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野火二十年(5)
第26章野火二十年(5)
龙应台的震撼性出现，是在一个大时代，一个有文化厚度为基础、台湾自觉酝酿多年而即将爆发的时代。接下来，到我一九八七年六月离开台湾的一年多里，我看到“洛河展意”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地下道演出被警察驱逐，看到“自由之爱”在台大校园的游行与静坐，看到“我的乡愁我的歌”在基隆文化中心首演唱出乡土的声音。龙应台一点都不孤独，她的震撼效果在于她的先声夺人。同一个时代的台湾，前前后后许多艺术家、文化人，以及普普通通的台湾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素质。龙应台是大海中卷得特别高的浪头。我回到新加坡，开始尝试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思考新加坡的现实。二十年的生养建设，的确是使新加坡取得许多让本国人自豪、让外国人欣羡的成就。可是，在同样的二十年里，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素质也流失，或者无法累积，包括人文个性的培养被忽视，公民社会的发展被限制，文化意识的生成被压抑，个人主体的诉求被排挤。这也是为什么当龙应台在一九九四年把她十年前在台湾燃起的“野火”烧到新加坡，写了《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时候，让她感到意外的是一面倒的“护国之声”，群起讨伐龙应台。
又过了十年，二〇〇四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应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个月之间做了三场公开演讲，从文化与认同谈到传统的再生。今年五月，她又前来参与一个讨论“美术馆与社会”的论坛。四场演讲累计超过两千五百人次。她对新加坡各种现实的批评仍然深刻，不过，她的战斗姿态却已经消失。当她提到新加坡的时候，她不断说：“‘我们’新加坡……”许多新加坡人静静地听龙应台的意见，也没有十年前的那种“义愤填膺”。然后，有人委婉地说：“龙应台毕竟是偶尔来访的客人……”（《联合早报》社论，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十年过去了，龙应台的理想主义没有改变，她的姿态却是跟着整个台湾社会的翻天覆地后的情境而调整。好些新加坡人还是默默地倾听龙应台的批评，也期望看到新加坡的龙应台的出现。可是，如果没有那一波又一波前仆后继的浪头，又怎么能够期待出现龙应台这个特别高的浪头？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柏杨看“野火”龙应台
作家：柏杨口述
记者：丁文玲记录
《野火集》是世界知道龙应台的开端。但是对我而言没有差别，我早就认识她了。这人是本质上跟我相似的灵魂，只是她比较年轻，她相信中国人可以改变，我比较悲观。中国人有一种固执，硬得很，例如有史以来官员缺乏道歉的传统，也不知道惭愧，而平民老百姓们即使接受了某些事实，也不愿意做些什么，就算问题横摆在眼前，两年内铁定不会有变化，甚至三十到五十年还是维持原状，试问文字又能做什么呢？不过话说回来，文化要是容易改动，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了，所以还是需要我们这种振笔疾书之人。
我和龙应台常被相提并论，但是我们除了年龄差异之外，背景也大不相同。我当过兵，当兵时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我曾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写作的角度也常在自身与群体间转换。比较起来，龙应台的思维就个人化得多。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看事情的方法也大不相同，各有所长。虽说不免有倚老卖老之嫌，但是我还是要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与做法，都是柏杨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晚年进入中庸之道，站出外面往里看，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如此。
若说起我与龙应台之间，有件事情虽我俩意见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提，那就是二〇〇〇年的“二二八”纪念馆续营风波。当时她与台湾和平基金会发生误会，两方都希望我出面调停，同为“外省人”，我虽然知道我说话不见得有力量，还是打了通电话给她。现在时过境迁，我要替她说句公道话，事实上，当时被外界质疑少年正盛、不接受异议的龙应台，是很积极想要了解与解决问题的。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立刻说：“您越说我越糊涂，不如我到您家吃饭，听您说清楚。”龙应台就是这样直接率真的人，不多久后大剌剌跑到我家来吃饭。解释完她因应此事的做法后，还问我：“您说我这样够不够聪明？”我记得当时我也依自己的想法，很坦白地对她说不够，还补了句，既然你已经问了，我就不能不说，免得你以为你自己真的聪明。有趣的是，她并没有生气。
我说这件事，是希望外界了解，文化的定义是浮动的，文化人最缺乏的就是包容和忍耐异己之心。身为一个文化人，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即使龙应台常受批评，但我认为她确实兼具以上两种特质。文化人往往不是太温和、太没有主见、太阿q，就是听不下别人的意见，她既有自己的想法，又愿意听对方意见，或许媒体和与她意见冲突的人，应该多给她一点沟通的机会。
中国作家不值钱，猛写十年不富，一日不写便穷。文人提笔不是为财，多半为的只是一点理想，想对社会有功效成绩，但因为文章价值都是由读者或后人所捧出来的，抱着理想、不为名为利的写作者，所以特别需要得到读者的回馈与反应，我隐然感觉，龙应台应该也是这样，并非天性喜欢喧哗。
我写文章跟猪吃糠一样，是不得已，不写活不下去。天下不简单，“人权”两个字又进不了衙门，作家只能不停地写作，才可能期盼有渺小的机会参与或改变社会现况。我对作家的影响力有自知之明，不像龙应台，还年轻天真，还会抱怨“他们怎么不看看我的书”，对于为文可以经世治国的自信心过强了。
仔细观察，我和龙应台确实还是有很多相异之处的。我虽颠沛流离，但还是在中国土生土长，提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龙应台则是受西方民主政治学问和思想刺激，反思中国问题。我们两人看到同样的弊端，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面向与建议解决之道。有人批评我，只要是骂中国，柏杨就高兴，骂得越凶，柏杨越开心，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写文章，是想让做错事却仍有反省力与良知的人，感受被杀头之痛，希望辛辣中还带有忠厚怜悯，龙应台应该也是如此，但她比较急。或许是因为我年纪较大，觉得和过去比起来，台湾与大陆无论是民主或言论的自由，都见到了长足的进步，有种身在天堂的错觉与满足感，龙应台是恨铁不成钢，总还是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比西方更强更好吧！
就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明和民主都是你一句我一句骂出来的。我一直深信人性，诸恶多半是社会的结构或机制出了问题，而不是哪个人要与善或好的人、事、物相互敌对，人类是可以沟通、理解、说服的对象，作家如我和龙应台，就是生来要担任这种针砭的角色，治疗这个社会。
三月的杜鹃
台湾大学戏剧系副教授
纪蔚然
倘若今天有人使尽吃奶的气力、动员全身不平则鸣的分子写作一篇篇短文，内容充塞剑拔弩张的字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是谁在作践我们的子女”、“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懂得自己的权利”——尔后且集结成册，名之《野火集》，我只能挪借散文家琦君的名言，说此人八成是三月间台大校园的杜鹃，疯了。
二十年过后，龙应台于一九八〇年代控诉的情境很多未获改善，我们的城市照样丑陋不堪，我们的教育列车持续驶向断崖，我们的交通依旧是色盲的横冲直撞，但有一层面已彻底质变：台湾人，你太容易生气了。现在没人敢说台湾人民不懂得为自己争权利，我们只要受到委屈就按铃申告或在摄影机前哀天哭地，一旦被人倒债就冥纸鸡蛋伺候，更猛的还会泼油漆、掐脖颈或开瓦斯自杀攻击。台湾人的怒气早已凝聚成千斤顶万吨锤，要是大伙齐聚发功，那威力足可击沉人人口中的宝岛十数次。谁说台湾没有核子武器？
台湾人真的很会生气，致使下梁不正上梁歪，即连最应沉着、最不该当众动怒的“总统”先生也有样学样。“总统”不怒则不威，但他大可于私底下跳脚踩扁帽或在政敌的照片上倒番茄汁，就是不该在电视上化身为终结者——ahbian，theterminator——把嘴巴当乌兹扫射全台，搞得仇人盟友无一幸免，政客平民纷纷中弹。非但如此，“总统”还实践魔鬼阿诺“i’llbeback”的箴言，他真的回来主动续摊，并夹带着手榴弹与轰天雷，二度开炮，把野火烧成漫天烽火。有这样的访谈节目，谁还需要看动作片？那两天，我坐在沙发看着荧幕上的阿扁，先是瞠目结舌，继而视线渐转模糊，只恍惚觉得画面里有一朵正在燃烧随时会内爆的杜鹃。
台湾人，息怒吧。
二十年前龙应台要沉默的大众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倒企盼大家少讲几句。沉默的民众早已变成饶舌的乌鸦，老是在那聒聒聒聒。一位艺人的死亡竟衍生出数以万计的疯言疯语，朋友与记者叽里呱啦，熟识的与不识的呜哇呜哇，甚至连曾于海边偶遇他的路人也有话要说。与死者攀上关系真能使我们无聊的日子增添点生气吗？众声喧扰，好不热闹，但从幕启到幕落，人们却无法从这出人间悲剧感受到洗涤或升华的丝毫可能。
台湾人，你话太多了。
并非针对每件事你我都得有真知灼见，毋须理会诸如“没有意见哪算是现代公民”的挑衅，我们要可怜这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的生活除了政治以外其他一片空白。也并非一有想法就得公之于世，野人献poop（屎）一番，何不将反射性、已受制约的念头潜藏于心，不时修正，给它机会沉淀？我们绝对有保持缄默的权利。若某人因车祸躺在病床，他大可不必甫动完手术便向记者交代当时如何怵目惊心，事后又多么情何以堪云云，但令人费解的是，受访者往往选择说话，即便是吃力地掀动着半麻醉的双唇，他也执意娓娓道来：“阿就，车子就突然翻了，我就跟着翻了，然后就昏了。”说完，他又昏了。
好吧，若说有人不讲话会闷死，我只能拜托：来点新鲜的。语言窒碍思考，废话连篇导致脑袋一锅子焦油。大部分时候，政治名嘴尚未开讲，我们已经猜到他们要说什么，因为这批人除了意识形态与个人恩怨以外，少有另类见解；更多时候，娱乐名人尚未启口，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只会插科打诨，耍弄白痴连字游戏。还有，对那些觉得此生没上过电视便枉走一回的“市井小民”，我只能奉劝：不要把嘴巴当作语言绞碎机来用。既然上了镜头，烦请把握良机认真表现，想说就好好说，从丹田出声、从内心发话，别“大舌又爱提”，一径支支吾吾，哼阿耶啦是吧对啊……
写着写着火气不请自来，台湾人果真易怒。宝岛的天候原本四季分明，如今时序倒错，天天都是淡啊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我们可以飞越杜鹃窝吗？至少，二十年前《野火集》的作者认为可以，否则她不会写那些文章，否则她不会错估自己拥有批判的距离，拥有归国知识分子的制高点。如今，距离是我们不可能享有的奢侈。大家同在一个窝里，唯有自欺欺人的蒙混时刻，才有人胆敢胡言自己是“恶水上的大桥”。台湾已成一座危桥，我们就是恶水。
切莫问我答案在哪，我只知，它在疯中飘扬。
期待“新火”相传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马以工
唐朝时，中国的文化到达空前的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对唐文化的了解有限，尤其是唐朝的节日。
唐人很重视的节日是寒食，设定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大约在清明节前一日。这天全长安城的炉灶内都不能有火，人们吃冷粥及冷饼，等到第二天一早，由大明宫内传出薪火，到家家户户的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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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节日，而且非常严厉地执行，寒食日仍起火者，要处以死刑的。
为何薪火相传得到如此的重视？
《野火集》出版二十年了，这确实是不算太短的一段日子，尤其是这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只能用人事全非令人百感交集来形容。当时，报禁尚未解除，三大张的报纸副刊占有一整版。记得有“野火集”刊出当天的报纸，可以多卖好几万份，学生也会将副刊贴在布告板上，或影印传阅讨论。现在的一大叠报纸中，副刊的重要性相对减小，学生们对在手机或网络上传“无厘头”简讯的兴趣，远大于传阅好的文章。
二十年前也没有现今社会的分裂现象，虽然挑战威权一贯地是会受到拥有威权者的打压，但社会的公平正义未因文字内容的立场，甚而作者被归类的颜色而扭曲，由当时参与催生者与作者现今的立场已不尽相同，可见一斑。
当异议分子下狱时，是他们人生新里程的开始。当异议分子被迫流放时，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形同缴械。也许龙应台当时有其私人因素，属于自愿离开，其后文笔可能更成熟，理想与视野可能更远大，社会的反应绝对不会与《野火集》等同。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对现今问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与批判者。我们更需要的是，对社会因分裂而扭曲的思路能先予导正的大块文章。这种文章在现今媒体政治性谈话节目充斥，导致社会更分裂更扭曲的大环境中，想要脱颖而出，引起广泛的注意与反省，更是难上加难。
二十年后，我们最盼望与期待的是“新”的火苗，能突然从社会某一个角落蹿出。一把可以让我们净化、可以让我们重生的“新火”，在每一时代、每一个社会，其实无时无刻都会发生。