅版）、《生活在瓶中》（尔雅新版）和《夜游》（尔雅版）。就在这一年，也是刚从海外回来的龙应台在《新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夜游》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批评我另一本小说集《孤绝》的文章，这两篇后来收入《龙应台评小说》的评论成为我们结识的媒介。由于我们都刚从海外回来，有一些共同的感受与共同的话题，当然也由于龙应台是一个非常热情、观察细腻、思想又十分开放的人，很对我的脾气，言谈之间容易产生契合的愉悦，所以很快地我们就成为相熟的朋友了。
在高信疆担任《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的时期，曾邀我为也是由他主编的《时报周刊》写过一个“爱梦屯随笔”的专栏，爱梦屯是我对加拿大edmonton市的音译，时在一九七七年我在加拿大阿尔白塔大学任教的时候，从此以后与《中国时报》的编者有了来往。一九八二年金恒炜继高信疆之后主编《中国时报》副刊，继续邀我为“人间”副刊开了“东西看”和“述古道今”两个专栏，都是每星期见报一次。从一九八二年一直写到一九八四年，也有些累了，很想停笔休息。就在这时候，龙应台出现在我的眼前。由于她的小说评论显示出她思路的清晰，文笔的洗练与辛辣兼而有之，是我心目中写专栏的上乘人选。同时，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人间”副刊已经掀起风潮，但她与恒炜并不相识，因此我特意邀应台与恒炜便饭，介绍他们认识。恒炜为人积极，也是个很能赏识人才的主编，一见之下即说妥了为“人间”副刊开辟专栏的事，于是“生气”就变成了“野火集”专栏了。“野火集”的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就是我的那篇《下台一鞠躬》在“人间”副刊刊出的最后一篇专栏。
我说是偶然，因为这件事来自那时候我偶然的一个念头；我说也是必然，则是因为像应台这样的才华，迟早会被人发现的，没有《中国时报》的“野火集”，也会有其他报刊的“野火集”或“xx集”。
“野火集”诞生之后，适逢政治上从专政过渡到民主，文化上脱离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果然立刻烧红了台湾的半边天！台湾报纸上的专栏何其多，但真正发生影响的则寥寥无几。酱缸文化（借用柏杨先生的用语）为时过久，撼动不易。我在为“人间”副刊写专栏的那两年，也曾有过向腐朽势力敲击的经验，不想竟然遭遇到恐吓和围剿。后来应台的“野火集”则遭受到更多与更恐怖的威胁，恐吓、围剿之外，甚至有激烈的读者到她门前来撒冥纸。“野火集”虽然招致保守势力如此的厌恶与反感，但确是给台湾的社会丢下一颗响亮的震撼弹，动摇了一些腐朽的、蛀蚀的原来还以为足以擎天的梁柱，更重要的是为广大群众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乡愿思想进行了一次痛快的洗涤。
“野火集”使龙应台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因此成就了她源源不绝的理性而犀利的篇章，渐渐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以致她的那把野火从台湾延烧到香港，从香港又延烧到大陆，而终于有今日我们所见的足跨海峡的一个社会的良心、酱缸文化的谏诤者——龙应台！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
中天电视执行副总经理
陈浩
提了笔才想起来，二十年前有过这样的画面：在某个场合里跟“有关单位”起了争执，我坚持她这人“单纯得可以”，那位则沉着脸说“她很危险”，谁也没说服谁。
那个年头他们无所不在，处处都在，记忆的墙壁上少不了他们的爪痕。
一九七〇年代的后半在台北过的大学生活，中坜事件、“台美断交”、选举中断、美丽岛事件，现在看来像是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的序曲，对当时年轻的心却是澎湃的政治启蒙。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罗斯福路的台大大学口常有精彩的政治演说，有一排违章建筑的矮檐下的书摊，下大雨时挤不下两行人通过，就在雨天邂逅谔谔的李庆荣，谈着他写的“莫把反共当遮羞布”的文章，没两天就听闻他被逮捕。激情与余悸，滋味难辨的岁月，谁又不是单纯得可以，哪知道危险在哪里呢？
但那距离龙应台在“人间”副刊发表《野火集》里的文章，被有关单位盯上，也已有十年之遥。十年之间的故事已经有太多，入狱的、判刑的、灭门与坠楼、代夫出征、查禁杂志……那年采访受刑人家属选举新闻，靠近政见台边，经常就被后方掷来拳头大的钞票卷打到头，当时“小额政治捐献”都是这样。有一天回到报馆，平时活泼充满议论的编辑部，突然鸦雀无声，一片超低气压，任谁都紧绷着脸，偷偷问才知道，当晚警备总部要来视察“大陆资料室”。这种镜头也永难忘记。
再过了几年，肃杀之气稍减，报馆的言论气氛仍然沉闷，但窗外的党外运动已有了势头，我猜那两年该是有关单位员额最膨胀的时候，台湾社会松动得厉害，他们想压又不知如何动手，只好多找人看着。化身成师长亲友同学同事，随时从角落里窥视，有时现身探问，有时龇牙咧嘴，分不清喜怒。那两年最常遇见他们，偶尔周旋也像应酬。却常惦记着当年下山师父教的“心法”：耐着性子跟他们讲道理，说话要慢，想好了再说。
那次说话时，“野火”还没结集，见过一次龙应台，觉得她文章和人都透着天真，还有那种超强的女生的正义感。对我们这些半公开的为党外杂志写稿，日子过得挺忐忑的人，龙应台没有一点政治性。读她的文章，浑然天成，痛快淋漓，但总觉得是第二前线的冲撞，哪有什么“那位先生”讲的危险？因为打心底不怎么服气，说话的口气就快了些，那位先生就变了脸色，没有了笑容，“老弟啊，告诉你，她的文章很有煽动性！”
那可是第一次跟他们不欢而散，我也只是耸耸肩，想，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那段回忆丢开了就是二十年。后来从八〇年代的后半走到九〇年代的整十五年，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像是某种线性的（linear）想象，一步一脚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开放，像是蛮合理的因因果果，尤其到了二〇〇〇年的那场“大选”，像是某种线性发展的必然结论。旧时代成了光影碎屑，而有关单位们也像是《骇客任务完结篇》里速速缩化消失的钢乌贼，变成远处的小黑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